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一块红布，蒙住双眼蒙住天
作者：侯杰
上世纪八十年代，忘了哪一年，同事给我一盒录音盒带，说是一个新晋歌手，特别与众不同。
我把盒带放进迷你单放机，立即，整个办公室里的人都被一声喑哑的嘶吼攫住——”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老同志说，这是唱歌吗？这是吼。
的确，这不是唱，这是吼，可中国戏曲不就是吼吗？他吼得很有中国本土气，像秦腔，像梆子，一下子把我扔到了荒凉的黄土高原上，我好像看见一个戴着白头巾的陕北汉子，皮肤黝黑，脸上布满纵横的沟壑，对，就是罗中立油画的那个形象。他站在荒袤的黄土塬上，对着道道沟坎，高声嘶喊。
歌者引起我的好奇，细一打听，他并不是专业歌手，本职小号手，跻身歌手行列，纯属偶然。
那是一个歌曲音乐多元的时代。国门打开后，港台歌曲、欧美音乐进入中国，霸占歌坛的是流行歌曲。听革命歌曲成长的一代音乐人，从形式到内容，都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外来音乐艺术的营养，并开始在革命歌曲的胎盘里孕育新的婴儿，本土新流派不断涌现。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所以，首先崛起的是西北风，一批唱西北的歌曲开始流行，而崔健被外国摇滚吸引。
摇滚的特点是心里想啥就唱啥，他除了吹小号，整天抱着吉他，自弹自唱，就这样，《不是我不明白》诞生了。
那时的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是摇滚，听过披头士的寥寥无几。
《不是我不明白》唱法奇怪，但歌词贴地气，唱出青年人内心的迷茫。
他唱着这首歌去参加全国歌曲大奖赛，第一轮就被淘汰。他没气馁，坚持认为中国需要摇滚。
那时，他已经在小圈子里声名鹊起，纪念国际和平年的音乐会邀请了这个大奖赛首轮就被淘汰的歌手，就在这场演唱会上，他唱了《一无所有》，歌毕，听众起立长时间鼓掌。
《一无所有》曲调来自陕北民歌，却开启了中国摇滚纪元。
我联系他要采访，他请我去听他的独唱音乐会。非常意外地，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竟然在前排就坐。看了曲目单，我释然，上面有《南泥湾》。
副主席就是当年延安大生产的军事首长，说起他的359旅，就会想到延安大生产。
翻唱红歌也是当时的一个潮流，那个时候，《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就特别流行。这一代毕竟是植根于革命歌曲的土壤，潜意识里的旋律总会在脑际萦绕，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对现实的反叛，又让那些熟悉的旋律被赋以新的解读。
当他唱起《南泥湾》，情况变了。随着歌曲的演绎，副主席坐不住了，那不是他熟悉的郭兰英的《南泥湾》，那里面没有”到处是庄稼”，也没有”遍地是牛羊”，更没有”陕北好江南”，那里面满是苍凉与悲怆、无奈与迷惘，怪腔怪调的歌声引起他内心某种不快，他愤然起身，扒拉开身边的工作人员，怒声说道：以后不要再让我听到他唱这首歌。
随后传来的消息是，他遭受到北京交响乐团最顶级的处罚——开除出团。
领导说，这个人有争议，不报为好。我的专访计划，也就搁浅。
那年底，”新时期10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在北京举行，他以个人身份参演。计划中，他要演唱的是《一无所有》，但他登场后，灯光打到他身上时，观众发现他的眼睛上蒙着一块红布，于是，人们听到了《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
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作为歌舞团家属，居住在分配的宿舍楼里，他一定非常渴望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红布并不能解决他的现实需求，只是蒙住双眼，让他看不见现实而已。
他的个人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开始思考生活现实与政治宣传的冲突，那个年代，能有如此见解并敢于公开表达的人，除了写小说的王朔，就只有他。
如果说《一无所有》是借景抒情，从《一块红布》开始，崔健的歌进入了寓言时代。那里面有故事，有人物，也有想法。
当时，王朔是写作的非主流，他是音乐的非主流。王朔的小说越来越撒欢地写，他的摇滚也越来越撒欢地唱。
《一块红布》之后，《假行僧》《花房姑娘》到后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用他的话说，已经是”撒点野”了。
这些歌后来都收录在他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里。
我一直认为摇滚是最适合露天演唱的艺术形式，而且，摇滚的魅力不是展示和欣赏，而是互动交流。
机缘巧合，给了他一次露天演唱并与乐迷交流的机会。
1989年5月底，听说他要去广场演出，我急忙带上相机前去。他带着乐队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几乎在人挤人的人堆里，放声高歌《一无所有》。
那次的演唱会不光是他生命的不可忘记，也是在场每个人的不可忘记。
1990年1月，他为北京亚运会募捐，演唱会名为《从头再来》，我总觉得那名字有什么玄机。
1990年底，因工作调动，和文艺界没了关系，也就不再去关注他的行踪。
其实，我是不太欣赏摇滚的，1990年代，是黑豹的时代，但我从没完整听过一首黑豹的歌。
1990年代末，发现有售他演唱会的影碟，就买了一个双碟装。里面涵盖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曲目，特别是《红旗下的蛋》《解决》《最后一枪》《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听起来总觉得不如八十年代的歌曲那么犀利，至少不再像八十年代一样能打动我。也许是我老迈了，也许是他的锐气都在八十年代用尽了。毕竟，八十年代是中国思想和言论最宽松、宽容和宽厚的时期。
2014年，听说他要上春晚，他参加了彩排，曲目依然是八十年代的开山之作《一无所有》，但最终没能通过终审。
虽然一代代新成长起来的歌手都和他有过交集，而他依然不为主流接纳。
与青年人的合作，也有过忘年恋的传闻。而他的回应也很耐人寻味：不管你我年龄差距多大，二十还是三十岁，只要城楼的那个画像还在，你我就是同一代人。
我不由感叹，那些曾经的故人，不论他们当初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最后，都活生生地活成了同一个行当——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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