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苏联共产党历史上的“告密文化”
告密制度是独裁统治下的产物，无论在社会还是党内，它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毒化人际关系，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一个政权不是靠人民基于信任给予的支持，而是靠告密来压制人们的不满和反抗，依靠恐怖手段维持统治，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
作者：郑异凡
告密合法化为“报告”
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问题。
告密有两种。一种是“十月革命”前被招募潜伏党内的沙皇政府密探，最著名的一个名叫罗曼·马林诺夫斯基。此人1906年混人工人运动，曾任工人委员会委员、五金工会理事会书记，1910年被招募为沙皇保安局密探。1912年在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当选中央委员，后又被选为国家杜马代表。他的告密活动给布尔什维克党造成严重损失。布哈林曾经觉察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行为，但列宁不相信，反而指责布哈林轻信流言蜚语，政治上不坚定。“十月革命”后马林诺夫斯基回到俄国，奸细身份败露，被判处枪决。这是向敌人告密的典型例子，这种人卖身投靠，已经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投敌叛变。
另一种告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新现象，即向组织密告周围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在安全机关介入党内斗争，当权者用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方式解决党内意见分歧时，告密者往往成为安全机关的密探。这些人的动机不一，有的是出于爱国爱党，有的是为了邀功请赏向上爬，有的是为了打倒对手，有的是为自保。
上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逐渐激化。列宁生前，党内出现分歧还可以通过争论这种正常的方式解决。列宁患病和退出政坛之后，党内斗争开始走上不正常的道路。得到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与“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
1923年秋，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引发销售危机，国内出现工潮。党内对解决经济问题以至党内民主问题等发生不同意见。
1923年9月俄共召开中央全会，内务人民委员兼格伯乌首脑捷尔任斯基在会上做报告。他提请全会参加者注意，党内生活的停滞、党内存在非法派别集团、任命制取代选举制等已成为一种危险，瓦解党对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这些事实证明党内状况不良。为监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格伯乌早就安排其党员以及了解情况的非党人士充当线人，监视并密报他们的活动。鉴于工潮和党内存在派别活动，他建议责成所有共产党员向格伯乌报告党内的非法派别集团。
“十月革命”后不久，即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它很快获得了非常权力，即逮捕和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处死的生杀大权。这种情况一直延至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初期。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正常经济活动的恢复，契卡的工作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列宁决定改组契卡，削减其权力。1922年初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任务是镇压公开的反革命暴乱，从事反间谍工作，保卫铁路和水路交通线，保卫国家边界等。它有搜查逮捕权，但己无处决权，案件必须移交法院审理判刑。这是把苏维埃国家纳入法制轨道的一项重要措施。
但是这一次，捷尔任斯基却要求把对敌斗争的方法用于党内斗争，要求在党内建立告密制度，这引发托洛茨基的强烈抗议，他坚决反对安全机关介入党内生活。不久，布哈林在10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这只会带来害处。这会被理解为变本加厉的警察制度。我们必须急速转向党内民主。”
在1925年年底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围绕告密问题展开了小小的争论，有人公开支持告密，有人提出异议。
联共(布)十四大召开之前，党内出现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反对斯大林执行的方针政策。十四大上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同“新反对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党的十大曾通过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所以斯大林紧紧抓住派别活动做文章，指责“新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对“新反对派”的许多指控主要依据的是党员列昂诺夫给中央的告密信，他在信中报告了自己同好友列宁格勒省委书记、中央委员扎卢茨基以及其他共产党员的谈话内容。
针对这种告密行为，列宁格勒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巴卡耶夫在发言中指出，党内不允许告密行为，他说，“我对企图在我们党内扎根的那种不健康的道德作风不能泰然处之。我指的是告密行为”，这种告密行为会导致党员互不信任，相互间不能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中央委员尼古拉耶娃反对把契卡的工作方法用于党内，她说“什么是契卡人员?契卡人员是反对敌人的武器……是反对阶级敌人的。告密党内同志，告密那些同志式交换意见的某些同志，这只会瓦解我们的党……党内的这种制度将带来损害，它将扼杀真正的不满，扼杀一个会思考的共产党员都会出现的一系列不解的问题……不应当用这种制度去斗争，而应当依靠正确的党内民主制度去斗争。”
然而属斯大林多数派的许多大会代表都支持告密行为。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施基里亚托夫认为，就某个党员想成立什么集团向党的高级机关告密，这是“每一个党员的义务”。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完全支持这种说法。而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古谢夫走得更远，他声明：“每一位党员都应当告密。如果我们有什么毛病的话，那不是因为告密，而是因为不告密……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但一旦出现政策分歧，我们不仅不得不中断我们的友谊，血且还要走得更远——去‘告密’。”
“告密”一词太露骨，实在不好听，它使人想起沙皇时期专事告密的奸细。聪明的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建议把“告密”改为“报告“。这场争论的结果是通过“报告”的形式把“告密”行为合法化!国家安全部门被用于党内斗争，共产党员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斗争方式，变成了党员之间相互告密的行为。
1927年底出现粮食和工业品严重短缺，商店排长队，工人举行集会和群众大会要求改善粮食供应。与此同时也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有一亿多普特粮食收不上来，斯大林采取了“非常措施”，动用刑法对待有粮不交的农民。“非常措施”是一种掠夺农民的手段，使农民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恶化。围绕是否把“非常措施”常态化，党内再次出现严重分歧。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真理报》主编布哈林、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为一方，以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为另一方，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和斗争。
《真理报》是控制舆论的重要工具，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表面上批判托洛茨基派，实际上是同斯大林争论。
这引起斯大林的警惕，他也紧紧盯住《真理报》不放。恰好《真理报》编辑部的一名叫B.C.波波夫-杜博夫斯基的人给莫洛托夫与了封告密信，称布哈林学派的B.H.阿斯特罗夫、A.H.斯列普可夫、E.B.策特林及布哈林的其他拥护者从事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派别活动。这封告密信就成了撤换编委会和编辑部中布哈林拥护者的根据。在任命的副主编的支持下，一批新的编辑人员使得仍任主编的布哈林不再能决定报纸的方针了。这是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利用告密取得成功的一个例证。
主张告密的人，后来往往死于他人的告密
1929年月7日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年底，斯大林举行五十大寿庆典，庆祝自己击败了所有对手，获得党内斗争的胜利，庆祝斯大林体制的诞生。这是斯大林真正执掌政权的开始，此前几年虽然是斯大林在主导，但他一直遇到“左”“右”反对派的夹击，还不能自行其是。
进人1930代，斯大林大权在握，开始清洗先前的政敌或曾反对过自己的人，这就开始了“大清洗”，从党外到党内，从中央到基层，在国内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局面。国内出现所谓“耳语者”。耳语者有两个含义：一是有话不敢在大庭广众中说的人，他们只能在绝对可信的人们之间悄悄耳语;一种是指以耳语的形式，即悄悄打小报告的人，告密者。在告密成风的氛围下人们普遍存在朝不保夕的感觉，即便像赫鲁晓夫这样的高官，也不知道早上去上班，晚上是否回得了家。那时审讯判刑所需要的证据不是物证，而是口供。告密的材料可以作为判罪的法律根据。这样人们为了自保往往先下手为强，用密告他人来保自家的安全。斯大林大清洗的两千万人中，因被人告密而遭罪丧生者不在少数。有一种现象也属于告密范畴，这就是通过严刑逼供，迫使“犯人”捏造事实，揭发他人，然后据此给他人定罪。例如拉狄克在被捕前曾向布哈林求救，布哈林帮他说过好话。拉狄克最后还是被捕了，在刑讯逼供下他反过来咬布哈林，他提供的材料成为给布哈林定罪的证据之一。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治下屡见不鲜。在1920年代主张告密的人，在1930年代往往也死于他人的告密!
俄国大作家索尔仁尼琴是告密的受害者。苏德战争爆发后，1942年他以炮兵中尉的身份奔赴前线，战绩出色，荣获二级卫国战争勋章和红星勋章。1945年索尔仁尼琴在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批评了斯大林和极权制度，被朋友告密，从前线押回后方，以“进行反苏宣传罪”被判处八年劳改，亲历了古拉格的苦难生活。他在《古拉格群岛》中讲了一个小伙子的故事。此人原为安全部门人员，喜欢画画，连政治学习用的笔记本的封面也画上画。一次他画了一头猪，旁边有人问，会画斯大林不?会。马上又到了一个斯大林。后来有人告发，笔记本被送上去检查，他因此而获刑。
顺便说一下，赫鲁晓夫时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在苏联上学时大学生中经常流传关于赫鲁晓夫的政治笑话，例如赫鲁晓夫提出肉奶面包生产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养猪是措施之一，政治笑话就拿他的姓开玩笑，把它变成猪的哼哼声“赫鲁……赫鲁……”这时讲政治笑话已经没有什么风险了，此后民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就越来越多。
斯大林也没有安全感
斯大林生前制造的最后一个案件是医生谋杀案。此案的起因就是一个女医生的告密。1948年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病故，女医生莉迪亚·季马舒克三次写信密告医生用不当的治疗导致日丹诺夫死亡。头两次密告没有被受理，第三次引起斯大林的兴趣，于是借此制造了所谓医生谋杀案，九名医生被捕。此案大有扩大之势，很可能成为新的镇压高潮，只是由于斯大林在1953年3月初去世，遂得以中止。据称告密者是安全部门的密探或者线人，她因密告有功于1953年1月20日获得列宁奖章，但好景不长，当年4月4日又被剥夺。在这里告密已经不是个人的道德问题，已演变成严重的政治问题，成为政治镇压的一种可以利用的手段。不过那时好像并没有把告密当回事，季马舒克虽然被剥夺了列宁奖章，但对其工作并没有什么影响，1954年还获得了“劳动红旗勋章”!
在苏联，告密制度几乎是无所不在、无孔不人的。索尔仁尼琴写道：如果缺乏经验又没有经过充分思考，很难判断告密活动在我国渗透到何种程度，把我们包围到什么程度……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住宅里，在我们的院子里，在我们的修表店里，在我们的学校里，在我们的编辑部里，在我们的车间里，在我们的设计室里，甚至在我们的民警局里，谁是坐探，是很难判断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要注意判断为好。他感叹道：“坐探是赶不走，辞不退的。你赶走，他们又会招募新人!”
甚至在古拉格集中营里也是告密成风。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有专门一章谈在犯人中招募告密者，在那里告密者被叫作“斯图卡奇”或者“塞克索特”。当局需要招募告密者，以了解什么人打算逃跑，什么人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什么人心怀不满在背后骂管理员或者长官，等等。
告密的内容，一种是确有其事，但大都是私下的言谈、私人通信的内容——在那时期谁敢公开反对斯大林、苏维埃政权啊!第二种是捕风捉影、凭空捏造的，告密者意图借此整倒被告密对象，或者邀功请赏。第三种是在当局需要的情况下借助各种手段炮制出所需的告密内容，以实施镇压。
告密行为往往经过意识形态的包装，所以是冠冕堂皇的，告密者既能心安理得，还能得到好处。索尔仁尼琴写道“我国的空气本身就促使人们去当‘密工’。”国家高于个人、告密者不是告密，而是对被告密者的帮助，如此等等不都是这种因素吗?
告密制度是独裁统治下的产物，无论在社会还是党内，它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毒化人际关系，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这样的社会不会是和谐社会，更不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一个政权不是靠人民基于信任给予的支持，而是靠告密来压制人们的不满和反抗，依靠恐怖手段维持统治，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并且当权者本身也不会有安全感，要不然斯大林为什么在垂暮之年还要制造一个医生谋杀案呢!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作者郑异凡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