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自带神性的凡人
作者：周泽雄
一
喜欢银幕上的法官，是我的偏好，可惜很少得到满足。
法官是银幕常客，也是角色险地。只要出现司法情节，法官总会露几下脸，但通常不是主角，律师和检察官才是法庭上呼风唤雨的大祭师。法官的职务行为类似哲学家或会计师——不得不以角色道具的身份频频登场。银幕上的法官是功能性的，他推进情节，却不是审美和娱乐主体。
法官高踞于审判席上，像一尊蒙眼的雕塑，在不容冒犯的尊崇光辉下主持审判。法官总得有一把年纪，青年法官就像童工，隐隐给人非法感。法官理应拥有渊博的司法知识和法庭经验，口才也不在律师之下（多数法官曾是优秀律师），但他们所处的司法地位，会对举止言谈构成强力约束。与律师相反，法官唯有将个性风采减掉七八成，方能更好地履行圣职。个性鲜明或观点独特，皆非法官之善——这差不多宣判了该职业在银幕上的黯淡前程。弗朗西斯·培根说过：“法官应当效法上帝，因为他们坐的就是上帝的位置。”“效法上帝”的另一面就是远离活色生香的人性。法官必须对可见的迷人品质说“不”，别说卖弄机智和文采，就是把眼睛瞪得炯炯有神、把话语说得声情并茂，都难称得体，因为那可能意味着他对某个当事人抱有先入之见，司法天平已然失去平衡。总之，法官最得体的姿态就是保持谦卑。
个性之于法官，不仅是奢侈品，常常还是违禁品。比如，他无权模仿电影《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1942年）的主人公里克的作派。在那部著名影片里，亨弗莱·鲍嘉扮演的咖啡馆老板，有着不在任何人之下的正直和勇敢，却羞于展示它，宁可用一副自私到底的慵懒样，把内心的正直包裹在玩世不恭的迷雾里，好像那是见不得人的隐私款曲。由于里克最终展示了非凡的牺牲精神和战士品质，表象举止与内在正义间的巨大反差，遂生成一股颠倒众生的审美魅力，令观众为之倾倒——但一名法官的公正仪容必须一望可见。偶尔，观众会在影片里见到不失幽默感的法官，如《控方证人》（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1957年）里的英国法官，总想逗点乐子，活跃气氛，但即便是他，也更像一名捧哏，意在用俏皮话给双方律师的唇枪舌剑暖场，他并未忘记培根所谓“法官不宜和律师争风头”的告诫。
法官地位如此重要，一些对他人无伤大雅、不必深究的行为，落在法官身上则需如临大敌。电影《确认》（Confirmation，2016年）说的就是“如临大敌”的故事，影片以一种伪纪录片的风格，讲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参加司法确认听证会的过程。当时，这位黑人法官面临一项难堪指责，一名黑人女下属在记者鼓励下，指控他性骚扰。兹事体大，美国人紧绷神经，集体围观。但观众随即看到，指控较为勉强，指控者只能把程度限定于言语滋扰，她承认托马斯法官既未对自己有过肢体冒犯，也未有过约会暗示。这等于说，举证缺乏实质杀伤力，很难作为司法证据得到承认。随着法官矢口否认，此事变成一桩悬案，托马斯法官最终以两票之优通过了确认听证会，他今天仍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这么点小事也大张旗鼓地拍成电影，只能说明，人们对法官持有的道德标准，远在总统之上。
参照培根“一次错判比多次犯案为害更大，因为后者只不过污了流，而前者却是秽了源”的著名警告，法官哪怕只是判案马虎，也会给人“天要塌了”的感觉。伍迪·艾伦编导的《无理之人》（Irrational Man，2015年）就拓展了这个“感觉”，片中一名在课堂上讲授康德道德观的教授，与女友外出就餐时，凑巧听邻座说起一桩离婚官司判决：法官与律师串通，将孩子判给素不关心子女的丈夫。听来颇为昏聩，总不该是死罪吧？但是，对康德哲学消化不良的教授，竟萌生了杀死法官的念头，并迅速付诸实施。谋杀法官总是可悲地易如反掌，即使昏庸的法官，日常生活看起来也像杰出法官一样单调刻板：他会定时定点在户外跑步，每次都在某小卖部买特定品牌的饮料，谋杀者只需将装有氰化物的同款饮料悄悄调包，法官就会乖乖死去。更不幸的是，即便死去，法官的银幕形象仍模糊不堪，观众来不及对法官产生同情或愤怒，他就无精打采地进了天国。
伍迪·艾伦的电影含有游戏人间的情调，影片《激情年代》（The Crucible，1996年）反映的历史事件就沉重多了，那是北美司法史上最黑暗的一幕：拥有无限司法权力的几名法官，出于蒙昧，听信一个嫉妒村姑的谵言妄语，在村庄里大肆猎杀女巫，将数十名无辜者送上绞架。影片告诉观众，法官是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当法官的心灵被污染，智力被降维，文明社会将瞬间呈现末日景观。公正地说，这些法官倒的确配得上一副绞架，哪怕他们的外在举止一点不像地狱来客。
二
法官角色与银幕如此不谐，我还能在银幕上见到几个生动法官，当心生感激。斯宾塞·屈塞在《纽伦堡的审判》（Judgment at Nuremberg，1961年）里扮演的海伍德法官，令人欣喜。该角色闪烁着法官特有的职业光芒和君子风采，难得的是，屈塞把这个高度受限的形象塑造得真切动人。
没看过影片的观众，易受片名误导，以为指那场由美、英、法、俄四国法官在纳粹精神的象征地纽伦堡组成的著名军事法庭，审判对象是纳粹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为首的若干德国军官。其实，这部电影聚焦于一个小得多的审判，它是那场著名审判的后续延伸，被告席上的四人并非手沾鲜血、千夫所指的战犯，而是曾替希特勒效命的纳粹法官。当时，这些德国法官是否应该受到由美国主导的军事法庭的审判，并非毫无争议。虽然二战背景和集中营受害者的悲怆图像赋予影片相当的沉重感，但法官审判法官的特殊性又会稀释这份沉重。总之，这不像是一部仅凭二战背景和司法题材就能轻易成功的影片，编导和演员需要做得更多。
海伍德法官看上去极为普通，像一位邻家老爷子。他有一种平凡到底的意志，身为拥有绝对权威的法官，他同时养成了蔑视权威、警惕权力的嗜好——对于大权在握者，再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德行了。负责接送他的德国司机在马路上疾驶，喇叭摁得太响，差点撞上一名骑自行车的姑娘，立刻惹来他轻声抗议。他下榻的住处原属一名纳粹将军，颇为宽敞，接待方为他安排了三个服务员，他不无厌烦地表示“太多了，那会让我看上去非常无能”。只是获悉这样可以多解决几个贫困市民的生计，他才不再坚持。
海伍德法官起始就清楚自己接手了一件外表光鲜的苦差，他知道自己不是众望所归之选。他虽有一点沮丧，但出于法官天生的责任感，他决心不辱使命。他看上去极度缺乏人所难免的虚荣，淡然地向玛琳·黛德丽扮演的军官夫人否认自己是大人物，强调自己只是美国一个小地方的法官，不久前还刚刚落选。他说自己没见过多少世面，只出过一次国，还是一战时参军。法官平和的口吻、质朴的风度，以及由满面皱纹组成的慈祥笑脸，使人觉得他根本不是在保持低调，他就是喜欢实事求是。
他知道受审者之一、前德国司法部长恩斯特·雅宁曾是具有国际声誉的法学家，履历辉煌，他请助手找来雅宁的全部著作，认真研读。读到雅宁写在《魏玛宪法》里的话，他击节赞叹，肯定其文字“是充满志向与希望的时代画卷，与我们的国家没有区别”。他困惑地思考：一个写出这样美好词句的人，怎么可能参与绝育法案并成为杀人犯呢？他提醒两位法官同僚：“要让我对恩斯特·雅宁这样的人做出宣判，公诉人应该证实自己的指控。”就是说，不管这场审判会被政客和民众提炼出多么夸张的意义，他只打算依法审判，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公诉人劳森上校曾是纳粹集中营的解放者，他对纳粹法官罪行的认识超出常人，有时也超出必要的限度。他认为这些穿着法官袍的家伙“肆意歪曲，随意曲解，毁掉了德国的正义和法律，本身就是极大的犯罪”；他的观点继续推进，指控被告“犯有谋杀、酷刑等罪名，他们应同第三帝国的领导者一样，为人类历史上最恶毒、最难以胜数、最灭绝人性的罪行负责”。为此，他在法庭上展示了纳粹集中营的惊悚画面，当人皮灯具、人皮春宫画和受害者委弃的大量梳子牙齿鞋子出现在投影幕布上，连四名纳粹法官都失去了从容，满脸惊骇。显然，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看到此类场景，海伍德法官也不例外。与别人不同，海伍德法官的表情仍是平静的，他微微抿起的嘴角让人觉得，他正竭力用双手压住狂涛。
战后欧洲局势突变，冷战大幕猝不及防地开启了，海伍德法官主持的这场审判，在美国政府和军方高层眼里，突然成了一种鸡肋。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下，政客当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干涉法官判决，但斟酌当前局势，他们又会产生一种自以为无比正当的干涉欲，希望法官接受规劝，顾全大局，根据“我们需要团结所有的力量，我们需要德国人民的支持”这一迫在眉睫的现实考量，在判决时从轻发落。一位联邦参议员向法官传递上述意见时说“像我这样的老人对你说‘也许’时，你应该像听到教皇谕令一样。”我无需担待干涉的嫌疑，你最好照我说的去做。海伍德法官照例只是抿抿嘴，表情淡然地望着对方，参议员不清楚法官正把自己视为一道教皇谕令，还是一张废纸。
当然是一张废纸。最后宣判前，连态度激烈的劳森上校都气馁了——他也接到了军中上锋那种乔装成委婉建议的“教皇谕令”——承认自己面临一个“两难处境”，海伍德法官不为所动，他不紧不慢地阐述着法理，将四名纳粹法官一一判处终身监禁。在那一刻，他衰老的躯体内似乎蕴藏着摩西的伟力，可以凭一己之力劈开红海，为世间开辟一条睿智的正义之路。
斯宾塞·屈塞的出色表演，使他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但影帝获得者是在该片中扮演律师拉尔夫的奥地利演员马克西米连·谢尔。谢尔的获奖多少有些奇怪，他在演员表的排序里仅位列第五，戏份上也属于配角。或许，评委不想让已经两次赢得奥斯卡影帝的屈塞三度折桂，因为那将使屈塞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男演员。诚然，谢尔的表演相当精彩，与擅长对脸部表情实施极简管理的屈塞相反，作为律师，谢尔调控神态就像转换开关一样自如，他随心所欲地穿梭游走于春温秋肃之间，表情和声音杂耍般地在天使与魔鬼之间切换。这是律师角色特有的便利，法官无权如此，当谢尔扮演的拉尔夫律师对着证人咆哮，使法庭仿佛出现了党卫军的皮靴声，受惊的证人甚至流露出中邪般的胆怯，海伍德法官依旧不动如山，看上去只是在凝神倾听每一个字。我觉得，他的呼吸像台词一样有力，他的沉默里伴有雷鸣，那是同样伟大的表演，只是不易觉察。
三
年逾八旬的老戏骨罗伯特·杜瓦尔在《法官老爹》（The Judge，2014年）里扮演的帕尔默法官，亦让人眼睛一亮。
为避免陷入法官角色特有的性格险地，编导娴熟地装配着剧情元素，确保观众见到一位活生生的法官：帕尔默法官的妻子于影片开始时刚刚去世；现年72岁的老法官患有晚期肠癌，正默默接受无望的化疗，身体每况愈下，记忆力也严重下滑；法官与小罗伯特·唐尼扮演的律师儿子汉克，有着隐匿复杂的爱，这份爱是如此深沉，以至表面上父子俩只有恶语相向，才能维系爱的份量。事实上，父子情感才是影片的主线，为了有力地再现它，编导不惜弄出一段杀手级情节来加以完善：老法官居然杀了人。当然，影片最后告诉观众，他开车撞死的那个家伙，原属十恶不赦，法官的行为与其说是谋杀，不如说是正法。观众最终会觉得，“杀人”行为丰富并升华了老法官的人格形象。
片中一组父子冲突场景，颇能显出老法官的独特个性。帕尔默本是美国印第安纳州一名普通法官，在该职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了42年，累计主持了一万多起审判，他将此视为一项值得高度珍视的成就。他的大牌律师儿子汉克反驳道：你不过就是小镇上一名普普通通、忠于圣经的公务员，别好高骛远，拿自己的病况与晚年境遇下滑的大人物比较，纯属让人笑掉大牙的自不量力。老法官压根不理会儿子的尖刻嘲讽，他用一种最自然不过的口气承认：“我就是这样。”你从中根本听不出“我偏要这样”的口气。
冲突的起因是，律师儿子为了帮父亲脱罪，要他承认自己病情深重，“如果我们能博得陪审团的同情，他们将永远无法给你定罪。”老法官怒不可遏，声称“我宁愿死在监狱里”也不会任由儿子在法庭上耍弄大城市律师的小伎俩。法官的确记不起自己开车撞人的经过原委，但向法庭坦露不治之症等于间接承认自己判断力出了差错，那将导致自己最近半年审理的案子被推倒重审，对帕尔默来说，这是不可容忍的人生失败，他引以为傲的法官生涯将以耻辱的悲剧收场。因此，他宁愿请一个兼职做工艺品买卖的当地菜鸟律师，也不愿自己能耐超群的儿子相帮，除非儿子答应他的条件：“别给我弄砸了。”——所谓“弄砸”，不是指能否免于入狱，而是不要损害他作为法官的职业荣耀；他还满心惦记着“降半旗”的身后哀荣呢。
帕尔默法官最终被判处在州立监狱服刑四年，立即执行。他伸出双手静候手铐的神情，仿佛在领受一份圣餐。纵然成为囚犯，他也像是在履行一项公民义务。
我想，既然从世俗称呼上看法官也是自带神性的职业，那么，敢于怀抱不切实际的理想，才更接近这个职业的本质。假如只把自己看成一名公务员，就不配接受“法官大人”（Your Honor）的神性称呼。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勒尼德·汉德的一次著名感叹，也呼应了这份神性。汉德曾自问，自己的工作到底应该向谁负责？他找到的答案是——他指着身后满满几架子法律藏书说——“对它们负责。”换句话说，对全体法官的历史、对神圣的司法正义负责。这个职业如此接近上帝，若安于凡俗，拒绝仰望司法星辰，反而是一种不务正业。
影片结尾时，提早获得人道释放的老法官和儿子汉克坐在小船上，两人一边垂钓，一边絮絮叨叨地重温父子亲情，场面温馨。一张糖纸倏尔飘落，帕尔默法官头略略一歪，竟奄然而逝。这大概是编导替一位可敬法官所能想到的最美妙结局了，象征着功德圆满、得大自在，佛教里有个迷人词语专门描述它：坐化。老法官还如愿得到了耿耿于怀的传奇礼遇，政府办公楼为他降下半旗，缅怀他的凡人荣光，表彰他的神性理想。
（周泽雄，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自由文人）
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