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中国怎样才能不挨骂？
作者：郭良平
中国官员常为在国际舞台上讲话没人听、没人信而苦恼。中共建国以来取得了民族独立，克服了国家的积贫积弱；经过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崛起，震撼世界，赢得不少赞叹，也引起相当普遍的惧怕、猜疑和打压。用中共的话，就是解决了挨饿、挨打的问题，却还在挨骂。
就总体效果而言，中国的翻身不仅造福本国人民，也为世界带来了大量机会，那为什么还要挨骂呢？中国挨骂有很多原因，包括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让世界了解自己还需时日，被误解误判在所难免。中国崛起必然冲击守成大国的地位，招致不满和忌恨亦属必然；还包括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还是个新手，经验和自信都不足，体制缺乏灵活性，外交人员和非外交官员在涉外场合受到诸多限制，讲话言不由衷，行为拘谨，缺乏亲和力和认同感，对敏感问题往往反应过度等。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主流的话语体系，无法解释也难以欣赏中国的成就，中国也没能融入和改变主流话语，于是试图另建一个新的话语体系。
在同一体系下争夺话语权和另建话语体系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挑战。前者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而变得比较现实，而后者不是单靠硬实力就能达到的目标。它有赖于中国的价值观、行为方式、词语概念和政策目标为世界所认同和接受，从而使软实力大幅度增长。这是一个长期和曲折的过程。
中国的近期目标是尽量消除他国的疑虑和恐惧，从而减少对自己崛起的阻力；这需要耐心和理性，用相通的语言进行国际交流，取得理解和信任。而这个“相通的语言”只能从主流的话语体系中派生出来。
话语体系自由主义价值观
话语体系的核心是价值观，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源于西方文明的主流话语体系，是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一个混合体。它之所以能取得霸权地位，不仅仅因为西方文明的强盛和西方媒介的主导地位，也因为它能够表达一般人的诉求、各民族和国家追求现代化的愿望。
这套价值观起源于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和政治中普遍存在的压迫、宿命和愚昧的反叛，在人类历史上是强大的进步力量。作为现代化的代名词，它的感召力至今犹存，任何能够取而代之的新话语体系，都必须在它的优势上超越它。
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多多；作为政策用语，它甚至是千疮百孔，完全无法适应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新时代。它最初作为一种革命的思想武器而出现，生来就是工具性的、片面的，长于破而拙于立。它不仅无法为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提供答案，而且常常开出错误的药方，在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不少灾难，在西方国家备受挫折。
不过，这主要不是它的价值观错了，而是这套价值观天生不全面、顾此失彼的问题；是机械地、偏执地推行它时，在政策和制度建设方面出现的问题；也是西方国家利用其感召力来达到其他目的时，表现出的虚伪和双重标准的问题。
西方国家推行自由主义造成许多灾难性的后果，包括殖民主义、贩卖黑奴、内战、种族和宗教冲突，和由长期政局动荡、社会分裂和极端主义造成的经济落后或衰退，和由此引发的饥荒、瘟疫和难民问题等等。但自由主义包含的价值观仍然是世界的主流，近些年来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危机也没能根本动摇它，例如席卷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各种各样的抗议运动，它们的诉求不是反对这些价值观，而是要求真正实现它。
同样，经济发展很顺利的国家（包括中国），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普遍比上一代更加“现代化”；在经济落后和政治黑暗的国家，年轻一代用于反抗的武器，仍然是自由主义的价值和理念。人们批评自由主义时，着重的是片面性和教条化（即“政治正确”），而不是对其基本价值的否定。它的价值观仍占有道德的高地，而且吸引力远远超出西方文明的范围，成为一种普世的东西。
反对普世价值，比如否定人权、民主、法治、平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人身和财产安全等，必然挨骂，而且不光是挨西方的骂。之所以成为普世价值是因为其吸引力是普遍的、个人化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能拿出一套与之抗衡的价值观，中国也不例外。
中共批判“普世价值”主要针对的是西方政客的“颜色革命”的企图，而不是这些价值本身，但忽视了反普世价值对西方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般民众的影响，导致中共的形象受损，在主流话语体系中失语、挨骂，被当做邪恶的符号。这就是西方国家每逢大选，反华的声音就会甚嚣尘上的原因。在最近香港大规模的抗议运动的惧怕、妖魔化中国的过程中，这一点也可见一斑。
参与和利用主流话语体系
对这个主流话语体系，若不能超越它，就要接受和利用它。这和中共的利益并不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大多数自由主义的价值上都取得长足进步；中共大力推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很明显也承袭了不少自由主义的理念。
因此，中国要做的是更有效地参与主流话语体系，在这个体系内的创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优势，并促进这个体系最终发展成为超越自由主义的，既能够容纳持自由主义价值观，又能弥补其缺陷的一个更加完整、实用的价值和话语体系。这样中国才能避免挨骂，并能最终夺得话语权。
当然，要做到这个必须提升国内的治理水平。中国历史上一直独享一统文明下的话语体系，并在同化外来“蛮族”上屡试不爽，习惯了我行我素，什么都讲求“中国特色”。但现代世界性的话语体系，要求既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能够吸引人们自愿接受和使用，又能为不同文明、文化、民族、宗教、阶级阶层和个人所用。
仅仅把大国独白向外推广延申，是产生不了语言共同体的。中国外交的大战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话语体系也应该是兼容并蓄，为建设共同的世界文明服务。这就不能回避主流话语体系。另起炉灶必然曲高和寡，轻则导致鸡同鸭讲，重则引发新的冷战。而且在新冷战中，共同的语言和价值观使多数国家更容易加入对立阵营，大大增加中国崛起的困难。
近来中国的外交语言突然趋于强硬、尖锐和激烈，大有毛泽东时代的文风，被国外媒体形容为“战狼式”外交语言。这是“交易的艺术”，还是决心同西方决裂、走自己的路呢？抑或是缺乏耐心和方向感的表现？这样的语言能自己痛快，也能博得国内民众的喝彩。
对一个普通的国家来说，也许能够在外交上增加一些威严，赢得些许敬畏，但对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则可能适得其反，使友邦敬而畏之，为“中国威胁论”的炒作添油加料。
美国已经整垮了五个老二。历史的教训是，只有从容、耐心和不断调整的适应性，才能使崛起的大国避免操之过急、犯颠覆性的错误，这也是邓小平“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智慧所在。历史上的美国，在成长为第一强国后的几十年仍奉行孤立主义，这同样是大智慧。
来源：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