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大学教书四年，我开始重新认识印度
作者：张文娟
四年前，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没有回国去继续自己已有相对基础的公益法律服务事业，而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来到了印度，一个非常陌生的国家。在特别好的朋友或近亲属中，支持我这一选择的不多。直到今天，还经常被同情，甚至有时被责问，即使不能留在美国，就在中国待着也好。这些建议都是出于好心，但这也经常提醒自己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正日益走向国际舞台中央，但中国公民看世界的角度其实还很局限。
在老公不反对，原先单位负责人也相对支持的情况下，终于还是与印度结缘了。还记得当时北京飞德里的直飞都是夜航，凌晨落地，自己一个人是断断不敢的，原因跟大家了解得一样，我对印度的了解也会受一些负面新闻的影响。于是，专门买了从香港转机的机票，为的是能晚上较早落地。结果接我的司机跑到国内到达口，害得我等了半天，接上我时已经凌晨了。为了确保安全，我让司机跟大学负责人通电话，确认后才敢上车。一路上，戒备心使我保持高度清醒，顺便打量着车窗外的环境，感觉跟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北京有很大差距。
到印度后，情绪偶尔可能会低落，但是，好奇心让我对自己的探索之旅充满期待。
回顾四年来的感受，尤其作为一个在中国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公民，我感觉，印度是一个第一眼让人有点失望，但越相处越有味道的国家。看印度，真的有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感觉。那复杂的多样性，让不同兴趣的人，总会在印度找到适合自己的“款式”，也会给他们实实在在讨厌印度的理由；而那无处不在的矛盾，也让人有种玩迷宫游戏的幻觉，既迷茫又刺激。所以，对印度，请不要笼统地说爱或恨，要说你爱她什么，讨厌她什么。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中与大家分享三个有关印度的见闻。
在印度大学中全职任教的非语言类中国籍教授，我可能是第一位。大学是我观察印度的第一平台，而我的第一手观察，相信也在拓展着中国对印度的观察视角，丰富着相关领域的研究信息。
我所在的金德尔全球大学，是一所年轻的致力于探索世界一流大学的印度私立大学。这是一个来自精英家庭的年轻人汇集的地方，为我提供了一个观察印度未来主宰者的窗口；这是一个在低效、官僚的印度社会中正努力实验社会创新的地方，让我有机会参与并见证印度社会变革的可行路径探索；这还是一所定位于全球化的大学，让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在印度人主导的语境下，他们是如何进行跨文化管理和运行的。
走近印度上层中产家庭的学生
我所在大学是印度最贵的私立大学之一，虽然也有奖学金等的支持，但能读得起这所大学的学生，大多数来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如来自大学教师、中学校长、律师、企业高管，或拥有家族企业的家庭，也有来自政府、议会、法院等高级职员甚至是部长的家庭。在印度教书近四年，直接教授了近300学生。近距离观察这些家庭的学生，感觉他们的知识面很广，权利意识很强，表达能力突出，总体上比较有修养。有些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很强。
这些“90后”的孩子，成长于印度的经济开放后，也见证和参与着印度日趋成熟的民主，尤其习惯了印度最高法院日趋强势的社会治理地位，对法律和法院在民主运行中的关键作用已当作必然甚至是信仰。权利本位主导着这些孩子的思维，不仅影响着他们的个人行为和思维，也影响着他们对社会各种问题的解决思路。这种极强的权利本位，对于预防印度再次陷于威权政治，是基础性保障。但是，其负面的作用也日趋明显。比如，因权利冲突引发的骚乱越来越多；对于社会领域很多问题的解决，过多依赖法院牵引，局限性很大。更重要的是，过度从权利视角看问题，年轻人的社会责任感容易停留在虚幻状态：他们可以很容易批评政府在弱势群体保护方面哪儿做得不好，但他们却很难想出一个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我有一门课，名叫“律师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期中考试是让他们运用课堂所学，解决身边的一个小问题，包括通过实证数据和访谈，找出问题的症结，并设计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我发现学生们特别喜欢谈大问题，而且很容易陷入权利分析。引导他们实际上解决一个问题，并不容易，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如此当这些学生成为决策者时，这种思维方式恐怕难以避免。
见证印度社会创新探索
印度治理运行受到很多问题的困扰，如腐败和低效。印度的复杂权力制衡模式和碎片化抗争性政治，也让印度的制度性改革面临很多挑战。这种官僚和低效在高等教育中也体现明显，印度裔诺贝尔奖获得者Amartya Sen就尖锐指出，印度公立大学的运转，就如同政府的一个部门，官僚而低效。其实，印度的官僚低效，不仅仅体现在公立大学的治理上，还体现在印度高等教育的治理结构上，这种低效影响着印度大学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根据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UGC）的数据，截至2017年2月，印度有789所大学，37204所学院，11443个独立研究机构。但在QS, THE和上海交大的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中，印度从没有大学进入前100，偶尔有一两所进入前200，也都在150—200名的区间。从政治和法律上来说，印度私立大学是有成长空间的，但因受制于这种腐败、低效的治理环境，真正具备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潜力很小。
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在世界一流大学牛津、哈佛、港大等读有学位的库玛校长，放弃香港教职，回到印度开始实践他的印度世界一流大学梦。通过参与和见证金大的成长，我发现，印度自下而上推动的社会变革虽然不容易，但也有其不同于中国的特点。
就像印度其他初创企业那样，印度私立大学初创早期受制于低效、腐败的官僚系统。这种拖沓的官僚化程序和腐败，会给初创者带来很大消耗，包括资金和时间上的成本。如何办成事，还能探索出一条有尊严地和政府互动的路径，是初创期的关键考验。一旦冲破初创期的官僚羁绊，私立部门包括私立教育的灵活性优势就会大大体现。这也是与印度很有历史感的公立大学相比，金大在国际知名度方面迅速上升的原因。
印度对私营部门没有体制内外的政治限制，等一个私营企业或私立大学突破初创阶段的羁绊，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他们在印度社会就会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印度宪法治理中的政治保护，如权力制约、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等就会给他们创造安全感和发挥作用的空间。对印度私立大学而言，他们在世界一流大学竞争中能够走多远，限制他们的不是政治，而是情怀。很多私立大学过度商业化，是他们走不远的核心制约。在印度，如金大这样有情怀的私立大学近几年正在逐步增加。
所以一位在日本多年的印度人总结说，印度没有什么正常运行，但都可以改变（Nothing works but everything can be fixed）。印度社会的失灵部分，来自于政府的低效和不被信任；但印度社会的活力，来自私营部门，因为他们的成长，没有政治“天花板”。
感受印度人主导的国际化
在金大当老师是我在海外的第一份工作。在一种跨文化的环境下工作，使我对跨文化的思维和交流有了更敏感的认识。因为这所大学是一所国际性大学，它还为我提供了一个观察印度人主导国际化工作氛围的窗口。
Amartya Sen曾有一本书，叫《爱辩论的印度人》，里面分析了很多印度文化的因素，从中我们可看出，多元化共存是印度文化的根，而能满足这种多元化共存的现代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制，所以批评印度不切实际选择民主制的说法是有局限的。
以我所在大学的工作环境为例，非常宽松，也很多元化。在课堂授课方面，大学从没告诉国际老师，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评价的标准是授课质量。大学老师的观点非常多元化，比如关于印度最高法院2015年的法官任命制度的判例，大学分成各不相同的派别，校长和一些老师是支持派，政府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与其他一些老师是反对派，还有一些中间派，他们都在印度媒体上撰文来表达各自观点。在印度人看来，这一点也不奇怪，这就是印度文化的根脉。在老师的引入方面，印度籍老师也是各种背景的都有，国际老师来自25个国家，特别自由主义的和特别反对自由主义的都有。每天大学都分享所有老师在当天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各种观点都有。
作为私立大学，金大并不刻意跟随政府的主调走，而是发挥私立主体的自主空间，去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比如，印巴关系紧张，印俄关系很淡……大学就努力引入这些国家的老师，并积极发展跟这些国家的大学的交流。在大学的日常运行中，老师也会挑战大学的某些决策，如印度政府要求大学收集印度老师的身份证信息和国际老师的护照信息。教务长的信一发出，就有老师给全校公开回信，指出大学不是要配合政府做这些侵犯隐私的事情，而是应该提起公益诉讼中止这一行为。他还明确表示，自己会拒绝提供这一信息，大学可以选择开除他。
当然，很难说这个大学代表印度国际化整体水平，但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事例，即展现印度有过海外经历的精英阶层主导国际化的管理能力。这或许从某种程度上也能说明，为什么在硅谷的印度精英可以在多元文化的国际大公司的管理上游刃有余。
最后，我想说，在美国待了近三年，在印度待了四年，比较而言，印度是个很有广度和深度的国度。如果四年前认为自己的决定是“勇敢”的话，四年后，我应该为这个决定感到自豪。
（作者张文娟系印度金德尔全球法学院副教授，国际合作助理院长，金德尔全球大学印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文转自“中印智慧桥”，文章出自故事集编委会：《中印“学”缘——中印学生留学故事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原题为：“张文娟：在印度大学做老师”。）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