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鹏：科学家也需要职业立誓吗？
作者：邵鹏
科学家的职业操守
今天，科学的生态与二十世纪及更早的时期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身上所担负的责任，也由单纯的积累人类的知识，变得复杂起来。职业科学家的行为操守在工作中变得越发重要。
而对职业科学家的职业操守的关切并不是个新话题。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有不少科学家对此提出担忧。“二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波及到绝大多数国家。在给人类带巨大创伤的同时，它客观上通过战争双方阵营间的军事装备竞赛促进了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美、英、加三国于1942年至1946年通过“曼哈顿计划”成功研制了核武器，并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从而加速了“二战”在太平洋战场、以及全局结束的进程。
发展核武器的最初想法，是赶在纳粹德国之前制造出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然而这种武器的威力是空前的，因此在“曼哈顿计划”一开始到最终结束，不少科学家都始终对这一项目怀着复杂的感情。就在日本核爆的前一个月，在科学家利奥·西拉德（LeoSzilard）的带领下，70名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联名签署请愿信，呈请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务必在日本拒绝美国要求其投降的条款之前不要率先使用核武器。而西拉德正是与尤金·维格纳一起起草著名的“西拉德-爱因斯坦信件”，呈递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以警告纳粹可能开展核武研究计划，以及敦促美国开始自己的核武计划的科学家。当时多数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对于自己参与的工作究竟是什么毫不知情。信件没能阻止美国使用原子弹对日本实施打击。
职业科学家如何防止自己创造的知识被滥用，以给人类带来灾难？
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卡尔·雷蒙德·波普尔从核武器出现开始，即担忧科学的进展，尤其是技术科学的进展，会对人类社会产生预期之外的负面冲击——他认为过去（主要是二十世纪之前）纯粹的科学家或学者仅把追求探索知识作为己任的时代，在现代社会将不复存在，而科学家有责任审视自己的工作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波普尔著作等身，有着深邃的哲学思考。其在科学哲学上最著名的理论就是对经典的观测-归纳法的批判，提出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的评断标准：“从实验中证伪”。
在1968年于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哲学会议上，他应邀做了题为“科学家的道德责任”的演讲。波普尔开篇便提出，他所谓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是对于核技术和生物福祉等事物的委婉说法。波普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在科学界建立类似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文献。该文件主要针对即将成为科学家的学生（受训练者），以提醒他们：1.发展人类知识的职业责任；2.树立对传统、专业领域、同行的尊重，而同时对同业者保持批判性思考，反对反智主义；3.持续对知识被滥用的危险保持警惕，对于全人类的忠诚。从此，更多的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希波克拉底誓言》。
《希波克拉底誓言》
《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全世界医生都熟悉的一篇历史文献，相传是由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前460-前370）所作，由通用希腊文写成。
这篇翻译成现代英文版本仅350余字的文献中，希氏向古希腊诸神起誓，承诺谨守职业操守。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他已经明确提出诸如将不对病人造成伤害作为首要原则、尊重职业领域划分（作为与外科医生不同的医生，承诺不动手术）、尊重别人隐私（不向第三方透露病人信息）等一些列非常先进的思想。这些思想作为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念被传承下来，写进今天通行的医学伦理原则如《日内瓦宣言》等，并通过法律、行业规章等制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篇誓言还创立了医学职业立誓的传统。今天全世界绝大多数医学院校都要求学生在入学或毕业时进行宣誓，包括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虽然誓言的版本各有差别：例如西方有些医学院采用1960年代改进版本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有的则采用《麦尼蒙德誓言》，中国内地高校另有官方发布的版本，台湾大学医学院则采用世界医学大会的誓词版本。希氏《誓言》对于医生职业和职业精神的形成都产生重要影响，具有强烈的“契约精神”意味。有学者认为，希氏立誓的对象——诸神，在古希腊时代具有绝对的权威，今天与之对应的就是社会与公众。
波普尔并不是唯一一个提出以《科学家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作为解决科学家职业操守问题的人。“二战”之后，不断有科学和工程学界的人士提议在科学领域建立类似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立誓文件。他们建议在正规的学术培训，如大学科学及工程教育中，让即将成为科学家或工程师的受训者也像医学生一样通过宣誓，树立职业伦理的理念。
另一位为这一动议积极发声的著名科学家是波兰裔英国物理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约瑟夫·洛特布拉特。洛特布拉特在华沙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曾经参加著名的“曼哈顿计划”。他对于放射性沉降的研究对于1963年签署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修改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洛特布拉特是1955年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签署人之一。该《宣言》对核武器的使用表示忧虑，呼吁科学家们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给人类带来的威胁。这直接促成了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及同名的组织的成立。洛特布拉特自1950至1970年代长期担任该组织的秘书长。该组织成立之后一直致力于消除核武的威胁，反对核武发展竞赛，对于制定一系列减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重要国际协议，如《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等做出了重要的技术性贡献。另外，洛特布拉特也积极通过非政府外交就相关事务进行斡旋。由于他在这些事物中的巨大贡献和成功，洛特布拉特和帕格沃什会议于1995年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基于和波普尔类似的立场和考虑，洛特布拉特认为每个独立的科学家都具有道德责任，因此一份《科学家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必要的。
1999年，洛特布拉特博士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讲述他对《科学家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看法。他在文章中提道，“像在医学专业一样，这个誓言的价值也许只有象征意义，但是我相信它也将激发年轻的科学家在学术界或工业界开始职业生涯之前，思考他们将从事的工作更为广泛的意义。”洛特波拉特博士还提到，这种文件不一定采用一个版本，他个人很喜欢美国帕格沃什学生组织起草的版本：
“我承诺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工作，以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使用科学和技术。我不会使用我所接受的教育针对人类或环境做任何有害的事情。贯穿我的职业生涯，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会考虑我的工作对伦理带来的影响。虽然我的责任可能很大，我认识到个人的责任，是通往和平的第一步。”
洛特波拉特博士表示这个版本的誓言已经有数千人签字。不过事实上该宣言影响力也非常有限。在美国帕格沃什学生组织的网站上，如今已经找不到相关链接。而英国帕格沃什的网站上还留有签名窗口，但到目前为止签字的人数仅为43人。
2000年9月，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由该协会的科学自由与责任委员牵头，专门组织会议，讨论起草这样一份誓言的可能性。会议的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既有来自高校的科学家和学者，也有工业界和科学及文化相关的国际组织代表。然而经过讨论后，与会者发现在采取行动之前，尚有许多具体的问题需要考虑。会议也并没有引起任何后续的努力。这与科学界学人并不十分热烈的反应似乎不谋而合。科学界与工程学界对于职业操守和职业伦理的重视是毫无疑问的。然而究竟是否一定要将对于职业伦理的重视以《誓言》的形式固定下来值得商榷。据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一项研究，1900年后共出现过多达16份这样的文件。其中有的由个人，多数由学术团体、学生组织等起草发布。但这些文件多数没有形成多少影响力。
也有科学家表示，科学界并不需要这样的一份文件。例如法国化学家、198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让·马里·莱恩,就表示，科学的任务是扩展人类的知识，而任何知识都有可能被滥用，因此他“不认为需要这样一份文件。”言外之意，防止知识滥用，应该寻找其他途径。1996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澳亚里亚科学家彼得·杜赫提也是反对者之一。他认为科学这个庞大的领域远比医学的情况复杂的多：“一个军医的职责是救助战争双方的任何受伤的战斗人员，而为军队工作的科学家的职责则非常不同（有立场之分）。”
那么，今天的科学家究竟需要不需要《希波克拉底誓言》？
不同的学术生态
事实上，《希波克拉底誓言》最重要的作用，还是其传承的理念和对树立职业精神的示范作用。在医学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今天，该文件依然在实际应用中起着作用。2018年，美国密苏里州一名即将被施行死刑的犯人声称因为自己患有某种罕见疾病，常规的注射行刑方式会给他带来额外的痛苦，要求改用毒气。当一名麻醉医师被密苏里州官方征求意见时，他表示，提供对于不同行刑方式给犯人带来的痛苦程度进行比较有违医学伦理。美国医学会就此案向最高法院出具了一份独立的《意见陈述》。《意见》中，医学会表示，《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有医生不会将毒物给与病人的内容，确立了“无伤害原则”。医学会的陈述还表示，以此出发，根据现代《美国医学会医学伦理规定》，任何医生参与行刑或行刑方式设计的行为，都将削弱基于信任的医患关系。最终，法院采纳了医学会的意见，判决医生参与行刑是违反伦理的行为。而在一个没有立誓传统的领域——如科学研究领域里——建立一个新的誓言文件，其实际效果如何，值得思考。
与目睹了核武器被开发、使用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的爱因斯坦、波普尔和洛特布拉特这些思想深邃的科学家、哲学家生活的时代相比，今天的科学生态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对于科学家职业伦理的考量，更多的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精神——这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出发点具有更多的一致性。但“二战”至冷战结束，直接参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发已经不是绝大多数公共部门资助的科学家的主要工作，因此虽然对该领域技术滥用的担忧依然存在，但已经被更多的问题掩盖。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科学生态、资助体系、发展的格局、科学家职业化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在1945年致《化学工程新闻》的一封信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物理学家的战争，而不属于化学家。”如前文所述，引起波普尔、罗素和爱因斯坦等人担忧的出发点，正是二战后期核武器的成功研制和使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开头写道：“在人类面对灾难的情况下，我们感觉科学家应该聚集到一起讨论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而导致的后果……”罗素在1945年8月日本长崎核爆的当天就开始起草一篇题为《炸弹和文明》的文章，并于当月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前进报》发表出来。他在文中写道：“……为了避免毫无疑问的灾难的发生，我们需要一整套崭新的政治思维。”而洛特布拉特在得知广岛核爆之后，表示他“非常担心全人类的明天”。他更是唯一一个基于道德因素而离开“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
但20世纪后期，尤其是美苏军事霸权争夺结束后，科学家通过直接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究而对人类造成伤害的机会越来越少。和平时期，非国防的民用科技领域的研究全面开花。根据美国科学促进会2018年在《联邦研发历史趋势》中公布的数据，1960年代以前，美国联邦研发经费的80%以上均在国防领域；而2017年这一数字则降低到了50%以下。而联邦投资在美国整体研究经费中的比例又呈现大幅度下降的态势。虽然对于知识滥用于武器开发的担忧一直存在，但毕竟已经不是主流，而其他问题的出现导致了这种忧虑的声浪逐渐减退。
与“二战”之前不同的是，现代科学家群体已经完成职业化过程，让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共同体本身的自我规范成为维护职业操守的主要力量。随着战后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科学家的职业化也日趋完善。“个体户”科学家或者“民间科学家”成为过去。而作为职业精神的一部分，职业操守的维护成为行业团体及其成员自律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同行评议机制在学术界的建立，使研究课题申请、研究成果发表、研究成绩评价等均纳入规范化的轨道，职业科学家在学术操守方面的表现无时无刻不在同行的监督和评价之中，客观上使得人们对科学家本身行为规范的失准忧虑日益减退。学术界学术不端的东窗事发，绝大多数是由同行发现的：这既包括世界范围内相同领域内的专家，也包括与当事人一起共事的同事。而作为职业化的一个正面结果，总体上，在西方社会公众（社会）与科学家群体之间的基本互信也逐步建立起来。另一方面社会分工的细化和规章的完善则使类似《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无伤害”的原则被更为具体的技术手段加以贯彻：例如生物医学领域科学研究的伦理审查。而其他领域中性的知识和技术是否会被滥用，则会由专业的科学决策专家、政治家、伦理学家和科学家们一起做出判断。
更为复杂的利益纠葛
当然，科学职业伦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其当下的处境远比基于人道主义的“无伤害原则”的要求复杂的多。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职业科学家在对利益追求和科学操守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时，能否坚持科学精神的问题。1980年代以后，职业科学家的利益冲突问题逐渐引起公众注意。在“二战”及其之后的军事技术开发竞争中，美国政府成为该国科学研究的主要资金来源。而这种模式后来逐步被广泛接纳，成为事实上的标准。但从“二战”结束开始，与由政府资助的“公共研究”对应的、由非公有部门如工业界资助的研究，即“私有研究”比例逐步增加。今天人们已经很难区分二者之间的明确界限，而私有部门对于科学研究的资助早已超过政府控制的研究资助机构。据美国国会201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联邦政府部门对于全国研究发展（R&D）总体投入占比最高的一年是1964年，达到66.8%。此后逐年下降。到2000年，这一比例已经降低到25.1%。而私有部门的资助金额总体保持了超过8%的年增长率。在2000-2015年增长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了4%的水平。
根据职业精神的原则，职业科学家在工作中应该就具体的专业事物独立于外部影响做出客观、专业的判断。这既是职业精神的要求，也是科学家职业权力和职业自治的一种体现。而受外部资助的应用型研究追求利润的动机，对这一要求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外部利益相关方如研究赞助机构——不论公有还是私有，例如私营公司、政府决策部门等——都有可能通过控制研究资助、干扰研究设计方案、操纵数据分析等干扰正常的科学判断。而这对于科学本身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它不仅削弱学术诚信，更可能由此导致公众对科学的失信。而在以“契约精神”为基础的当今社会，公众的不信任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2018年9月，《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透露，根据该报与非营利组织ProPublica联合调查的结果，位于纽约的美国顶级癌症研究机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中心的总医务官侯塞·巴塞尔格涉嫌违反利益冲突的有关规定，未能在他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如实公开他与工业界的财务关联信息——他从数家公司获取了科研经费及个人收入。因为巴塞尔格是其领域内知名的科学家，此消息迅速引起巨大震动。尽管巴塞尔格辩解他的做法并不具有主观故意，而且他的财务关联情况也并没有影响其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但迫于压力，巴塞尔格随后还是从癌症研究中心辞职，也离开了数家曾经担任咨询或董事职务的公司。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假如巴塞尔格按照规范，申明了他的财务情况，我们又如何能审视其研究没有受到资助状况的影响？
事实上，科学家职业操守最严峻的考验是本应具有的职业精神的缺失。《希波克拉底誓言》所确立的是职业精神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职业从业者与其职业事务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服务对象及社会所订立的契约关系的承诺。这种承诺的兑现，在行业内，由从业者通过行业团体等形式在本领域内的自我规范来保障——也就是职业精神的自治原则。而这种自治原则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对职业精神研究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伊利亚特·弗里德森就提出，自治原则是有边界的：当公众利益与某个职业共同体存在潜在的冲突时，就需要外部力量代表公众对这个职业群体进行约束。因此职业精神在社会层面并不能依靠一套空洞的道德说辞，而需要经由一系列法律、规章和行之有效的机制来保障其有效性。当职业精神不能被良好的贯彻时，才是问题出现的时刻。比如上述巴赛格尔的学术论文究竟是否受到其资助对象的影响，只能依靠其自身的职业操守，以及科学共同体在长时间的检验中寻求答案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想要通过一份统一的、缺少传统支持的、以誓言的方式存在的文件实现对科学家行为的规范，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了。
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