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国际软实力竞争 中国需要迎头赶上
作者：王逸舟
今天的世界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西方一方面非常乏力，但它仍然在国际公共产品制定、国际规则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虽然有人口红利，并且在经济贸易方面有巨大的后发优势，但在国际规则、国际制度方面仍有很多不足，处在话语权制定的劣势，这是我们今天认识世界特别需要重视的方面。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游客出发地，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是一个迅速富裕大国，老百姓从过去在本土玩，现在开始到世界各地去观光，这是好现象。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些不足，比如很多人旅游回来以后，谈论最多的是到了什么地方、吃了什么、玩了什么，有些人甚至骄傲地宣称，“纽约地铁比北京地铁脏多了，巴黎就那么回事，所谓的发达国家，我看根本没有我们政府有钱”。这种想法催生出一个问题：那还有什么好学的，我们在当今世界上已经领先了，该输出模式了……作为国际关系研究者，这些自大心态恰恰是让我最为担心的。整体上看，中国现在有优势也有劣势，我们的软实力仍需要大幅度提升，我们在国际规则、国际公共产品方面仍然是一个新手。有些西方国家虽然财政收入不如我们，市场抢占能力似乎有所下降，但是它们在国际规则话语权上仍然具有巨大的领先优势。
什么叫国际规则？什么叫国际制度？我举个例子说明。比如在全球的高边疆领域如何安排各种制度。再比如英语跟汉语相比仍是一种更具有全球性的语言，虽然中国有十几亿人讲汉语，但大多数的国际规则都是用英语或法语书写出来的。纽约、巴黎、日内瓦、维也纳等地的奢侈品商店不一定比我们多，城市地铁不一定比我们新，但是这些地方输出的国际公务员比我们多得多，在这些地方发布的国际制度、国际公约比我们多得多，在这些地方所讨论的重大国际危机的解决方案比我们多得多。这就是差距。
不久前，北京的一个朋友说，现在北京一些重要单位等迁往通州，那边正在建北京市的新城，北京作为全球大都市，在规划上更多的还是硬件安排，比方说城市的路网、各种各样的电力、各种各样的功能设施，唯独缺的就是有多少是留给国际组织进驻的。北京市作为中国的首都，在全球主要都市中的国际话语权、国际方案、国际公约能够提供多少呢，又有多少北京市的干部能够到国际组织去任职呢？很多耳熟能详的国际公约，如《巴黎气候协定》《京都议定书》《维也纳公约》《日内瓦公约》《奥斯陆和平进程》，这些在国际政治中耳熟能详、盛名鼎鼎的大城市，以城市名推出的制度比北京要多得多。
如果从国际制度制定、从国际组织的入驻水平、从国际话语权来看，我们的一线城市竞争力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软实力是远远不够的，未来我们既要加大经济投入，又要增加这方面的干部人力资源培养。
在全球科学技术发明、重大知识产权的缔造领域，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的方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最好的大学，每年的收入、校务捐助都是非常大的。国际上的一流高校除少数美国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之外，如果从资本、从人的数量、从学校财政而言，中国这些高校都是领先的。但实事求是说，北大也好，清华也好，要真正成为国际一流大学还要几十年。哈佛大学培养了上百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北京大学只培养出一位屠呦呦，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二战结束70多年来，美国获得 70%左右的诺贝尔科技奖， 这说明大学不光要有钱，它更多地需要有新的知识、新的发现、新的前沿课程。我们软实力差距远远大于我们在硬实力上的差距。中国在核武器、高铁、公共建设等硬指标上已经迎头赶上，但在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国际话语权上还差得很远，所以我想对那些从国外回来觉得没什么好学习的朋友提醒一句，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要学习的。
在全球国际组织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影响力，比如全球难民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濒危物种的保护、全球核扩散，我们能拿出多少现成方案？现在海洋成为大国角逐的“中原”，全球150多个国家争先恐后向海洋出发，海洋的运输、海洋的科考、海洋的资源、海洋的竞争已经展开角逐，海洋军事冲突在未来会越来越加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提出方案？中国在南海、东海、黄海建造了大型基地，有更大的船队，有三沙市、三沙警备区，这是国内的安排，但在全球海洋国际关系、海洋制度领域中，中国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制定规则、能够让全球跟进的水平。西方从硬实力来看是在衰败、在下降，但是它在国际规则话语权方面仍然相当有优势。中国在物质领域、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在软实力、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千万不能够过于自满。
最近我在做一项研究，在全球大国和一些主要国家的国际排名中看一看中国处在什么位置。我的发现是这样的，中国在某些领域相当抢眼、排名靠前，比如在粮食安全方面，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全球倒数几位，到目前在被调查的 110多个国家中居第40位左右。20世纪70 年代后期，中国粮食危机非常严重，当时号称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产值连全球的1.5%都不到，也可以说是用“不到 1.5%的蛋糕”养活全球 22%的中国人口，那个时候中国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人都得节衣缩食，粮油凭票供应。“文革”后期我下放到农村，感觉没有吃饱过。有一年春节前夕从农村回城探家，父母亲带我去餐馆吃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餐馆里面讨饭的人竟有那么多。
中国在过去几年消除了5亿多贫困人口，60%以上的人吃不饱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这是最大的进步。近年来，中国的维和经费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这是中国自身发展的优势，是我们最漂亮的成绩单。
从社会性别平等方面看，中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强调男女平等，女性曾经特别不平等的地位得到了改善。当然今天还有很多隐性的歧视妇女现象，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属于性别平等指数改善非常快的国家，在近160个被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已经进入了前40位，居于第36、37位。中国的治理效率在全球成效显著。什么叫治理效率？就是在城市面貌、环境改善等领域，只要中央有号令，只要各级政府动起来，效率之快是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完全无法比拟的，全球排名靠前。但是研究也表明，我们有很多领域成就居中甚至落后乃至垫底，而我们的媒体、研讨会，谈成就比较多，不足却谈得很少，我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学者，更多的是希望看到我们有什么不足。如果我们干部出去考察一圈，回来说中国最好，国外没什么可学的，中国的进步就停止了。
我最近研究各种各样国际排名的指标，觉得还是有很大问题的，如在各种证照的办理方面，中国的官僚主义，中国的低效率，中国所盖的章之多，在被调查的190多个国家中处在第177位。普通老百姓办照之苦、公章之多虽然有所改进，但中国在这方面仍是全球公认比较差的。
再比如法治排名，我们经常讲中国要依法治国，特别近年强调宪法，强调法律，强调各级法院的作用，虽然中央这么号召，但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的法治还有很大改进的余地，在全球200多个行为体、国家或者地区排名中，我们现在约在第110位左右。
从性别平等看，中国性别平等比过去有很大改进，但跟北欧相比还是差得很远，在北欧，女性的成就、女性官员比例之高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当然也有文化差别，有历史原因。
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还有很多有待完善之处，在有关新闻、出版、写作、言论等方面的自由度、适宜度方面，中国也是相对比较靠后的。另外，中国的助人指数低，这出乎我的预料。什么叫助人指数？就是愿意帮助那些跟你素不相识的人，在他有困难或危难之时出手相助。按道理讲，中国作为文明之邦、文化古国，过去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曾经令世界敬仰。但是目前在全球被调查的140个国家和行为体中，中国是最后一位。当然这个调查数据是不是完全可靠，是不是完全充分，可以讨论，在志愿者所花费的时间投入指数方面，中国在140个被调查国家中处于第138位，也是很靠后的。中国人现在赚钱很多，但是做志愿者的人少了，这点要好好反思。
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中国对非洲一些国家提供援助时，我们的领导人特别强调，一定要培养当地的干部，培养人力资本。尼日利亚、苏丹在过去殖民主义时期，西欧国家去拉石油、拉资源，给一点点钱，等到石油等资源用完了就撤走。中国企业进驻后，在购买石油的同时，为当地培养干部、培养技术人才，比如中国在南苏丹、尼日利亚等著名的石油产地，为当地培养了很多干部，帮助他们建立起相关的人力资源，这是我们援助有效性的另外一面。中国越来越多的央企，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按照中央要求给予了更多的援助。但是即便如此，我作为研究者发现相关的这些数据不太容易拿到，如果不是事先听说，我即便到那个国家去也无法掌握这些数据。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研究者能够便捷地获得数据，能够更好地做出比较研究，他们获得资源的方便度比我们高出很多，网络、资料库、政府公开发布的白皮书，企业发布的各种图表、报告、季报，都很容易获取。中国这方面的工作有时即便做了，但透明度仍然不够。
信息透明度不够，与我们走进国际社会的不适应性有一定关系。我们一方面要去抢占市场，另一方面要按照国际惯例执行契约，发布相关报告，同时还要去保护应该保护的一些数据，此外像纳税、生存质量、环境绩效，保护中小投资者、监管的质量等等，其中有些我们做得很不错，有些还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在各种制度性安排、在各种“走出去”的步骤方面，还有哪些环节的缺失，是未来中国在国际格局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现在，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从综合指标来看越来越接近第二大国，或者说已经处在第二大国位置上，中国的 GDP、军费都是第二位。我们在很多领域，如钢铁生产、高铁、投资建设、旅游都是属一属二的，有些乐观的经济学家甚至估计未来5到10年中国好好反思。将全面赶超美国。我觉得要冷静地看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既不能够丧失信心，又不能虚骄之气太盛，把我们的一些差距、把我们需要改进的方面给掩盖住了。
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25年里，中美两个国家发展的轨迹是完全不同的。美国跟中国相比，处于由盛到衰越来越乏力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时，美国人高兴坏了，觉得传统的对手——红色帝国没费一枪一弹就这么瓦解了。兴奋之余，美国认为自己是天下无敌手了，而且 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克林顿总统执政那几年是美国战后发展最快的时期，叫“克林顿盛景”，美国人赚得盆满钵满，但是美国人很快就开始犯错误了，在其顶峰期开始挥着棒子到处教训人，到布什总统时期，美国在中东地区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收拾了本·拉登，推翻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并把他给绞死，推翻了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一系列的强人政权在美国大棒下一个个倒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整个中东地区乱象横生，美国人似乎是打一场胜一场，没有任何军队能够跟美国对抗。但是这个过程也让美国逐渐地陷入了泥潭，美国大量地透支了军费、透支了人力、透支了美国一度有的黄金盛景。近年来美国开始出现了无法持续的局面，因此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要从中东等地撤出，原先那些高调的口号都不喊了，美国新总统特朗普更是直截了当说，我不要什么全球化，也不到别的地方去帮人家做什么事，美国人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美国的战略收缩是其由盛而衰的结果。
中国近25年的发展轨迹与美国刚好相反，25年前的中国可以说是比较困难的，当时中国在国际社会是比较边缘化的，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加速改革的景象，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开始了一个新的崛起期。2008年北京奥运提出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更是彰显出中国崛起的势头。2009年，我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2010年，我国军费成为世界第二，而现在我们的科技投入，我们在全球推进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中国政府掌握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逐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大国。
现在中国仍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但其他国家看到中国这么大的气势，这么多外汇储备，在全球推进“一带一路”，积极地引进技术，引进管理经验，引进资本，并且开始大规模地输出游客，输出各种各样的船队，国民更加自信。这个过程看上去，是中国从一个相对比较孤立的、比较边缘化的、低水平的困难局面，一步步地走向崛起。如果说美国是战略收缩，中国则开始了针对全球的战略出击、战略扩展。这 25年，中美之间发展轨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多国家都谈论中国什么时候取代美国，中国是不是要做新的超级大国的问题。我们作为中国人是很高兴、很自豪的，很多学者认为我们要输出模式，输出中国发展经验，输出中国在联合国的提案。但我想说的是我们要警惕，要小心，越是这个时候越要避免过度的虚骄之气。美国人犯的错误恰恰是在美国发展最好的时间。
大国兴衰的轨迹证明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有周期，没有哪个国家永远只有发展，也没有哪个国家永远只有衰败，所以中国过去讲战略机遇期，现在讲历史机遇期，我觉得领导人其实很清楚的，不可能一百年一千年永远是你的盛景，在历史机遇期如果能抓住自身的不足进行改革，修正自身与世界的差距，才能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影响力以及对外部利益的获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眼界、社会的和谐程度、经济成长及公正性的持续平衡推进、国民的民心向背以及在国际上提供公共产品、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复杂的动态的平衡的过程。而且大国跟中小国家的区别在于，中小国家完全有可能随波逐流，有可能是被裹挟者，经常身不由己。随着国际体系的动荡而飘移，大国像中国、印度、美国、俄罗斯，如果成功了，主要不是外部的出手或机遇，而是它的体制、战略以及领导人的眼界。反过来说，大国的失败跟小国不同，小国哪怕干得再好，领导人再优秀，也有可能身不由己被大国所裹挟，被世界“风浪”所淹没，大国是不可能被外部的风浪所淹没的，大国如果出了问题一定是其内部的体制机制出了问题，一定是战略思维出了问题，一定是这个民族的盲点最终妨碍了国家的崛起。
我们一定要明白真正的输赢在内而不在外，未来中国的崛起，动力主要不在外部，比方说在南海跟美国较劲，或者把钓鱼岛夺回来，或者把周边某个还存在矛盾的地方一举拿下。现在很多人在推着领导人要把这里拿下来，把那个揍一顿，我认为这缺乏理性，我国最重要的还是应该看清全球的趋势，冷静地审视自身的位置，看到长处和不足，一方面继续发挥优势，更重要的是去弥补短板。
在国际上，我们在软实力、国际公共产品、规则的制定等很多领域还有差距，在社会方面也有差距。我们外部的很多问题、差距，恰恰是国内体制机制问题的折射，国人素质不高，在海外旅游中的一些不良表现，实际上还是我们自己发展不足。在未来的世界，中国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改革，取决于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比如贫困问题能不能彻底消除；政治腐败是不是能够根除，能不能从运动式的变成制度性的；从前期重视发展速度、忽略生态环境到现在两者并重如何落实；社会和谐程度、公正程度、透明程度、言论的通畅程度等领域中间的提升、改善，才是中国提升自己世界地位的最重要基石。
来源：《现代国企研究》2018年第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