许章润：中国应深入学习日本现代化转型中择善而从的国家理性
作者：许章润
一、“封建制度建立了近代国家的基础”
晚近三百年的全球现代转型，在法政层面，其宗旨，其任务，不外“建设现代国家”。其间约分两层，而第次伸展提澌。一是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实现从朝代国家、封建国家或者部落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搭起一个“民族国家—文明立国”的框架，并以此作为基本文化和政治单元，组构出列国笼统于条约和霸权双重辖制之下的世界体系。就实际情形来看，一些国家系帝国崩解或者殖民体系解体的产物，另外一些则如美利坚，平地起高楼，在一个原本不存在国家的时空建国，还有一些经由“统一”，如德意志，在语言-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拼合出一个政治共同体。二是在此框架基础之上升级换代，建设“民主国家—自由立国”格局，落定于立宪民主的优良政体。尽管具体形态纷呈，但实质在于让“人民出场”，奠立其国家主权者位格，从而以立宪民主当轴，支撑起文明共同体的政治大厦，而组构出完整国族，则一般无二。但凡这两步走完，即意味着国族挺立，现代事业竣工，历史终结。此后若能再进一步，展现“文明国家—文化政治”的建构能力，全看造化，端赖地利天时。当然，此就一般情形而言，具体落实到诸族诸国，其程式，其步骤，则情形各异，成就与境界更且多有差别。
在此，日本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个案，不仅在其迄今为止的成功，而且更在其获致成功的曲折提供了值得记取的教训。大致而言，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常态国家，恃君宪立国，“二战”后的重建复兴是一大转折节点，接续的是所谓“明治事业”或者“明治进程”。其间种种，仿佛奇迹，实则有赖于机缘巧合。表面看来，外力主导，迅捷而稳健，平稳成功出乎意料。而考其内里，实则积蓄张力，历史千回百转，只待皈依正途，上路便会加速。其中得力因素之一，便是现代国家所需之建制化，也是现代事业赖以立脚而腾飞的形制基础，虽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还的军国政策及其战争歧出，却根本依旧，乃至于益发强化，而为战后的转型与建设，预先奠立了强有力基础，随后的一切动作才有了得堪恃立的依托。
不过，说来有趣，日本之为一个国家的建制化基础，不是明治的产物，而早已奠立于德川幕府时代。在此时代，“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有了通用的语言”。 为明治承袭而享用的制度初始条件，正是这封建的余荫，而庇佑新政。的确，在此“和平、停滞与孤立”的德川幕府时代，悠悠二百六十年，经由建制化进程，日本逐渐统合一体，真正成为一个国家，具备了国家的形制，而为后续翻新预为作业。在吉田茂看来，特别是官僚体制与管理人才的作育，为国家兜底，后来明治时代的殖产兴业与大规模现代改革，这才有了这个叫做“国家”的初始条件。故尔，不妨说，还如吉田茂的观察，“封建制度建立了近代国家的基础。” 此亦类如“二战”后德国的迅速复兴，有赖此前源自“1871”的官僚体系与人才积蓄，只待国家转向，立马用如利器。在此，另一面言，其与现代社会及其资本势力孕育于封建母体而又打破这个母体方能脱颖而出的西欧现代进程，尤其是英法历史，倒有几分相像，而与中美迥异。
不过，尚需指出的是，较诸中德两国，逮至“二战”之际，日本不仅如吉田茂所言，“历史上从来没有遭受过外族的入侵，是个金瓯无缺的国家。” 而且，纵便战后虽有一段盟军占领时期，更为美国居高临下所主导，但却免于德式国土分裂及其两国两制，也不存在中式持续的内战状态。中国自1949年以还，交战双方恃海僵持，而形同两国两制。尤有甚者，随着冷战深入，战后美国托管的琉球诸岛，其行政权居然让渡给日本，而实则为日本接管，再度成为日本国土的统一整体，经由语言、政制与经济纽带，与日本诸岛早已一体化。更有美国重兵驻守，仿佛“固若金汤”。这便使得作为日本现代立国的国家这个大框架，始终未曾失落或者重组，毋宁，一直存续维持着。而且，做大坐实，而为在此之上奠立政制，施展政治，提供了基础平台。就此而言，日本幸运之至，得力获利于冷战，也是不可复制的。
上述吉田茂的话，写于1967年。彼时日本已然实现战后经济腾飞，重新接纳于欧美，而国势远超于东亚诸邦，重回世界翘楚阵列。故而，心气余裕，底气充足，而又心平气和，这才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于披郤导窾中瞻前顾后。甚而现身说法，为改变战后日本的世界形象，带有向世界尤其是欧美诸邦做一了结性说明的用意。此公曾经五度出相，时当危难，折冲樽俎，为战后日本复兴厥功至伟，被奉为“日本的丘吉尔”。说是主要旨在向欧美诸邦做一“了结性说明”，就在于此书原稿系为大英百科全书的卷首论文，如本文最后一介标题所示，其为“说明书”与“陈情表”，意在向欧美介绍“日本问题”的来龙去脉，促进世界尤其是欧美对于日本的了解、谅解与和解。故而下笔谨慎中和，也可以说相对客观，于陈述中道出原委，在说明中曲为辩护。从而，过来人说过来事，藉往昔情景再现往昔情境，真切具体，甘苦自知，坦白而又含蓄，不无自省却又绝不自污。当然，涉关枢机，如将战前军政两界的互动以军人擅为一笔带过，则不免多少文过饰非，恐多有非与外人道者也。
话题回到国家形制之于现代事业的基础意义上来。相较而言，建设“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同样依赖于国家形制存续这一初始条件。进而言之，“自由主义以民族国家为时空依托”这一命题，更且排闼而出。有此先在，则无需为犹太式复国或者美国式平地起高楼建国模式煞费苦心。当然，由此而生“争夺江山”的妄念与血腥，则为另一回事。在此，虽然早期兴中会式的“反清复明”于此不甚明了，但后来迅即转向，以共和国号令天下，说明其于民族、国家和政治的异同，特别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分享性质，已有了解，这才导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一政治景象。在此，现代中国启航之际的便利在于，早于秦汉奠立的国家框架，时见分合，却大体维续，终成典范，而构成以政教体系垄断的国家体制，藉考试遴铨文官政制操作，安放于浩瀚疆域之上，并笼统起一方水土，恰为措置一切新政的时空条件与政治基础。踵继者头出头没，兴亡替换，大致都在这一方水土扑腾，所需用功的只是政道与治道的损益，而非如美利坚或者东帝汶一般，非先打出来个国家疆域来再建构上层政体不可。当年美利坚城镇自治发达，是先有社会及其“民情风俗”，生活世界早已奠立，则社稷既在，而国家后立，再于扩张中慢慢底定一个国家边疆，在战争中塑造了国家体制，走的是经由政治缝缀，由“社会”到“国家”的路子。
相较而言，德国的“1789”与“1914”之争，载述的仿佛是“启蒙与救亡”的折冲，内里不过是先要有个国家，然后再解决这是个什么国家的问题，则基础还是在“1871”，那个俾斯麦奠定的大框架。 故而，中经两战之挫，一度搁置的魏玛共和必俟战后接续方始肉身化，而终究伴随着冷战结束修成正果。于是，遂有“1871”与“1990”的两度“统一”。只不过，第一次统一是在“语言—文化共同体”之上架设一个政治共同体，奠定统一的国家形制;第二次统一则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接收和兼并，国家形制未变，而政体和平转型。在此，德意志的苦恼和麻烦在于必先经由折冲樽俎而搞出个统一的国家来，然后再安排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居然需要两度折冲，方始定型。《德国国歌》以“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高于世间所有万物”打头，而以“统一、主权/法权与自由(Einigkeit und Recht und Freiheit)，是我们千秋万代的誓言”来收束，强调“国族”及其“统一”，以此作为核心义项，就在于建国——建设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蔚为德国现代事业的头等大事，而构成了德意志近代历史的核心政治意志。 此事底定，方有余裕考量优良政体，在文化德国的基础之上建设一个自由德国。相较而言，英法两国之为国家的大框架早于封建朝代中完成，则先行一步，乃有余裕。因而，如同“富强、民主与文明”蔚为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与政治意志，源自中国近代积弱积贫，必得经由“冲击—反应”方始腾动这一历史进程。两种修辞，道出的是现代转型的不同进路，只有分别置诸中德近代历史，在此脉络中追本溯源，方能理解。
就此而言，中、法现代情形同样略似，都有祖上传承的江山为凭，不需先有国家，而后再讨论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类美、德难题。毋宁，直接进入现代国家形制建构，或和平易手，或大动干戈。“辛亥”温煦，恰如光荣革命; “1789”暴虐，为此后类似惨烈革命先开一枪，势能既大，影响恶劣。就中法而言，其所为难而一波三折的，是后一命题，也就是建设现代优良政体这一现代国家2.0版本，而涉关国家大框架底定之后现代政体的更新换代问题。因此，其不惟与美德异态，亦与英国有所不同。那边厢，法国的一统事业完成于封建王朝，大革命承继这一疆域，折腾就是了，而且，一直要折腾到第三共和，方始慢慢落定。这边厢，中国转型发生在大清疆域，惟较诸东瀛，其封建存续不过260年，而包括大清在内的华夏帝制一统则绵延两千余载，历经修葺，尾大不掉。愈往后来，愈益衰颓，不仅政制腐败，而且文明腐朽矣。虽说如此，的的确确，承载其腐败与腐朽之水土依存，建制依旧，大框架在那儿，五千年里，因革传承，耸立依然。一切的革命与改良，都在此舞台上演;所有的血腥与温情，均生息于此方水土。辛亥以还的政权更迭，一直到红色中国登场，接手的还是这一国家，而版图反更收缩。只不过，更重要的差别在于，倘若进境于现代国家2.0版本，则这一国家蔚为以同情和自由维系的共和国，构成全体公民奠立于共善基础之上分享的公共家园。否则，则政党绑架政府，政府僭夺政权，而国家是政权的殖民地，人民沦落为殖民地终生手捧暂住证的劳工，如此而已。
故尔，转进一层，近来中美贸易之争硝烟弥漫，傥论“中国过去在这儿，此刻在这儿，将来还会在这儿”。可他们似乎不太明白，它们“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曾经的王朝，所有的皇帝，可都雨打风吹去，渺无踪迹了，遗留的是山河日月与文教风华。换言之，文化传统与文明典范一脉绵延，而政道与治道，却早已多所损益，甚至于地覆天翻。至于肉身也哉，尽归尘土矣。也就因此，建政并非建国，而建国恰需建政，其理甚明，这也是中美历史差异所在，绝不容混淆。则其一切正当性叙事，事关中国之为中国，老中国之为老中国，新中国之为新中国，均当推倒重来矣。毕竟，百年动荡，亿万斯民，无限江山，民国接手于大清，再为红色政体悉数收于囊中，倒腾的是政，而非国也，胡来建国多少周年之梦呓哉!
由此推论，申而言之，未来的中国，固然还会有特定国庆之日，以标定国族，载述文明，凝聚人心，乃至于服务政治，但必非限定于任何政治时间，亦不为任何历史时间所绑架。毋宁，仅在志念亿万斯民生聚作息的共和邦国，而感恩劳生息死、念兹在兹的这一方水土的养育深情。穷则思变，大道通天，则皇天后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二、明治事业的始终
也是在1967年的这篇长文中，吉田茂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捉摸不透的国家，它虽然是东方最优秀的民族，但是自古以来就不能顺应世界大势，或自我孤立，或奉行自命不凡的中华主义，结果走上了一条被孤立的道路。
老人家此言差矣。揆诸历史，巍峨华夏，齐烟九点，坦坦荡荡，明明白白嘛。君不见，近代欧洲势力崛起之前，东亚一统于中华世界，以朝贡、册封或者互市为纽带，构建起现代以前最大的国际体系，就是它在引领“世界大势”嘛!这不，连扶桑亦且裹挟于此大势，联袂蔚为风华，怎有孤立或者被孤立一说。扶桑唐风深植，千年以还，不还以“小中华”自居而啸嚷“日本天职”嘛!要是中国自古以来就“不能顺应世界大势”，则取法唐风的日本岂非误入歧途，而近墨者黑?而且，若依内藤湖南之见，尚有唐宋变革，何况近代大转型之一波三折。凡此种种，以吉田先生之渊厚，不会不知，只不过在此主要写给欧美世界阅读的文献中，当此冷战方酣而世界摇荡之际，为洗脱祖国污名计，竟作此无知陈说，实在可堪讶异者也。若说孤立，1967年时的中国确乎内外交困，内则恶斗正酣，而自绝于外。那时节，适值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冷战形式进行，两大集团围剿地球，中国哪边都靠不上，正处于孤绝时段，后来只好以“三个世界”划分自我解围，力争回旋余地。可那并非常态，亦非固态。这不，就在吉田此文发表十年之后，逶迤辗转，中国重又成为一片开放热土，日资大举涌来。而自兹以还，所作所为，正同于日本战后幡然悔悟之积劳积慧也。
那么，日本在战后都做了些什么呢?还是用吉田先生的话来解释吧。在上引文献中，前首相写道：
日本在战后所取得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日本在明治时代完成的事业的再现，而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它又是日本自明治时代开始的事业的完成。
换言之，明治的事业并未完成，却被拦腰阻遏，急转直下，战后方始重又接续，而终究完成，乃至于更上层楼。至作者写作此文之际，借用近年中国媒体流行的一句话，彼时彼刻，对于明治诸贤而言，“这盛世，如你所愿!”在此，中间奉行军国主义及其对外侵略战争连连，凡五十年，实为歧出，既是取法西洋近代强盛原理的明治式新政所内涵的现代性之野蛮性的歇斯底里，也是对于明治主流政治意志的亵渎和背叛，更是全球战国时代岛国危机感这一根深蒂固民族性借助强盛一步之先机而邪魅外溢。可能正是有鉴于此，作者才会坦言，“明治的国家体制毕竟是用来渡过非常时局的例外体制，无法一成不变地永远延续下去。” 换言之，日本曾经以此误诊处方打理疾患，完成古今之变，却多所歧出于文野之别，而终究病上加病，乃至于一病不起，于东西之变中错乱迷失。此间情形，借用吉田文中引述的1956年日本《经济白皮书》的概述，概莫如次：
所谓近代化(变革)，就是自我改造的过程。改造的手术不经过痛苦是不行的。明治初期，我们的前辈实行了这种手术，总算把落后的农业日本改造成了亚洲先进的工业国家。此后的日本经济没有经历过与此相匹敌的巨大的结构改革。于是人们打算逃避自我改造的痛苦，试图按照自己的条件来改造世界，结果就造成了军事上的膨胀。
这段话理述的是半个多世纪中日本的经济历程，其实，用于政制与政治，亦颇恰切。故尔，战后美国主导的政治改革、制定和平宪法与经济社会发展，等于是“巨大的结构改革”，于回到明治进程中重续明治，而最终完成明治并超越明治，这才有了今日扶桑的这等模样。吉田喟言，此间历程移宫换羽，可以“无可挑剔地称之为不流血的革命”， 而心怀感激，实乃有以然哉，所以然哉。故尔，其之施行同样获得了秉持明治正宗的日人拍掌，而为精英与百姓多所认同。此于吉田先生断言“中国自古”如何仅仅十年后华夏之重新“改革开放”，以“向后倒退向前进”的方式接续前此两波的“改革开放”，重新出发，正相类似。若说区别，则一亿邻居历经波折，早已恪尽目标，而吾国至今尚未臻达终点，有待临门一脚，十四万万人却迟迟未能踢出这要命的一脚，嗟乎!
回应本节前揭吉田先生第一段引文，适需铺陈的一大背景就是，近代日人追求富强，向慕风化，只对高级文明颔首致意，乃至于低头输诚。往昔贞德太子之追慕大唐，近代明治天皇之取法西洋，战后举国之于美帝之俯首帖耳，循沿的均为这一理路，实为日本文明择善而从的优秀品质，也是一种国家理性的精准算计。此间情形，同样恰如吉田先生所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派往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同明治时代的留学生一样，显示出旺盛的求知欲，并取得了优异成绩。他们赞赏美国的活动能力、英国的政治安定、德国“大众汽车”的优良和丹麦农业生产的高效率，他们回忆日本的情况并与之相对照，学习那些日本应该学习的地方。
不宁惟是。在吉田笔下，英美的政治、德国的勤勉与英法的“爱国性战斗意识”， 均为优秀民族特质，千年训育，循时进益，值资效法。故尔，虽然日本精英阶层对于占领当局的所作所为并非全然赞同，但却多所配合，乃至于衷心服膺，就在于扪心自问，还如吉田茂夫子自道，“日本人承认美国与英国总体上都拥有卓越的文化。” 由此而追慕前行，循此而迎头赶上，这才有此后的转危为安，大步流星。也就因此，以当日中国之情形，若令吉田先生心服口服，不啻天方夜谭。纵便今日，虽说华夏经济成就昭彰，但一般国民之行止，特别是政体转型尚未到位，致使日人心中的中国印象，也还依旧处于二等国家行列。此间心理落差与差序格局，介乎文野之别与中日之争中间，大家都心知肚明，无需遮遮掩掩。毋宁，反过来，正为激励因素，有待于吾邦之知耻而后勇也。正是基此思路以往，不难理解，正如本文第四部分将要阐述的，为何日人养育出了一种择善而从的国家理性。
就世界范围的大转型经典案例来看，中国与德日一系分享了这种历史进程“断而后续”的特殊性。就德国而言，“1871”奠定国家形制之后，有待第次成长中更新换代。而不幸搅合于两次“大战”，实为歧出。当此之际，小尺度来看，身处夹缝的魏玛共和只是个过渡阶段。放眼大转型长程，大尺度衡量，则“第三帝国”恰为例外体制。但例外还是常态，若果国家理性蒙尘，而公民理性不彰，一切遂无定说，只能等待战争及其深重苦难来教训当事人，届时再转向回头，重新出发。故而，1945年后的日本是回到明治再出发，德国则回到魏玛、回到俾斯麦，一如“1978”的中国回到“1911”，回到“1945”，甚至于回到“1860”，采取的都是“向后倒退向前进”这一曲折进路。借用上引吉田茂那句明治体制不过是“渡过非常时局的例外体制”这一断言，不妨说，第三帝国是德国“渡过非常时局的例外体制”，一如“1949”体制是中国大转型进程中的一种非常体制，一种过渡政体与临时宪法而已。中国在此过渡之后，迅即重启“改革开放”，则历史脉络在此，远景和愿景在此，预设与预期同样在此。
三、“改革开放”与“日本天职”
说来令人感慨，也正是在这本书所附《随忆录》中，吾人今日得知，早在1955年夏，吉田茂便已两度以“改革开放”措辞，致意于引导督促“红色中国”转型，而为日本未来绸缪，为东亚格局擘画。
是的，“改革开放”，这是他的原话。这不，写于1955年上述文献中的一则文字，就以“引导中共开放”为标题，而关键在于中苏脱轨，方始可能。自中苏两分起步，“将它从苏联共产主义那里剥离”， 再渐至于促使中国“开国”——一个典型的明治式修辞。因此，这则文字的副标题就是“必须要使其脱离与苏联的关系”。 而且，吉田在十二年后写作本书时坚信，“中国民众在本质上存在着和苏联人无法相容之处”，盖因“文化不同，国民性不同，政治情况也不同的中苏两国，最终必将形成互不相容的状态。” 之所以作此考量，就在于吉田深知，近代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组构世界体系，除开“血与火”，所赖为贸易自由与航海自由，自荷兰、西葡两国而至英日各邦，无不如此。所谓自由经济与市场神奇，不止于此，但端赖于此。因而，建构一个包括东亚在内的全球开放市场，对于已然抢占技术与经济高端位置，并因地狭人稠、必须依赖海外市场的日本来说，可谓事关国脉。再者，当其时，冷战方酣，日本毗邻中苏两国，无异于身陷红色包围圈，因而，如何渐令中苏脱钩，以减缓日本压力，遂为长久国策。 后来不仅中苏分道扬镳，而且大打出手，印证了吉田茂的远见。逮至中日建交后七年，中美终于正式建交，整个东亚情势逆转，全球共产集团体力不支，渐趋困顿，而终至崩解，可谓迎来了日本战后最好的国际环境。也就因此，当此冷战正酣之际，吉田茂才会如此信誓旦旦：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引导中共执行开国的方针呢?改革开放不仅有利于中国国民，还是能够为远东的开发以及世界经济做出贡献的最好的政策。要晓之以理，并进行善导。……只有东南亚得到开发，中共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才能期待我国经济的独立和发展。
吾人今日势必要问：当其时，以日本区区之力，小马拉大车，竟能扭转中苏大势?还有，除开地缘政治与货殖经济考量，是否还有其他因素促发推导日人作此长远政策布局?是的，答案是肯定的。不仅日人相信具此扭转之力，要在合纵连横，而且，其文化心理深层仿佛以此为必须担负的职责。由此，这便不能不说到“日本天职”这一概念了。
在“‘中国问题’与‘日本天职’”一文中，笔者曾以内藤湖南氏为例，对此做过初浅说明。 要言之，至少自丰臣秀吉以还，日人精英文化政治心理深层，便升腾藏匿着踏波开拓华夏之梦，表明大一统帝国文明输送东洋后对其文化心理的冲击形塑，至深至巨，不料反噬来得如此猛烈。逮至晚近中日国力逆转，为寻找侵略藉口，乃以“文明中心移位”等文饰，广泛坚信“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的利害关系”， 演化出日本负有开拓华夏及东亚之责这一“日本天职论”。在此历经三世纪逐渐形成的理念中，日人自负甚高，终至狂妄自戕，已如历史演示。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纵便如此，吉田茂有关“引导中共执行开国的方针”这一理路，却依然不脱此辙。在他看来，“能够引导中共进行开国的，除了同文同种的我国国民的力量以外，别无他法。” 换言之，“同文同种”蔚为有利条件，而来自历史与地理的双重渊源，形成日本及其国民与中国“关系最深”这一天然机缘，使得他相信，“推动这个政策的实行应该是有可能的。”
不宁惟是。其间更大原因在于日本战后迅速复兴所形成的巨大影响力，以及日本作为现代化过来人所天然享有的样板意义。吉田茂这样说，夫子自道，并非盲目自信，而有坚实数据支撑。的确，在作者撰写《随忆录》的1950年代中期，如其所言，日本不仅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而且，“至少在亚洲，日本是唯一的工业国和产业国”，置此世界体系及其东亚世界，自当负起相应职责。
战后独立的亚洲各国在经济、文化方面，原先都没有足够的经验，还有很多地方至今尚未实现独立。最终结果还是要由日本来帮助他们。如果日本不伸出援助之手，亚洲的兴起和未来就难以期待，这似乎已成为今日的定论。
十二年后，在上文提及的傥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捉摸不透的国家”这段文字中，作者再次提示日本“必须拥有引导其(中国)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胸怀”，并进而论及日本人的“使命感”，畅言日本原本就有的“冒险精神”，而以鼓励日本国民“拥有梦想，并到广阔的世界中去寻求舞台”为全文作结。 就此不妨说，战后立基于世界体系论的大国职责论与战前的“日本天职论”，于此多所混溶，自是信心恢复的表征，但因其中回荡着往昔“天职论”的鸣响，今天读来，还是不能不引发出某些联想。前文转述吉田茂有关自由贸易的看法，曾有“除开‘血与火’”一句，此非吉田所言，乃为笔者的补论，就在于将吉田不便明言，而实际曾有的真实历史面相抖露出来，以说明实际进程本身之复杂诡谲，所谓贸易自由与航海自由的背后总是潜伏着实力的较量。其于建构现代世界体系的真实有效性，一如贸易自由和航海自由架设起现代世界一般真实无欺。而这就是国家理性，也是所谓现代国族的政治成熟。
四、择善而从的国家理性
战后日本面临的一大问题，也是明治时代早就触及而几经歧出的，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与世界”的关系。“开国”与“攘夷”的对立，不过为其早期形态。而后横绝亚太的扩张国策与文官政府的相对守成之间的紧张，并以后者的退缩而告终，才是祸端所在。要说比拟，则晚近出现的“中国与世界”或者“美国与世界”，以及早年的“德国与世界”，略相类似。置身近代，全球一体，权势转移和国势起伏导致新旧势力的诡谲重组，将此难题更加严峻地和盘托出。英国之挑战西班牙与英美权势转移，德俄日之挑战英美，伊斯兰世界的绝望性反击，以及此刻正在上演的中美角力，均将此张力鲜活呈现，而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在此，“世界”的范围表现出不确定性，随历史进程推移而伸缩。以美国为例，自立国之后，“世界”首先第次表现为曾经的宗主国英国与欧洲列强，再延伸至拉美诸国，然后扩展至亚洲。逮至取替老牌大英帝国后，这才经纬全球，世界获得了此在的全部空间意义。至于北美原住民，在欧美基于“拉亚线”与“友好线”意识而划定的文野界限中，存在却无存在性，根本不在“世界”之中。就吉田茂执笔时的日本来看，“世界”首当其冲，而火烧眉毛需要即刻应对的，就是代表这个世界的占领者美国，然后扩展为东亚诸国、欧洲诸邦与共产国家，包括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在此既是邻邦，亦为共产集团的一员，还是一个“自古以来”如何如何的落后国族。在此，面对困局，战后日本汲取教训，服输认怂，而终究择善而从。在大国环伺而波诡云谲的错综格局中，日人以文野之别、价值判别和利益趋归这三大认识为主轴，确定主次轻重，划分中心与边缘的界限，渐次锤炼出不卑不亢而顽强坚韧的现代日本国家理性，也是一种精于算计的世俗政治智慧，终于成功实现和平复兴。
首先，战后日本承接明治思绪，抛弃东西界限，以文野之别定位亲疏。如同吉田茂夫子自道，虽“二战”驳火惨烈，日本却咸认英美为高阶文明之国，仍然值得向化输诚，据此确定日本在世界体系中的基本定位，超越孤悬沧海这一东亚地理空间局限，亲亲而疏疏，远交却近攻。而回头一望，未能铭记前贤战前的警告，选择了亲近得意，却与英美开战的错误路线，等于颠倒了这一文野之别。定位既已错乱，遂将明治事业“毁于一旦”。 本文前揭吉田茂讥评华夏文明“自古以来”如何，通篇随处检讨战前日本国民不幸为爱国热情所误导，加上军部狂躁僭越，以至将日本拖入战火等言论，却不见对于因日本野蛮侵略而遭受最为深重灾难的文化母邦的任何歉疚之言，哪怕只言片语，相反，倒多讥诮讽刺，甚至不无敌意，就在于置其文野之别谱系中，中国既非同一层次，而且，于立国价值分野，亦非同一阵线，遂于不入法眼中而仿佛了无亏心也。早年欧美殖民，于杀戮原住民罪恶以人禽之别和文野之别搪塞，颇有心理治疗与道德休克之效。此刻日人心态，固不可同日而语，但实多相像。
话题回到中日之间，后来两国恢复邦交，乃至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同样基于国势攘让，一切服从于本国利益最大化这一根本考量。其间，特别虑及到了中苏分道扬镳后的东亚局势与中国崛起的未来必然性。当然，中美互动影响风从，一举扭转冷战格局，从而撬动了最后终结冷战的行程，才是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从尊王攘夷到一心效法欧美，到不甘顺从而歧出反抗，再至此回归认同高阶文明之路，日本用自己将近一个世纪的实验，最终确定了现代日本的价值趋归，展示了近代全球体系中现代文明成长的一般性。
此处所谓“文明成长的一般性”，就是说，为此必须亲善世界高阶文明，也就是所谓的主流文明，借由文明由高向低的自然流向来充实提澌自身，作育自家的文化，并于渐臻佳境后输出反哺。此非惟近世历史所揭示，实为“自古以来”文明发展与文化作育的一般性，而早已昭彰再再。对于吉田而言，凡此认知定位，可谓涉关日本如何安身立命于现代世界之大端。而在吉田看来，“自古以来”，日人恰恰具有“主动吸收外国文明的精神”这一“传统性格”。 故而，经由一切手段，经济的、文化的与政治的，促进日本国民对于国外文化的了解融通，不惟功在文化融贯，而且有益于邦交，助力于国家间政治，也就是在为日本存身世界创造国民条件。
否则，如吉田所言：
一个在文化上处于世界边远地区的国家，非常容易发生思想偏狭或毫无根据的乖僻猜疑，并滋生狂躁的爱国心和傲慢心理。
上述吉田之语，虽是大白话，却为不易之理。而之所以从作为政治家的吉田口中说出，令人感怀，就在于此话写于战后第十个年头，是全程经历过曾经膨胀过度而终究战败之国的政治家的痛定思痛之言。吉田本人曾经长期出使，遍历欧美，知己知彼，这一身心经历在执政后终于内化成型为开放宽容的文明观，于日本与世界，均可谓善莫大焉。当然，此处所谓“国外文化”，依旧首先而主要的是“高阶文明”，然后才是其他值得了解的文化。日人近世开国后不遗余力译介欧美文化，出洋留学，乃至于巨资收购西洋艺术藏品，有以然哉，所以然哉。而近年新生代多不愿出洋深造，不仅在于日本顶级大学已然蔚为世界一流，仿佛无需再舍近求远，而且，还似乎因为优裕日久，生计无愁，则危难已远，安享目前，乃锐志不再也。
其次，面对壁垒森严的世界，以价值判别决定政治趋避，旗帜鲜明地归附于自由世界。当其时，“这个世界”历经重组，主要特征表现为“自由国家群与共产国家群”两分，也就是惯常所说的“自由世界”与“极权国家”的对垒。 两大集团的冷战，在长达四十多年里决定了战后世界的根本走向。亿万人的生死悲欣，遂命悬一线。日本夹处其间，危如累卵，究竟是保持中立，还是毅然决然趋归英美主导的“自由国家群”，国内舆论并不一致。其间既有左翼思潮嚣嚷，亦有关于立国之地缘利害考量。特别是随着苏俄成长，日本国内的共产思潮似乎蠢蠢欲动。 面对此情此景，吉田认为，防范共产渗透，阻止左翼搅局，切切不可掉以轻心，否则必酿大祸。在《随忆录》中，对此着墨颇多，反复陈述，可见作者于此之焦虑。至于所谓“中立论者”，在吉田看来，显然缺乏“知识观念”， 亦无“世界性外交意识与判断能力”。 两边讨好，看似乖巧，实则不仅可能招致两方都不信任，而且，置此冷酷国际关系，无切实国防与同盟互恃，以日本区位之恶劣与国力之单薄，虽有经济财富自恃，实则连自保亦难。吉田并举比利时为例告诫国民，“以中立来维持国家独立的比利时，每一次的大战，第一个被侵略的就是它”， 教训不可谓不痛。故而，吉田痛陈，“仅仅凭中立或者不可侵条约来守卫国家的想法只是理想家做的美梦。” 问题在于，置身“忘战必忧，好战必亡”两端，恰需拿捏分寸，而过犹不及。因而，吉田于此一再提示，展现的不仅是戒慎戒惧的现实主义政治意识，同时，等于以清明的政治家心智锤炼着日本战后的和平国家理性。
也就因此，吉田坚决主张以日美邦交和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根本原则”， 切不要受利益诱惑，而轻易调整外交格局，“把过多的希望寄托在和共产圈的贸易上”。 毋宁，必须确保日本不受共产蛊惑，严防国内的共产行动。在此，吉田的药方是取法英美发展经济一途，认为美国的“经济景气让共产党的活动无法进行”，故而，日本“最好的方法也是和英美一样招徕经济景气”。 今日回头一望，日本历史上曾有红色势力嚣然，影响及于华夏，幸有吉田茂这类政治家警醒，保证了日本循沿自由国家路线一路前行，而国幸何载，民幸何哉。就此而言，坊传吉田茂获誉“日本的丘吉尔”，所言不得谓无据。大转型关口，危难时节，殆有豪杰挺身而出，庶几大厦扶正，横竖迷航知返，早为历史佐证多多，不由令人为英雄与时势之纠结而浮想联翩者也。
吉田茂之所以如此强调基于政治价值的“选边站”，根本还是在于共产国家所昭示的极权政治的残暴，等于敲响了世纪警钟。此于吉田对于中苏的评论而昭然。例如，说到当日的中国，除开前文引述的，尚有写于1955年的这样的批评：
中共近年之所以不被自由各国接纳，就是因为它无视条约、懈怠履行国际间的义务，扣押他国人员或以间谍的罪名处刑等一系列的行为受到了各国的强烈反对。
对于其他共产国家，如东德，吉田指认其政府“完全不为提高人民生活和发展经济着想”，导致百姓大量逃离，蜂拥西德。 至于共产老巢的苏俄，在吉田眼中，“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 并感喟当年日本战败后“如果是由苏联作为占领的主力，战败之上另外再加一层悲惨的状况是不难想象的。” 这也就是为何战败之际，著名的“近卫奏折”主张受降于英美，而抵制苏俄的原因。其间一大因素就是，英美不会改变“日本国体”，但较此更为严峻的考量是不要因为战败而引发共产革命。 否则，赤祸降临，则屋漏偏逢连夜雨，灾难伊于胡底。相较而言，确如事实早已表明的，也是吉田由衷感佩的是，“美军不仅是作为胜利者，更是作为改革者，为推进日本的‘非军事化’而进驻日本”，并成功地进行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
再次，面对政经利益错综纠结的世界与日本以贸易立国这一根本现实，以利益趋导，分别应对，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在此，吉田的基本思路是，除开欧美的商贸往来外，坚拒苏俄的任何贸易诱惑，逐渐“引导”中国“开国”，再建立商贸往来。吉田展望，一旦中国和亚洲其他区域进入世界贸易体系，“毫无疑问，世界经济将会迎来巨大的飞跃。” 同时，抓紧开拓世界市场，尤其是东南亚市场。在此，吉田认为日本应当负起亚洲的责任，没有东南亚的经济成长，不仅政治上缺乏稳定，而且，也无法展开基于消费能力的大规模贸易。后来随着亚洲的经济成长，特别是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启航，日资大举进入中国，实现了技术-资本与市场-劳力的有效对接，的的确确，迎来了在所谓“双赢”基础上的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腾飞，塑造出一个愈益呈现取替大西洋文明时代之势的亚太时代，更进一步发展成为今日之印太战略大格局，则经济牵连于政治，政治反过来发力于世界格局中的权势转移，自是昭昭在目。
而一言以蔽之，综理吉田茂的前后论述，无论是文野判别还是政治选择，以及关于贸易与市场的考量，不难看出，其之所思所虑，一切旨在维护日本的和平生聚，着力于提澌国民生计。就此而言，可谓接续并修正了了明治正义，道出的是战后较为安心地做个和平常态国家的本心本愿。
五、说明书与陈情表
走笔至此，不难看出，日本的战后重建在形制上受控于占领当局的擘画，内在理路上则更多地从历史汲取精神力量。若说明治事业主要取法西洋，走的是“脱亚入欧”的路子，亦且出现过类似“迁责弑父情结”式的文化纠结与精神错乱， 则战后复兴除开接续明治正脉外，不能不从历史与文化精神中找寻支撑。满目疮痍，超愈半个世纪的生聚毁于一旦，四顾彷徨，何处立脚，是当日扶桑朝野的困境及其心理创伤。正是在此，如吉田茂笔下所述，抛开外在因素，举凡日人屡遭灾难而后起步的历史记忆所培育的坚忍性格，儒家伦理熏陶的勤俭积蓄家风与服从协调的人格特质，认输向善的国民性和吸收外来文明的开放胸襟，凡此种种，实为历史赐予日人的精神财富，而于战争废墟中积蓄心力，并终于开花结果。其实，但凡稍有文明积淀之族，每遇困顿，必于回溯既往中寻绎对策，而于重温故事里砥砺心志，提澌心力。更何况文明积蕴深厚之国，其情其形，更且如此。吾国近代遭遇西力东渐，几乎屡战屡败，进至于自信全失，却于西潮汹涌之际屡现所谓“传统文化热”，也真的推动了对于中国传统的批判性解析，更且深溯至枢纽时代乃至前枢纽时代，于历史纵深找寻精神资源，其心态，其进路，其作派，同出一辙。其实，放眼各大枢纽文明的近代转型与亚非诸族取法欧美的近世变革，无不如此，则历史还是历史，塑造了人性，从而，历史性就是人性，更是人性面对变局之际最为深厚的心智资源。
其次，放眼世界体系寻找国家定位，在国际格局中确定日本的进退出处，是贯穿一个半世纪日本大转型历史进程中最为明智慧达之处。而中间歧出的一段，特别是侵略华夏，与老美开战，效法西洋列强，希图帝国梦圆，恰恰在于丧失方位感，不明白自家的分量，以至于功败垂成，金瓯玉碎。故而，战后以文野之别、价值判断与利益趋避为纲，拿捏分寸，分辨亲疏，定夺取舍，实为此种洞察力与现实感的回归。据说今天日本愿以二等强国身份，于中美之间折冲樽俎，在印太格局里左右逢源，确保国族利益，同为此种洞察力与现实感的表现。看似柔弱，每多周旋，不避迂回，而实则刚健。两相比对，时移势易，今日华夏国力升腾，但面临内政转型不进则退，而外部中西之争烽火重燃，火焰愈炽，则何去何从，同样亟需置身世界体系审视，在“古今中西”的大格局中，审慎措置，小心应对矣。
再次，也就因此，除开歧出一段，日人自明治以后的历史表明，当日操盘者深具世界文明史意识，展现了一种向化输成以自励而后成的文明史观，也是一种平实的历史进化论。实际上，从德川末年至明治初期的“和魂洋才”而进至全盘西化，日人一路走来，终究融合现代与传统，弄出个日式风华，蔚为典范，就在于其间理路，回环曲折，一如战后吉田茂回视所述：
即便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文明不成问题，但要引进构成其文明基础的政治体制、文化以及思想方法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这种所谓的价值体系，如果不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依靠国民自身力量形成的话，是无法被人们接纳为真正的道德基础的。
此处关键是舶来“价值体系”转化为“道德基础”，必经漫长调适过程，积淀而为奠立于文野之别的价值认同，熔铸于日常伦理，方能行稳致远。吉田茂以土地改革为例指出，这解释了为何战后进行的诸项改革中，“最终能在日本落定生根的都是原先在日本国内就有某些基础的改革。而原先没有基础的并且不适合日本国情的改革，在日本恢复独立以后似乎都被做了修改。” 不过，“国情”并非一成不变，则情势流转，体制因应生变，当也顺理成章。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这位吉田先生，于书中三度提及“岛国劣根性”，而更有深意存焉，则又另当别论，外人不遑置喙矣。
顺说一句，正是在此文明史观引领下，尤有甚者，不幸中之万幸的是，日本虽有共产思潮出没，却终究未曾为其所裹挟，而能持守君宪民主政体以为根本国体，一以贯之。据吉田茂此书所述，日本高层在战争结束之际最为担忧的便是共产革命乘隙横绝，更担忧苏联占领后生民涂炭，故而速降美国，终至于在美军占领当局主导下和平改革，堪为不幸中之万幸。吉田茂声言日人对于美军占领当局毫无怨恨，对于“麦帅”更且深怀感戴，缘由在此，而契机生焉。不仅是日本的生机，也是日美双方的转机。此与华夏不幸为共产狂潮颠覆，终至生民涂炭，两相比堪，更加凸显。
最后，说一千道一万，回归常识伦理，保持清醒的世俗理性和政治现实主义，揭橥了日本近代转型的政治心智和一般民众心理。即如作者于“自序”中之夫子自道，“洞察力”、“历史感”、“想象力”与“冒险犯难的勇气”，当然还有精算理性，是明治事业所秉具与战后日本努力锻炼的政治理性。凡此种种，影响及于政商学民，如吉田茂所述，保证了日本“在国际政治的惊涛骇浪中还是机智地把握住了方向。” 就此而言，吉田这部向世界陈述日本的“说明书”，也是向本国民众宣谕的“陈情表”，呈现的实为一部择善而从的国族转型心史也。
2018年12月17日定稿于清华无斋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原题《日本国族转型心史——从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看中日转型进路与现代日本的国家理性》，原刊《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19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