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平等的科举，为什么导致落后
作者：徐瑾
2019年，欧美名校招生中丑闻引发不少关注。
其实，这只是一些常青藤学校招生内幕一角。一些精英学校招生，即使做到没有舞弊，本身也绝不是绝对平等的，成绩之外还有其他多重考虑。比如2018年哈佛入学本科生中，大概接近四成与毕业校友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这类新闻，对于望子成龙的中国软阶层冲击不小。很自然的，不少人觉得不公平。有的观点，甚至感叹，当下高等教育还不如历史上的科举平等。不过，换一个角度，对于高等教育来说，绝对的平等，也许未必一定是最优选项。历史上最平等选拔体制之一，大概正是中国科举。看起来平等的科举，其运行与结果如何，也许可以提供一定参考与反思。
科举是古代中国的密码
科举，是历史悠久的制度，运行一千多年。这不仅仅关系到选拔人才，其实和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紧密嵌合。从科举入手，我们可以借此一窥中国历史变迁。尤其，海外研究者的视角，也可以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别开生面的门。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的科举研究，就属于此类。他的《科举》一书，是面对大众的普及读物，在日本出版之后却经久不衰，甚至在韩国还出现盗版。这也并不奇怪，科举制度也许终结了，科举精神却始终存在于中国甚至东亚体制之内。
宫崎市定出生于1901年，是日本“京都学派”第二代传人，上一代则是京都大学内藤湖南、桑原隲蔵等人。我曾经在公号《徐瑾经济人》几次推荐他的书。可以说，宫崎市定的中国历史研究，不仅在日本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围也得到认可。他本人，也曾获得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法国“儒莲奖”。不少研究中国的学者，往往对于中国带有亲近与感情，宫崎市定来过中国，不过因为机缘不巧，没有常驻。或许正因为这份疏离，使得他的研究分外冷静。《科举》一书，非常薄，但却体现了非常清晰和扎实的研究水准，在保持中立之余，能体察入微。
可以说，科举文化，是古代中国历史的密码，影响了传统的文人政治与官僚国家。真正理解科举，也真正理解了中国历史。科举的意义，首先在于王朝的合法性，它黏合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有益于获得中小地主的支持。反过来说，在历史上因为屡试不中而爆发叛乱的案例也有不少，比如唐代的黄巢、清代的洪秀全等人。
由此可见，科举有其合理性，但是换个角度，今天看历史，更应该思考其局限性。
科举改造了唐宋社会
我们谈唐宋，往往总是连载一起说，其实唐和宋未必等同，唐宋之间的中国社会存在巨大不同，日本学界有唐宋变革的说法，钱穆先生也说，“唐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平等的， 宋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平等的， 唐以前的中国人的人生是两面的，宋以后是一面的”。
这种变化，有政治疆域文化的变化，但科举无疑充当了重要角色。科举从隋唐上路，到宋代成型，可以说看起越来越公平。明清科举也基本演习了宋的格局。 甚至，宋代士大夫地位也是中国最高，达到皇帝与士大夫“同治天下”理念也形成于此，一扫晚唐五代武将占优的局面。这方面《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 : 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方震华）与《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寺地遵 ），提供了不少深入分析，我会继续在公号《徐瑾经济人》推荐，可以参考。
士大夫主要以科举作为标准，不看门阀，看起来是平等，但其但是这种平等，也隐含了不菲的代价。
首先，那就是整个社会的过度竞争与重复竞争。现在学生都抱怨高考压力大，但是这种压力比起科举，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科举的竞争，几乎从怀孕阶段就开始了。孕妇使用的铜镜背后，往往有“五子登科”这样的吉祥话，胎教也往往和《诗经》有关。更重要的是，科举只能是那行参加，所以要尽量生出儿子，否则即使有女儿，也往往被看作没有子嗣。不少小孩子三周岁的时候，就开始启蒙。
正式科举，简单说分为乡试、院试、会试、殿试。随着人口增加以及印刷术等普及，宋代之后考试的人太多，往往中间又会穿插着各种非正式的加试。戏文中常说的十年寒窗苦读，往往低估了考试难度，科举可以说是对于记忆力、才华、体力、运气等是综合考核，称为考试地狱毫不夸张。
科举的淘汰率非常高，在唐代已经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味着五十获得进士，已经算早了。宋代是科举全面兴盛时代，京城一级的贡举是五十取一人。到明代，进士比例大概是三千人取一人。但是，我们要明白，能够参加考试的人，往往需要准备多年，不仅本人需要多年训练，而且家庭起码具备一定资格。
不过，科举成功之后，却有巨大回报。在宋代之后文人政治中，科举出身成为新贵不二法门。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说法，开始流行。
高度竞争之下，科举的平等，看起来是对所有人打开飞黄腾达的可能性，其实，却可能使得社会迈向了封闭竞争的不归路。
为什么这样说？首先，科举的胜利者，只是少数人，甚至带有博彩性质。然而，因为科举巨大回报，整个社会几乎牵扯其中，这对于社会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智力和财富浪费。其次，在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这基本意味着，只有为科举准备的读书，才受到推崇。这对其他行业的凋敝可想而知，这对于科技和行业等积累，冲击可想而知，明清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这样情况下，根本长不大。因此讨论科举考什么，其实已经不太重要。在科举走过的世界，其实导致整个社会，变得简单，丧失其丰富性。
更不用说，科举也造成社会文化的恶扭曲。在这样严苛的选拔下，入选者在多年准备过程中，绝不是孤军奋战。可以说，往往不得不依靠亲人与家族。如此一来，当官后如果不做回报，其实反而是不符合人情，那么自然造成了发达之后的敛财，这对于官场的腐败可以说影响不小。
科举导致皇权集中
科举的后果，更在于对于权力结构的改变。
科举是谁发明的？今天很多人以为科举出自唐朝或者隋炀帝，甚至百度百科词条也是如此记录。宫崎市定纠正这一流行错误，指出科举其实来自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
隋文帝是隋朝的开国皇帝，从政治背景考验科举，可以看出更多。科举一开始的真正定位，就不仅仅是为了选贤任能，要点还在于抗衡门阀政治。隋唐之际，还是带有南北朝门阀政治遗风，门阀大族往往垄断了高位，其政治力量之强大，甚至皇权也忌惮几分。科举是皇帝的一次尝试，希望借助选贤任能的平等机制，绕开世家大族形成的寡头垄断，与不属于世家大族的中小地主结盟，攫取更大的专断权力。
平民官僚对世家门阀的替代过程，需要几代人甚至数百年的时间。唐太宗在贞观年间曾经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但是实际上，当时主要职位还不是科举新人。直到唐玄宗贞观年间，只有三分之一的丞相是进士出身，而到了唐代晚年，基本五分之三的丞相是进士出身。随着门阀和大家族在唐代战乱中毁灭，宋代基本就是科举赢家的天下了。明清时代，情况更是进一步恶化。
大致来说，从隋唐到元明清，科举是越来越公平，世家大族和达官贵人能够施加的影响也越来越有限。古代科举非常严肃，仪式感十足，全社会给予的重视非常之大，比如进京赶考的舟车会写着“奉旨礼部会试”，一路会得到官府优待，优先通行。科举自然不时也有舞弊，但多数情况下，科举做到了公平，对舞弊的惩罚也很重。
科举的好处，自然就是公平，这也为中国唐宋之后文人政府与平民社会奠定基础。不过，从政治角度考察，绝对公平的科举，让没有家庭背景的举人们如过江之卿汇集朝廷，完成人生的龙门之跃，一朝而为人上人，只不过这一所得完全基于皇权，也绝不缺乏替代者。如此发迹的平民官僚，比起世家大族，面对皇权，自然远为弱势，也构成了科举发明以来中国皇权专制愈益恶化的客观助力。
中国人谈人生，有所谓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四大喜事，有递进关系，最大喜事其实还是金榜题名。即使结婚，也是“小登科”，还是比起真正的科举“登科”稍逊一筹。这里的“金榜”，不是真正黄金的榜单，而是最后的进士名单，往往用黄色纸来写，上门又盖着天子印玺，所以叫金榜。
金榜题名，看来何等荣耀，进士也总是以天子门生自居。这背后，表面看是重视，其实是防止主考官与这些新进士结成密切关系。本质上，其实是天子权力日益增加，侵蚀主考官的地位。对科举的诸多仪式感推崇，看起来是尊重知识，其实本质是给旧有核心官僚以压力，培养新的竞争者。
赢家，确实只有天子一人。矛盾的是，皇帝在集中越来越多权力的同时，自身能力却未见提升，当没有人足以分担他的压力时候，其结果又如何？帝国的脆弱性，往往就在皇帝本人身上。这是作为局外人的宫崎市定没有说的话，却是我们这些国人，不得不反思的问题。
科举，是一种终身制
《科举》之书在日本广受欢迎，背景在于战后日本韩国也建立了日益严苛的考试制度与文化，无论入学还是就业。对比美国大学的宽进严出，日本等东亚国家更多是严进宽出。
宫崎市定敏锐地指出，科举官僚和日本大企业，其实都是同一类型，那就是提供终身雇佣制，甚至从学生开始就已如此，大学很少因为学生学业荒疏而开除学生。宫崎市定这一观察，道出了日本战后社会日益暮气沉沉的部分原因，终身雇佣制看起来是铁饭碗，其实也剥夺了人的就业自由，甚至人格自由。日本引进考试制度不过几十年，如此之短的时间，日本的社会变迁尚且如此；如果放在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历史上，那么科举对于塑造中国社会的作用可想而知。
科举，已经是历史。当然，社会发展到今天，高等教育越来越向大众敞开。在这个过程中，表面的阶层壁垒，因为政治不正确的抗议而逐渐消融，实质的阶层壁垒，却仍旧存在。我们看到的美国名校舞弊，只是这个不平等过程中冰山一角。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不能因此彻底否认高等教育自主选拔机制。尤其，不应该走到另一个极端，盲目呼吁绝对的平等制度。
从科举的故事，可以提供不少经验，绝对平等选拔的结果，未必那么美好。阶层社会自然有碍观瞻，听起来也很可怕，但是另一极端，绝对的平等中，高校等独立机构消失，人沦为原子化存在，这种无差别社会，或许更加可怕。即使在最讲究美国梦的美国，也有人呼吁，承认阶层社会的现实。幸运与不幸，我们又处于一个变化关口，理想化的社会结构，远为成为现实，这恐怕也恰是历史尚未终结的最好证据。
本文为《徐瑾经济人》通识系列之一，更多可见作者公号《徐瑾经济人》（ID:econho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