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中国为何走不出文革的阴影
作者：郭良平（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今年（本文首发于2016年06月11日——编者注）5月16日是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从90年代起，”毛泽东热”就不时成为中国政治风景线的一部分，但从未成为主流。薄熙来在重庆搞得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也只是一个局部的现象。而今年来势汹汹的文革回潮，却给人以前所未有的真实感。
新年伊始，围绕着文革50周年祭的争斗就暗潮涌动。从年初有人推动文革式的个人崇拜，到如火如荼的所谓”十日文革”，到周年前左派的纪念活动（包括人民大会堂的红歌会），再到5月19日社科座谈会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等。左边一片欢呼，右边莫名慌恐，充分暴露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分裂症。
文革的理念，文革的灾难。一个仍激励着一些人为不平而鸣，一个则勾起另一些人最可怕的梦魇，但两者通常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意识形态阵营。社会的分化使文革的幽灵得以继续在中国上空游荡，影响中国政治的走向。要摆脱这种左右对立的内耗状况，不被它伤了元气、毁掉中国梦，就必须深刻反省和彻底清算文革。
马克思主义不是洪水猛兽，并不可怕。西方资本主义近些年暴露出来的问题似乎又赋予它现实意义。世界各地都在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近四十年来成就辉煌的中国共产党想重整、重振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顺乎情理，而且马克思主义也确实有巨大潜力。但回归文革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文革回潮的社会基础是对腐败的不满，对权力的傲慢、对财富不均和社会不公的愤怒。这也正是文革当初的诉求。从毛左看来，现在是资本主义复辟，所谓”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种观点不仅在老百姓中有市场，有同感的党员干部也大有人在，包括周永康和薄熙来，也包括一些在文革中吃尽苦头的老干部。现实状况和他们接受的共产主义教育相差太大，在他们的脑子里也只有毛的文革理论能解释这一切。换言之，文革复燃的社会条件和思想基础都存在。
文革唤起了人们对那腥风血雨、红色恐怖年代的回忆。那是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的日子，是做人毫无尊严的日子，是打、砸、抢和愚昧横行的日子。十年动乱释放了人性中的恶，让丑恶的行为肆虐无忌，甚至连传统道德中的”人命关天”也不再有效。酷刑和虐杀在阶级斗争理论下，成为合理、合法和正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人道主义被斥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然而，无人道的行为祸及的却是所有的人，无论他属于什么阶级；用阶级性抹杀人性是导致惨剧的最主要原因。
重新陷入文革的逻辑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成功地运用阶级斗争来夺取了政权。但这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摧毁一个庞大的，有几千年根基的旧制度；非有大规模的、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则不可能实现。中共以前的革命者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不会利用阶级斗争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毛泽东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力量之源。但是摧毁一个旧世界和建设一个新世界是两回事，毛却用同样的方法——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去建设新中国，结果是一败涂地。
文革式阶级斗争的特点是以敌我划线，把战争时期的逻辑用于和平时期，把可以用和平手段调解的利益冲突用暴力来解决，用阶级性来否定人类的共性和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根据继续革命理论，一个人的思想和情操决定了他的阶级属性。这个主观标准很容易被其他动机（如权力斗争，个人爱憎和人际关系的冲突等）操纵。今天你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明天就可能沦为资产阶级的野心家和代言人。没有任何客观标准的阶级斗争搞得人人自危。当刘少奇面对批斗他的红卫兵，手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维护他”宪法赋予的权利”时，他是否想到数年前他批斗彭德怀时，彭也有宪法赋予的权利？
将同志往死里整，然后发现自己被其他同志往死里整，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悲剧的始作俑者，这正是文革的可怕之处。它像一架绞肉机，每一个被绞的人又都是这个机器的一部分，也在绞别人。人们之所以沦为害人的害己者，是因为不承认共同的人性、人权和人的尊严，而是用阶级性 来取代之，用阶级斗争来破坏之。当他们无情地剥夺他人的尊严时，也同时抛弃了自己的人性，这才是文革最根本的教训。
然而，中共对文革的反省并不包括这个教训。1981年关于文革的正式决议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却没有提用什么来协调阶级关系，解决阶级矛盾，也不知道怎么对待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石的阶级理论。80年代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明显带有阶级斗争的惯性。当前一些领导人对文革持暧昧态度，是因为面对与文革类似的诉求时，他们只熟悉文革的理念，因而重新陷入文革的逻辑。这都是文革没有彻底清算的表现。
超越文革之道
推翻一个旧世界可以依靠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而建设一个新世界则需要社会的和谐。从根本上来说，阶级分化也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企业家和工人是对立的统一。我们不仅要承认他们利益上的冲突，也要看到他们共处于同一生产过程的共同体中。暴力革命破坏了这个共同体，从而也破坏了生产力。事实上，马克思晚年修正了他早年的激进立场，赞同通过议会斗争来为工人争取权利，因为议会政治已趋成熟。以后的历史也证明，和平的政治参与为工人阶级争得了实质利益。
然而，这种政治参与的前提是尊重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承认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建设和谐社会靠的是发掘和光大人性中的善；缩小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靠的是政策和制度建设，在更深层次上是靠人的良知和建立在其上的公平、公正和博爱的共识，而不是靠阶级剥夺。
中国现行的宪法保护私有财产，承认合法的资本收入。这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但也因此产生了一大批有产阶级。根据”继续革命”的理论，他们都是剥削者，都在被打倒之列，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先进生产力的化身。
根据”三个代表”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也代表他们，而且中共党员在他们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在人口中的比例。改革开放后的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决定了中共不能是任何阶级的政党，只能是一个开放的党，而且不仅仅是在组织上开放，必须在思想上也开放。它应该成为阶级利益和矛盾的调解者和仲裁者，通过中立来做到公正，只有这样才可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反之，煽动阶级斗争，将人性中的恶释放出来，这对任何阶级都是灾难。
现代社会有足够的政策、制度、资源和技术手段来调解阶级关系和财富分配。尤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可以更少受到金钱政治和选举做秀的干扰。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优越性是西式民主政治短期内无法达到的。无论政治形势如何发展，只要在公平正义的前提下，每个人（不分阶级）的生命，财产，人身自由和其他权利能够得到可靠的保障，这个社会就坏不到哪儿去；它就能保得住良知，留得住人才，使财富不致外流，就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经得起危机和灾难。这就要求建设法治，用法律来保障人权。
相反，如果没有真正的，可靠的人权保障，没有人道主义高于一切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共识；任何人，无论如何富有，无论怎样位高权重，无论有多成功，都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资本外逃和人才外流就会是常态。如今中国大国崛起，国力蒸蒸日上，而社会的佼佼者，如成功的企业家，政府官员，著名学者，艺术家等却纷纷将财产转移到国外，将子女和配偶移民到西方，为自己备下退路。他们在乘风破浪中不是满怀信心地憧憬未来，倒像处于巨轮将沉，船长下了弃船令后的光景。
但有一种标志性的”文革思维”在阻碍着对文革的清算，它也是文革复燃最捷便的途径。这就是与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的”超级敌我意识”。近年来，这种思想方法日益盛行，严重妨碍对许多问题的理性思考。在对外关系上，它和西方的”冷战思维”异曲同工。西方世界成了”敌对势力”的代名词，文革中盛行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和”和平演变阴谋”又进入官方的主流话语，普世价值也成了洪水猛兽；到处是阴谋，到处是敌对势力。这种滥化的敌我意识是文革的余毒，它导致封闭思维，把中国拉回文革的道路。
毛泽东后的领导集体否定文革，主要是因为它的”打、砸、抢”，”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和大量的非人性、反人道的暴行。但这些都是后果，不是原因。文革浩劫的真正原因是以敌我划界、用阶级性抹杀人性。只有清算这种思想方法和它后边的理论基础，并为文革式的诉求找到全新的解决方式，中国才有可能真正超越文革、为政治发展开辟新天地。
来源：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