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大分流”：近代中国是怎样成为“睡狮”的
作者：陈枫
众所周知，拿破仑曾经有一段话广为流传，即“中国是头睡狮，当它醒来，世界都会为之发抖。”虽然，许多西方当代学者曾遍翻与拿破仑有关的原始资料，并未发现相关的法文或者其他语言的一手资料证实拿破仑曾直接说过这句话，但睡狮论却在中国妇孺皆知、深入人心。
师承史景迁的美国汉学家欧阳泰在《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一书中，从军事角度出发，着眼于中国和欧亚的军事交流活动，来探求作为热兵器火药发明地的中国，是怎样被西方超越，同时进一步追问西方和东亚分流改道的缘由，并呈现出这其中东西方在军事方面的相互影响。
从东到西——火药的产生与西传
马克思曾经说过：“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火药作为中国的三大发明之一，最初并非是为了预兆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而产生的，而更像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美丽误会：“火药的发现似乎发生于炼丹者企图分离出稳定、纯粹的化合物的过程中”。炼丹者在将硝石、硫磺和焦炭混合在一起时，会不经意间制造出爆炸。
但早期的火药化合物却很难直接在密封的容器中点燃，这与硝石含量过低有关，这也就使早期的火药只能作为可燃物而不是爆炸品存在。基于这个原因，火药被发明初期，更多的是作为表演的杂技出现，烟花类爆炸品是其的代表。这也是鲁迅发出“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这一感叹的原因。
史料中最早发现使用火器的描写，是晚唐时期。公元904年，吴王杨行密在进攻豫章（南昌）城时，首先使用了“发机飞火，烧龙沙”。这时候的火器主要是火箭，由于火药成分不纯，火箭的主要作用是烧毁敌军防具。官方背景下大规模制造和装备火器，始于北宋。宋金战争时期，被称为“火枪”的原始枪支出现在战场上，火炮也成为攻城的重要武器。到13世纪，爆炸性火炮研制成功，北宋《武经总要》中记载的“霹雳炮”就是爆炸性火炮的代表。
火药和火器的西传，与蒙古的崛起和西征有着密切关系。蒙金与宋蒙之间长久的战争，使各政权热衷于火器的研制和装备，突火筒和突火枪这种管型火铳武器在这一时期大量列装军队，并在作战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火铳的枪管，也经历了由竹子、纸到金属这一材质上的变化。蒙古军队在从金和宋获得火药和火炮技术并成熟运用后，将这些技术和攻城手段运用到了对欧洲的西征中。
战争与和平：第一次大分流
火药传入西方后，中西经历了两次火药和火器技术发展的大分流，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在军事领域逐渐落后于西方。欧阳泰认为，这两次大分流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逐渐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封建王朝的和平时期，而欧洲则处于不断地内部战争和对外扩张战争之中——这造成双方热武器更新换代的动力发生差异。
中西热兵器技术的第一次大分流，发生在明朝中期。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后，派徐达北征盘踞北京的元政权。此外，对四川和云南的内部战争以及对蒙古和越南的远征，使明前期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保持有百万的军队规模，武器装备尤其是火铳技术也非常发达。根据欧阳泰的研究，1380年，明朝军队下令，明军10%的士兵必须装备火铳，这时明军总数在130万至180万之间，也就是说至少有13万的明军士兵是专门使用火器的火铳兵。这比当时整个法国、英国和勃艮第所有的骑兵、步兵和候补骑兵数目的总和都要多！到洪武后期，火铳兵的比例更高。1466年甚至达到了总兵力的30%。而这一水平，欧洲直到16世纪中期才达到。此外，中国还注重火器在阵法中的作用。当时明军士兵的操练非常严格，甚至运用了多队火铳手依次轮流开枪的火器“轮射”技术。
但是自朱棣之后，中国进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相对和平时期，而此时的欧洲却处于一个长期、激烈的、事关生死的战争时期：英国玫瑰战争、英法战争、西班牙与英国的海战等。英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塔里特，曾统计过这一时期的欧洲战争：“从1480年到1700年，英格兰参加了29场战争，法国34场，西班牙36场，神圣罗马帝国25场。1610年后的一个世纪，瑞典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每两年就有一场仗，西班牙每四年要打三场。”
这造成了中欧之间第一次热武器的大分流，主要特征是：西方早期巨炮的消失和新式长管炮的出现。此外，火炮炮弹也由石质炮弹发展到铁质炮弹，火炮的重量逐渐减轻，新炮的冷却技术得到迅速发展。此外在装填技术上，旧式火炮一般用木塞将火药装进药室后塞进木塞，然后发射物被放置于木塞之上。而得益于炮管的加长和火药粉磨制技术的进步，欧洲的新炮则不需要木塞，炮管和发射物之间也更为贴合，这就使新火炮可以装填的更快、精准度更高。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则没有发展出可以用来摧毁城墙的火炮，攻城的主要器械依旧是投石车。作为热兵器主体的火铳和小型火炮的作用，依旧是对单兵个体的杀伤和城楼上木质建筑的毁坏。
这一时期热兵器大分流结果最直接的呈现是，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对东方的殖民扩张战争：不同于蒙古在西征中气势磅礴的军事压倒性优势，这一时期中国在对西方战争中武器已经完全处于劣势。
培根和马克思的论述，阐释了火药对中世纪城墙和骑士阶层的粉碎，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欧洲的城墙普遍又薄又脆，而中国则流行夯土的厚城墙。到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期，欧洲除了开始建造中国式的厚城墙外，还设计出了被称为棱堡的复兴城堡。不同于传统的圆形和方形城堡，棱堡的每个拐角处都突出了一个带棱角的垒台，垒台之间可以相互配合，能够组成交叉火力，这样就能有效的阻止敌人靠近。
工业革命和闭关锁国：第二次大分流
许多著名历史学家在讨论近代西方科技的崛起时，更多的将关注点放在经济史角度，但根据欧阳泰的研究，18世纪科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直接，而相比之下科学与18世纪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渊源则更加明确。
这一时期，得益于实验科学的发展，欧洲在火药生产和枪炮设计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伽利略提出的“抛物线理论”，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军事上的实践：在这一理论下，枪炮的弹道设计促使欧洲人给火炮装上了瞄准装置。此外，空气阻力学说也推动了枪支设计上精准度的提高。而冶金业的发展，也使欧洲在这一时期能够发明出威力更大的野战炮和榴弹炮。欧洲的弹药技术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长足进步，硝石的精炼技术和木炭提纯技术的改进，使欧洲发明了“铁罐火药”，而“铁罐火药”是可爆炮弹制造的基础。野战炮配合可爆炸弹，可以轻易击垮坚固的城墙和堡垒。
枪支方面，欧洲火帽枪的发明使枪支的射击速度更快且更安全。此外，火箭技术的进步为欧洲人提供了更强的火力。而造船工艺的进步则让西式蒸汽战舰吃水更浅、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强，除海战外还能更靠近海岸支援登陆作战。
此时的中国，则处于长时期的相对和平中，曾经强悍无比的清军逐渐因为缺乏训练而变得孱弱无比。武器方面，当时清军配备的武器，六七成还是传统的冷兵器，热兵器也长久没有革新。拿火绳枪来说，19世纪中期清军装备的火绳枪与17世纪相比，并没有多大改动。由于弓箭在满族传统文化中有崇高地位，清军更喜欢运用弓箭而不是火器，清廷甚至专门颁布法令，抑制火器的使用。天朝上国的思想，让大清帝国的军事技术在鸵鸟式的自欺欺人中固步不前，“闭关锁国”追求自保的国策，也让清廷缺乏与欧洲的交流，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难以被引入和消化。
这种此消彼长的热兵器技术大分流的差距，在鸦片战争中达到了最高峰。当时的欧洲观察家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火药粗制滥造、大炮样式陈旧、冷兵器生锈严重，城防也是形同虚设；而舰船也只有木制的戎克船。这自然难以与西方的坚船利炮相匹敌，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也在所难免。
究其原因，欧阳泰认为，并不能把责任简单的归结到强调“文胜于武”的儒文化，清政府内部的党争和摇摆不定的政策也损害了改革的延续性。此外，更为结构性的关键因素是，经历了相当长期的和平后，鸦片战争并不足以引发清帝国进行内部的深层改革，保守主义盛行和乐于维持现状的利益集团不肯让位，让清末向西方学习的步履维艰，难以深入。
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