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明创造，都源自宽松与自由

作者：许锡良

世界著名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在其《九十初度谈数学》一文中曾经说：“世界上最要紧的是自由。顶有出息的小孩，很少是父母管出来的。小孩有能力、有机会，自然能发展，你管凶了，那就糟了。我年轻时出来，家里向来都没管过，也没出过钱。”“真正的天才是自己蹦出来的。真正好的工作，第一流的工作，是一个人做出来的。一个人的创见是自己努力和灵感的结晶，很少是和一群人讨论的结果。有时候，一个人忽然一下子就有了一个很好的想法。你有了这个很好的想法，有时候不见得当时就知道，也许要等多少年之后，才发现这个方法的绝妙之处。” 这些话应该是一个数学大师的经验之谈。因为陈省身先生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

由这段话，我们可以重新理解，为什么北宋的王安石会有《伤仲永》一文：为什么那样的一个天才，最后会“泯然众人矣”？当然王安石并没有认真分析这里的原因。他只是客观地记叙一个人物一个故事。其实，这里是可以找到科学根据的。但是，这样的告诫，这样的历史故事，在中国，总是不被重视，因此，类似的神童覆灭的故事，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神州大地上。

三十多年前，为了大干快上，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中国科技大学在全国范围内招收了第一批少年天才，用专门哺养的办法，来培养这些天分特别高的孩子，可是不幸的是，现在看来，也几乎是全军覆灭了。如果不说全军覆灭，至少与当初的社会期望值相比，相差也实在是太大了，因为在这一批天才少年儿童中，没有一个成为学界领军式的人物。

“世界上最要紧的是自由。”陈省身先生的这句话，应该是最好的注释。人，特别是天才儿童，最重要的成长环境就是自由的环境。这也是世界一流大学，无不遵循“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大学精神传统的原因。因为，只有这样，学术才能够获得最大的发展，也只有这样，各种各类的人才，才能够真正得到充分的发展，才能够人才辈出。

可惜的是，中国的教育到目前为止，都是在做与此完全相反的事情。学校越来越监狱化，越来越集中化。孩子的天性与个性都遭受到了空前的毁灭性的摧残与打击。整个社会，从政府到学校，再到家庭，无不在摧毁孩子的天性方面不遗余力，形成合力。越来越多的父母出于无知，把自己的孩子源源不断地送到集中营式的魔鬼训练基地。有的因此而丧命，即使没有丧命的，也已经身心备受摧残。

一说到教育，中国式的传统教育总是越严越好，并且说什么严师出高徒。而所谓严师，在基础教育阶段就是“棍棒之下出孝子”原则，动辄体罚。在大学里，则被理解为严格控制，多方限制，让年青人动弹不得，没有主体意识，也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当一个人失去自由与自主的时候，他就不可能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而只能够是一个工具性的人。人的本质是富有创造力的，但是一经化成工具人，他就不可能创造。

人处于创造状态是一种高峰体验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一个处于学习的忘我境界，常常乐此不疲，乐以忘忧，废寝忘食。因此，要说在这样的状态是一种刻苦耐劳的状态是不客观的。一个人如果处于这样的学习状态，他的精神意志力会被降到最低限度，而一种愉悦的状态会得到充分的体验。

西方的教育常常强调一个人要有自己感兴趣的学习方向，有让自己痴迷的问题，其道理就在这里。有问题是前提，然后在围绕着这些问题，寻找资料，探索答案，找出一个所以然来。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有必要的引导，但是，却不能够随便干扰。因此，我们可以考察到，西方国家的学校，即使是小学，也不是像我们这样强调什么基础教育的基础性，而是激发学生提出问题，然后自己尝试着去解决这些问题。知识在问题面前才显得有价值。所学到的知识不一定要非常系统，但是，一定要在问题中产生。

所谓知识，只有在心中存在有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所运用到的知识，才是活知识，才会在自己的生命中扎根，而且才会成为继续学习的动力。在这里那个知识即使被记住，也不是因为简单重复记忆与反复训练的结果，而是因为某一个问题恰巧运用到了这个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有一个应用场合，而且所有的知识都是因为曾经有一个让人痴迷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个知识才被发现出来的。

因此，与其把这些知识直接告诉学生，不如把发现知识后面的那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让学生自己去找出来。一个学生如果自己学会了主动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他所受的教育就是成功的。这样一来，就必须把时间还给学生自己，宽松自由的环境很重要。充足的资料，富有探索气氛的环境，教师的点化，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就非常重要。人的求知欲是从得到满足的那一刻开始不断地被扩大的。

人的天性中，有不断追问的本性，善于提问的人，问题越来越多，总有思考不完的问题。大脑的神经元随着这些问题与知识的接通，而产生类似核爆炸式的能量反应。人的大脑有无穷的潜力，但是，必须给予足够的时间与空间，给予涵养。

因为西方的谚语早就说过：“闲暇出智慧”，一个人处于自由的悠闲自在的状态，最容易有思想智慧的火花的状态。这也是魏书生的训练术，在中国横行霸道，但是却始终走不进欧美这些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魏氏教育法与训练术，本身就是反教育的，甚至是反人性的。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明创造，都是那些处于闲暇中的人发明创造出来的。天赋、兴趣、自由、自主、充足的睡眠、充足的营养，探索的氛围，这些才是让一个人心智大开，创造力源源不断的重要条件。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这些世界科学巨人，一生创造发明无数，其实他们就是十分懒散的人。他们的一生从来没有被计划过，也没有被什么“万千百十”工程培养过。从自由角度出发，就不难发现，钱学森的世纪难题的本质何在。

教育的本性，就是尊重人的自然天性的过程，教育的唯一标准就是学生作为人的天性得到的保护，而不可能是其他外在的标准。

如果一个社会本身就是被控制得死死的，那么，在评价教育的时候，自然也会用控制的有效性作为评价教育的业绩。一些所谓的名校，所谓的名师，所谓的辉煌教育业绩，其实都是用这个控制与剥夺自由的标准作为评价标准的。

在中国，自由是被严重曲解甚至是污蔑了概念。如果你说自由，那么立即就与“自由散漫”、“懒散”、“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密切联系在一起了，然后就会有告诉你：“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是有限度的”，没有人可以为所欲为。

因此，自由立即就被成了与流氓品性相通的一种状态。这样误解的人其实并不在少数，他们常常忘记了所谓自由，本身就是就包含了自由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每个人的自由都是平等的，任何人的自由不能够以牺牲与践踏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只要遵循这个前提，那些对自由提出的质疑都是多余的。当然有这些误解，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对自由这个概念始终是负面的认识。

特别是那篇《反对自由主义》问世之后，自由的概念被妖魔化了，其目的就是要剥夺他人的自由与意志，而去服从他一个人的自由与意志。就中国而言，从传统规训术，到现代规训术，都是在以人的自然天性作对的。对此，我们还是听听德国大哲人康德的心声吧，他说他人生中最恐惧的事情，就是自己的行为要符合他人的意志，从而不得自由。这也是世界顶级思想巨人都视自由为生命的原因。

回到开头，我们不难理解，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为什么要把自由看成是世界上最要紧的事情。对于那些顶有出息的孩子，你要管得越少越好，因为只有那样，你才能够尽量给孩子身心以自由。自由，乃人的生命本性，那是当富有创造力的主人，还是做奴才工具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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