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衰落，从开国之初就种下了
作者：[加] 塞缪尔·霍利
从表面上看，明朝是16世纪后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领土广袤，疆域从东面的太平洋直到西边的青藏高原边缘，从南方的缅甸、越南直到辽东和蒙古草原。它要求其他国家向自己称臣，接受来自遥远的朝鲜、越南、暹罗、爪哇、苏门答腊、菲律宾、婆罗洲等国的朝贡。在16世纪中叶以前，日本也是它的朝贡国。明朝人口众多，接近1.5亿，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它的经济规模巨大，谷物、棉花、丝绸、瓷器、烟草、纸张、花生、漆器、墨、靛青等物的产量日益增加。它是历史的发源地，是宗教智慧的源泉，哲学思想和科技创新在这里产生。它是中央之国，是天朝，是世界的中心。
不过，这些只是表象。实际上，到了16世纪后期，统治中国两百余年的明王朝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
造成如此局面的种种原因，早在开国之初，便由开国皇帝朱元璋亲手种下。朱元璋生于1328年，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当时统治中国的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随着元朝渐渐衰落，农民起义渐成气候，最终形成风暴，把以前的游牧民族赶回草原。相貌丑陋、满脸麻子的朱元璋，从一个不知名的农民军领袖一跃成为新王朝的奠基人。经过一个世纪的少数民族统治之后，他于1368年创建了一个汉人的帝国，恢复了此前由汉人建立的唐朝（618—907）和宋朝（960—1279）的很多传统，它们在元朝统治时不受重视。这种复兴时代的风貌，体现在新王朝的名称上大明。从此以后，朱元璋本人将会被称为“洪武皇帝”（“洪武”是他的年号，意思是彰显武事之威）。
洪武皇帝恢复的传统之一，是重新以圣人孔子（前551—前479）的哲学理念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在孔子去世后的几个世纪里，他关于德行和人可以通过教育臻于完美的理念，对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直到佛教流行，儒学才丧失了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后来，在11世纪，被称为“北宋五子”的学者们（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开始重新解释和复兴孔子及其继承人的古老智慧，使其再次引领时代思潮。他们赋予儒学更加理性的理论基础，主张君子必须遵守特殊的“道”。朱熹成书于1175年的《近思录》，最简洁明了地阐述了后世所说的“理学”的意涵。按照朱熹的说法，每个人都应该尽其所能，努力接近圣贤的标准。这就意味着，要阅读儒家经典以培养智识，在日常生活中多思考当前之事（“近思”），践行孝、忠、信、俭和仁。朱熹引用古代经典《中庸》的语句写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明朝建立后，所有政府官员均出身于能够负担得起教育、把他们培养成儒家君子的家庭。想要登第入仕的人不可胜数，因为孔子认为，只有将私下的修身和担任公职结合起来，一个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如《论语》所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由于有意为官的人过多，远远超出实际需要，明朝恢复了发明于隋唐、完善于宋代的科举考试，以挑选出其中文学才能最为出色、儒学知识最为丰富、个人品德最为优秀的人选。那些通过科举出仕的人，通常对他们应该掌握的知识了如指掌。例如，很多人在数年安静的学习过程中，牢牢记住了儒家经典和其他文章，能够不假思索地大段引用其中的文字。虽然他们基本不具备科学知识、领导能力和组织技巧，但是这些并不重要，因为它们不是科举考试的科目。科举的重点在于，考察应试者是不是学识渊博的儒家学者和谦谦君子，这样的人足以肩负起领导国家的重任。
虽然洪武皇帝觉得理学非常适合帮助新兴的明帝国建立秩序，但是他本人对理学不感兴趣，也没有打算努力成为圣人。和大多数王朝的建立者一样，他独断专行、喜怒无常、残暴无度，多疑猜忌到偏执的地步，随意处死惹恼自己的官员而不会有一丝内疚。1380年的胡惟庸案，将其秉性暴露得一览无余。洪武皇帝怀疑宰相密谋反对自己，将其处死，诛其九族，甚至连泛泛之交也被牵连其中，最终死者达三万余人。随后，他废除了宰相和整个中书省，斩首官僚体系，政务由自己或交由内廷宦官处理。他批复在自己面前堆积如山的公文的能力，有时令人叹为观止。据说他曾经在八日内连续批阅奏折1600多件，处理了3391项事务。其后的几位皇帝同样精力充沛地处理政务，但是位于最高层的障碍依然存在。
除了将全国置于严格的中央控制之下，洪武皇帝也厉行节俭。膨胀的政府机构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边尸位素餐，一边从贫苦农民身上压榨资源。这可能是因为新政府信奉理学，不过洪武皇帝本人的经历可能同样重要，他出身农家，曾经忍饥挨饿，甚至几乎饿死。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明朝政府一直轻徭薄赋，全国都在提倡自给自足。地方团体自行维持治安、收税，并将赋税输往政府指定的目的地。官员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俸禄，几近于无，他们同样要自给自足。驻军通过屯田供养自己，国家因此得以免去维系常备军的沉重财政负担。公共工程所需的人力和工具由地方团体筹集，而非出自公帑。
洪武皇帝的改革和革新，给明王朝带来了一个令人赞叹的开局。在随后几年里，它的粮食产量增加、贸易繁荣、国库充盈；淤塞的大运河得到疏浚，航运得以恢复；长城得到修复和强化。长120多米的“宝船”驶向已知世界的尽头，满载着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阿拉伯半岛甚至非洲的货物归来。实际上，在15世纪早期，中国海军的实力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
但是随后一切都改变了。独断的洪武皇帝和接下来的几位继承者死后，新儒家官僚体系开始自我强化。后来的皇帝越来越多地将自己锁在北京的紫禁城内，仅仅扮演着传统意义上的傀儡首领的角色，永远忙着参加令人筋疲力竭的宫廷仪式、早朝和经筵。在元代和明初皇帝统治时管制较为宽松的贸易遭到限制，因为儒家学者对逐利行为疑心重重；在理学的世界秩序里，只有农业才是繁荣的真正基础。宝船的远航活动被中止，航海记录被销毁，制造巨船的技术被故意遗忘。从此以后，造船仅限于制造在近海活动的小型船只，官方批准的国际贸易只能是和朝贡国展开的勘合贸易。同那些控制着王朝的善于思考的儒学官僚一样，中国转向内在，变得日益保守。国家的目标不是发展，而是稳定。
在明朝中期，中国确实享受了长期的稳定，但是没能一直延续下去。由洪武皇帝创建、经后世官僚们修正的体系，存在着内在缺陷，王朝因此变得越来越难以管理，也越来越容易遭受外部威胁。
首先是钱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缺钱的问题。在洪武皇帝统治时，他坚持的厉行节俭、轻徭薄赋和自给自足的政策效果显著，因为他缩减宫廷开支，而且事必躬亲、雷厉风行，确保自己新兴的帝国可以用最少的费用进行管理。不幸的是，皇帝的节俭观并不比他本人长寿太多。后来每一位君主的宫廷开支都在逐渐增加，国库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征税也变得杂乱无章。税收定额严重脱离现实；各地的计量单位不同，造成了无穷无尽的麻烦；绝大多数纳税人都是文盲，不清楚自己应该缴纳多少赋税；其他人只是简单地拒绝支付，由于缺乏有效的催缴手段，他们的欠税被一笔勾销。税金实际上由政府征收，因此它从未达到洪武皇帝设定的额度，甚至相差甚远。
洪武皇帝构想的自给自足的政府官僚体系，同样被证明问题重重。他规定的俸禄过低，官员几乎无法以此养活自己和家人，更不用说维持政府运行和地方治理了。绝大多数官员没有别的赚钱途径，只得依靠从税收中截取“常例”，这种做法进一步蚕食了政府的岁入，而且不可避免地成为弊政。
资金匮乏并不是明朝面对的唯一难题。效率低下、有时还很无能的官员，同样严重困扰着它。能否入仕完全取决于对经典的精通程度，而能否成功升迁则依赖于个人操守，由此选出的官员，自然无法具备今天所说的管理能力和专业技能。16世纪的中国精英认为，个人操守即管理能力，德行出众的人可以做好任何事。这样的信心常常使有公益心的官员被授予他们完全无法胜任的职责，例如策划军事行动，甚至是直接指挥军队。人们相信，他们对经典的娴熟掌握，足以弥补实际经验不足的弱点。在很多情况下，这会导致管理不善，甚至酿成大祸。
对操守的强调，不仅使中国的领导层在面对需要技术或专门知识的情况时一筹莫展，同时也造成内部纷争，从而使政府效率更加低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衡量“操守”的单一标准。例如，严格地说，绝大多数政府官员赖以生存的“常例”其实是贪污，但它同时也是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官员们几乎都不希望这个问题被认真调查。极少数官员恪守道德规范，拒绝俸禄之外的任何收入，因此生活于赤贫之中；另一些则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积攒了可观的财富。大多数人介于二者之间，那么界线应该划在何处？正如黄仁宇所说：“根据品秩，县令的俸禄不过每月七石五斗米，如果他抽取了十倍的‘常例’呢？如果他截取了该地区税收收入的5%，或是10%呢？这种情况实际上使得操守变得毫无意义。”
这样的界线当然没办法划，但是明朝官员并没有因此放弃尝试。实际上，朝廷专门设有御史台，唯一的职责是监督从最低的九品小吏到皇帝本人的行为。御史基本都是极端、有时甚至很危险的人。他们官服胸前绣着獬豸，一种传说中的猛兽，据说能辨别出奸邪之人并将其撕成碎片。这和御史类似，他们能够发现品行不端的官员，并且能断送他的仕途。每个明朝官员都要定期受到这些道德警察的严格审查（京官每三年一次，外官每六年一次），如果被查出有失当行为，哪怕只是细小疏忽，也会立即被贬职或罢免。在明代前期，这些审查尤为苛刻，因为通过科举获得入仕资格者的人数超过了退休者，因此必须罢黜大量官员以避免冗员。面对如此大的威胁，文官们自然而然地开始连群结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依附于位高权重的长者，以求其保护，高官们则利用年轻官员抵御或发动政治攻势。
截至16世纪中叶，这个寻求同盟的过程导致了可以明确定义的“党”的出现。想要置身事外的人，只会发现自己孤立无援，会轻而易举地被某一党赶出官府，他的职位会被授予该党成员。于是，选择阵营便成了权宜之计。政府官员们仍然在道貌岸然地使用着类似“操守”和“不端”这样的词语，对不当行为的道德指控仍在继续，这个人被指责中饱私囊，那个人被指责没有恰当地为过世的父母守丧，另一个人与他人之妻私通。但是隐藏在这些言辞背后，是更深层次、更有破坏性的斗争权力之争。
除了财政困难和党争，明朝同样要面对自身军事实力日渐衰弱这一令人恼火的事实。这个问题的根源同样可以追溯到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减少国库支出，践行自给自足的理念，洪武皇帝在全国各军事要地设立了卫，每个卫都被授予土地，军士屯田自食。每个卫名义上有5600人，其下又设1120人的所，因此明朝的军制通常被称为“卫所制”。在此前元朝统治时，这种自给自足的军队的概念（和平时耕种，有事时作战）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蒙古人可以自然而然地从牧民摇身一变成为战士。不过，这对明朝并不适用。卫所成了农业公社，耕种的士兵变成了真正的农民，忘记了军事纪律，很少操练。不仅如此，卫所也不是真的自给自足，越来越多地依靠政府供养。首先是谷物，因为士兵们种植的粮食不足以满足自身需求。后来，当谷物匮乏时，军饷变成了银子。最后，甚至连这些都无法让士兵填饱肚子。由于腐败的军官常常克扣一部分军饷，士兵很少能足额领到应得的报酬。因此，为了得到在外工作的许可，向军官行贿渐成常态。不少人离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到了16世纪中叶，由于这个陋习，再加上很多军士死亡或逃逸的情况没有被记录在案，因此卫所的开支虽然不断增加，但是实际兵力却大幅减少。有人估计，在某些极端的例子里，有的卫所的兵力只有定额的2%～3%。
朝廷并没有关于这些减员的记录。卫所的都指挥使也没有提交准确数字的习惯，很多将领甚至不知道自己手下到底有多少士兵。大多数将领都乐于将夸张的数字留在纸面上，因为这可以确保大量钱财源源不断地输往卫所，他们自己常常可以留下很大一部分。有明一代，兵部只是将原来名册上士兵和将领的名字誊录到新名册上，然后奏呈皇帝，使其相信自己麾下仍有两百万大军。
不过，即使是最愚钝的官员也肯定知道，实际兵力要少得多。有充足的二手资料可以证明，明朝的军力在急速衰弱。例如，在16世纪50年代，俺答汗的蒙古骑兵轻而易举地穿过明朝自以为守备严密的北方边界，大肆劫掠。当他们开始骚扰北京周边时，兵部甚至难以从附近卫所调集五万人马抵御外敌，而理论上这些地区应该驻扎着十万七千人。到了16世纪70年代初，在北方边界屯田的士兵如此之少，以至于有报告称大片田地已经变为荒漠。但是在朝廷的士兵名册上，仍然列有数万人的名字，他们本应在当地屯田。
明军不仅兵力严重不足，素质也大幅下降。军队越来越依赖从当地招募来的士兵，无业流民和雇佣兵被强征入伍，以填补卫所的空缺。到了16世纪中叶，明军已经成了当时兵部尚书口中“没有纪律的匪帮”。在战场上，他们常常只有在受到上级军官的死亡威胁时，才勉强不会溃逃，有时甚至连这都不够。这些人令良民胆战心惊，因其肆意偷盗、抢劫，有时当地人害怕他们更甚于他们被派去镇压的“敌人”。1562年，兵部尚书形容他们说：“贪如猪，暴如狼。日行盗跖之事，夜则淫辱妇女。若遇不从者，手起刀落，更无二想。民间有谚曰：‘宁拦倭寇，不挡大兵。’”撞上日本人，尚有一线生机；触怒官军，那就无药可救了。另一名官员乐观地估计16世纪50年代明军的兵力在九十万左右，不过即使是他，也在小心翼翼地提醒朝廷，其中三分之二不堪大用，只是“朝廷的负担，制造大量麻烦的祸端。军饷稍有延迟，他们便开始抢劫，试图作乱。他们甚至胆大妄为到杀害官员，劫掠、焚烧平民房屋……现在，政府岁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来供养这些士兵，他们不仅无用，还给我国平添了无穷无尽的烦恼”。
1592年3月，军纪败坏到了极点。当时，西北前线的一支军队因为粮饷延误发生哗变。他们杀掉当地巡抚，逼迫总兵官自杀，推举自己人为首领。虚弱的明朝廷耗时七个月才最终扑灭叛军，后来他们将其粉饰为与蒙古反叛者之间的战役，而不是自己军队的兵变。
明军士兵已经问题重重，他们的军官更是劣迹斑斑。在信奉理学的明代，武人地位低下，常常是子承父业。文官只将武将看作技术人员，对待他们的方式也是如此。即使是级别最高、经验最丰富的将领，在更为宏观的军事战略上也没有发言权；他们在战场上的每一个决定，都必定会被身在北京的官员反复检视和盘问，而后者基本上从未拿过剑、目睹过战争，或是在帐篷里度过一晚。这是明朝最令人不解的一个地方，他们认为从儒家经典中汲取的智慧远胜于实际经验。受到如此待遇的将军们，会以同样的倾向看待自己的军事技能。世袭官位成了家族闲职，被当成一笔可以获取财富的生意。还有一些人出钱购买官位，通过虚报卫所兵额骗取米谷、银子，克扣士兵军饷，以此发家致富。很多军官是文盲或半文盲，对军事战略和统军作战知之甚少，也几乎没有下任何气力学习。他们对麾下军士的操练和纪律不管不问，只是把士兵当作任由自己差使的劳力或仆人，而士兵只要贿赂上司，便可以完全脱离军队生活。在和敌人作战时，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取胜，而是如何伪造胜利的表象，以攫取声望、奖励和升迁的机会。
以首级记功的惯例，使明军士兵和军官的恶行堕落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明代，在战场上获取的敌人首级的数量，不仅是衡量战斗表现的指标，也是论功行赏的依据。这种做法导致了可怕的弊端。在很多抵御边界侵袭和平定内部叛乱的战斗中（16世纪时外侵和叛乱变得司空见惯），士兵们杀良冒功，其中甚至包括女性，为了掩饰真实性别，他们会用湿草鞋拍打割下来的首级。在和宽脸小嘴的女真人作战时，士兵们会砍下汉族平民的头，然后把它们蒸成恰当的大小。指挥官为了讳败为胜，还可能会砍下本方阵亡者的头颅。按照规定，斩获一百六十颗首级为一等功，因此如果斩获数量与此相差不多，军官就会杀平民来冒充敌人首级。与此同时，叛军以此作为自己的优势。在战场上，他们驱赶着当地村民走在自己前面，知道这会吸引明军的注意力，使自己的阵形不被破坏。于是，捷报一个接着一个传到北京，而内部叛乱和边界入侵却迟迟无法平定。
明朝军力的衰弱，因为海盗问题而引起广泛关注。16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二十年间，海盗不断滋扰着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搅得各地鸡犬不宁。从14世纪开始，海盗时断时续地骚扰着朝鲜和中国，两国把他们当作日本人，因此称其为“倭寇”。不过，16世纪为祸甚烈的海盗实际上以中国人为主，再加上一些日本人和混入其中的少数葡萄牙冒险家，以日本的九州岛为据点。这些人之所以沦为匪徒，与明朝一改此前较为宽松的管制，不准同外国人贸易有关。海禁政策导致走私泛滥。最初从事走私的是一些平时基本遵纪守法的普通百姓，但是随着政府的禁令越来越严，他们也变得愈发胆大妄为，开始拉帮结伙，拿起武器。这些在官府眼中一无所有的不逞之徒，开始专门从事不法之事，袭击、抢劫沿海城镇，拿走自己看上的东西。倭寇发现，不管是卫所驻军还是帝国水师，都无法保护据说固若金汤的中国沿海地区，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组团行动，有时侵袭规模大到与外敌入侵无异。不过，海盗的嚣张在小规模袭击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1555年夏发生了一起非同寻常的事件。一小队倭寇乘着一艘或两艘船来到中国东南部海岸，在这里登陆，然后不断向内陆侵袭，一路劫掠到旧都南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根据兵部名册，这附近应该有十二万驻军。《明史》总结道：“是役也，贼不过六七十人，而经行数千里，杀戮战伤者几四千人，历八十余日始灭。”
最初，明朝政府想用军事手段“剿”灭倭寇，而不是处理北方边界的外部威胁时常用的“抚”，即以前对待俺答汗的那种方式。毕竟，倭寇骚扰的是明朝的腹心之地，与脆弱的北方边界截然不同，那里的潜在敌人必须得到谨慎处置，倭寇则不同，他们不需要被安抚，而是要被扫除。受害最严重地方的军事和行政长官，因玩忽职守被下狱问斩。低效的地方政府被重新整顿，名存实亡的卫所得以重生。最终，倭寇几度遭受重创。不过，倭寇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彻底解决，那要等到稍后的16世纪60年代，朝廷放松了对海外贸易的严格限制，而海禁政策正是当初导致倭寇之祸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这个方法很奏效。到了16世纪60年代末，倭寇在绝大多数地区都已经绝迹。但是这也暴露了明朝的虚弱，朝廷发现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倭寇问题，于是不得不以抚代剿。
这就是16世纪后期的明朝。它庞大、富裕，令人惊叹，是众多偏远国度名义上的宗主国。不过，它虽然看上去无所不能，实际上已经孱弱不堪，政治、经济和军事弊端导致国内危机四起，片刻不得安宁。对于朝廷中的官员来说，治理国家意味着使国家保持运转，维护领土完整，他们常常是刚解决完一个地区的问题，就不得不赶到另外一地，处理同时发生的另一个难题。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第一个十年，危机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即使倭寇不再为祸东南，也还有蒙古人骚扰北方、辽东军士哗变、缅甸边界冲突和西部的饥荒。面对接踵而至的威胁，明朝政府变得像是马戏团里用棍子转盘子的杂技演员，要做的只是确保所有摇摇欲坠的道具不要掉到地上。考虑到明朝在16世纪后期的现实处境和它可以利用的资源，或许它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壬辰战争》
- 作者: [加] 塞缪尔·霍利
- 出版社: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原作名: The Imjin War: Japan’s Sixteenth-Century Invasion of Korea and Attempt to Conquer China
- 译者: 方宇
- 出版年份: 2019-7
来源：凤凰网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