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濯：如何最大化我们的幸福
作者：杨濯
什么是幸福？如何达致幸福？
幸福到底是什么？达林·麦克马洪在《幸福史》中总结道：在荷马时代，幸运等于幸福；在古希腊哲学家所处的时代，智慧和德行才是幸福；在中世纪，天堂就是幸福；在启蒙时代，及时行乐是幸福的真谛；而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对幸福都有各不相同的定义。
但我们对幸福的重要性却达成了惊人的一致：近代功利主义代表人物边沁的伦理判断原则便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美国《独立宣言》中最为人熟知的一段也如此庄严地宣告：“为了保障（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德尔奈与提安蒂斯在1998年对42个国家7204名大学生做的研究调查表明，69%的受访者认为幸福是最重要的，只有6%的人认为金钱比幸福更重要。
但幸福是否便等于财富？幸福和财富是同比增长的吗？美国前副总统、商业巨头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个人资产净值约为30亿美元。但他是否已经感觉宁静与满足了呢？当被问到需要花掉多少钱才能放松下来时，他沉默片刻，然后说：“差不多要40亿吧。”
事实上，罗加斯在2004年的研究发现，有很多高收入者认为自己不快乐，也有很多低于贫困线的人认为自己很快乐。但是，对“到底有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的幸福感”的进一步探讨，主要受限于难以对“幸福”下一个既有操作性的定义，以及难以采用实证方法对幸福及其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通过描述幸福的具体内容、界定幸福的外部标准来研究幸福的思路，看来行不通。心理学家则独辟蹊径，试图从人们内心的主观感受来定义幸福，认为幸福是人们对于生活状态的情感认知评价。这样的“主观幸福感”的含义可以得到普遍的接受和理解，并且能让研究者对幸福进行客观的测量。遗憾的是，“如何最大化你的幸福”这一对个体幸福感的探讨，难以简单地推导和上升到“如何最大化我们的幸福”这种更为宏观的层面，否则难免犯上合成谬误。
“边缘”和“另类”的幸福观成为中心范式
英国牛津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博士尹伊文曾在十年前对不丹、委内瑞拉、冰岛等国进行了重点案例分析。这些国家位于地理上的“边缘”地带，推行了与主流不同的“另类”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不丹采用了“国民幸福总值”的发展模式以克服单纯追求GDP的狭隘偏颇；委内瑞拉尝试用“内生发展模式”来抗衡全球化，用“凝聚性交易体”来摆脱无形之手的盲目牵引；冰岛在建水库求增长的时候，就曾深刻思辨过“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方向吗？”曾有人建议过：冰岛应该向世界推销“非物质”的资源、应该在全球化中开拓一个“非物欲”的市场。
这里的主流，指的是在过去数十年来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华盛顿共识”与美国模式神话。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一个世界性的新动向——幸福中心的范式取代了GDP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边缘范式移到了中心，成为中心赞赏接受的范式。“201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幸福作为全方位发展的目标；2012年联合国又召开了高层会议，主题是‘幸福：定义新的经济范式’。”不过，当中心接受了这个边缘范式之后，也把自己的一些惯性思维注入了进去：西方人甚至包括很多中国人在讨论“幸福”时，总是从“增加幸福”的角度去思考，而不丹人强调的是要“减少不幸福”。
在尹伊文博士看来，“消费拉动—扩大就业—增加GDP”是长久以来主宰世界的主流发展模式。其中关于GDP的部分，已经有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它的狭隘偏颇，“人类发展指数”、“国民幸福总值”、环保和资源的相关指数，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引用来更全面地衡量社会发展。模式中关于“消费拉动”的部分，也受到一些人的质疑，有人是从反对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角度，有人是从强调理性消费的角度。
关于“扩大就业”这个部分，质疑和讨论的声音相对较少。但尹伊文博士认为，“就业”其实在这个模式中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有许多相关问题亟待讨论，譬如：当人们进行“理性”或“非理性”消费的时候，会拉动什么样的就业？当社会以幸福指数来衡量发展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就业结构？
尹伊文博士指出，是非理性的消费使人变成了奴隶，若回归理性消费，可以使人再次成为贵族。只要能够理性地配置资源、为“对人类的长远发展有深刻影响的行业”安排更多就业，我们就可能摆脱自我奴役，在资本主义之后、在后现代的社会中，凭借深刻理性和物质基础，为自己构建更为理想的社会。
人生而不自由，但人类有可能生而自由
在对我们的近邻越南经历的弯路、曲折与迷惘进行梳理和讨论时，尹伊文博士还提醒我们注意，马克斯·韦伯曾用“铁笼”概念来表述过的现代性的悖论。启蒙运动倡导个人自由和理性思维，推动了现代化，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从被传统束缚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这些自由人在理性的合理化分工指引下，成为社会大机器中的小齿轮，这台机器可以理性高效地运作，但个人小齿轮却又被拘禁于这个社会机器的大铁笼中。“难道我们千辛万苦追求的现代化，结局却是一个大铁笼吗？”
尹伊文博士提出，铁笼论构建在“个人自由”这个西方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上，而这个核心观念本身是有漏洞的——支撑这个核心观念的论证是“人生而自由”；事实恰恰相反，个人在生存、发展、语言和思想等诸多方面，都是生而不自由的。
铁笼论的裂隙，就是对个人和整体、对个人自由和整体自由进行的人为割裂。 “这裂隙不仅动摇了铁笼的拘禁力，而且展现了铁笼转型的前景”——个人自由与人类自由是相关而不相同的两个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不断改善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人类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由。
按照尹伊文博士的观点，齿轮从合理化分工的组合中获得了整体的高效产出，而整体的高效产出增加了每个齿轮的整体自由，因此，现代化合理分工的社会就是一个合作的机器，而不是铁笼。现代的生产力“需要”合作，“需要”个人融入集体；在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很多产品的边际成本趋于零，使得集体主义的共享成为“可行”；公共产品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共有。“必要”、“可行”、“必须”是现代生产力给集体本位提供的三重土壤，除了地下的土壤，现代生活还给集体本位开拓了上方的新空间，这空间来自于对小我的升华超越，“人生而自由”将以“人类生而自由”的形态而实现——人类将升华到人类生而自由的新天地，而这个更为幸福的新天地是基于集体本位的。
温饱先于幸福，但幸福不能限于温饱
很多实验证明，经济学中对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不符合现实的，金钱并不总是实现幸福生活的最佳途径，而人们的决策也不总是在科学比较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得出的。人们生活的目标是幸福而非财富，财富只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之一，人们生活的幸福程度也并不取决于财富多少，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的信念、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中的对比感受等其他因素。
当我们从边沁、密尔、斯密，以及后来的马歇尔、庇古、瓦尔拉斯、希克斯等经济学大师的关于效用和福利的经典中抬起头来时，当我们意识到人们最终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更多的金钱与财富时，我们会明白从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假设出发，得到的终极目标正是“幸福最大化”。
我们身处的时代与国家是焦躁不安地试图通过速度去定义的。“GDP崇拜症”只不过是这种虚浮与脆弱的体现。但是以GDP为代表的经济指标并不能如实反映国民幸福水平：GDP指标体系并未记录对人们幸福至关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非经济方面的负面影响以及环境污染、奢侈品消费等外部不经济；非经济市场活动并未被纳入GDP的计算，因此可能夸大了经济增长对于幸福水平提高的贡献；医疗费用、国防开支等与国民幸福关系并不清晰甚至体现国民幸福水平下降的经济增长却被纳入GDP计算。
其实罗伯特·肯尼迪早在1968年的美国总统竞选演讲中已经提出：“GDP既没有衡量我们的智慧，也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同情怜悯之心，也没有衡量我们对于祖国的热爱。简言之，GDP衡量了一切，但就是没有包括那些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的东西。”
如果用GDP来主导发展，市场规范往往会成为至高的主宰，经济成果会成为唯一的目标，因为GDP的数字是要用市场价值来计算的。这种机械片面的计算，使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失去了市场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平衡，极容易堕入牺牲环境的陷阱。不丹的例子则说明，“幸福”包含了更多的规范、更全面的目标，因此它可以兼顾物质和精神、市场和道德。
经济学教你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极大化你的财富，但要寻求幸福，或许就要学会如何在有限的财富下减少自己的不幸福。即使我们还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依然需要某些尊严、信心与精神力量，而这些幸福的感觉，在经济增长之外，还可能来自于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社会的治安情况、政治的稳定与清明、民众的话语权与自由空间，等等。温饱固然先于幸福，但幸福绝不能限于温饱。
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