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我们终将各奔东西

作者：煮咖啡的劳伦斯

许多年后，也许人们会意识到，2019年其实很不寻常。

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情，不是关于得失，而是关于是非；很多可以意会，很少可以言传。许多人的面目不由自主地暴露，许多人不知不觉地开始放弃容忍与伪装。群体在崩裂，因利益或经历而绑定的个体之间开始刮目相视。温情脉脉的水面之下，暗流涌动；水面之上，瘴气腾腾。

回想这一年里，我自己退出了所有的班级群、系友群、校友群以及若干诸如此类的圈子。在某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在隐隐约约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和进行曲中，我删掉了通讯录里将近一半的 “朋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热泪盈眶。

这一年里，我好像渐渐失去了口头表达的能力。公众号被封以后，一直难以再度寻回写作的冲动。但我不会沉默，并非要去影响什么人，只是不想掩饰。讲人话、讲真话，至少能让自己看得起自己，大不了在未来的岁月里，把所有过去认识的人再得罪干净。

这实在不足为惧，萨特说，人，本来就是一堆无用的热情。

天地之间，我们终将渐行渐远，我们终将各奔东西。

1 眼前的问题与背后的主义

小冬是我三十多年的朋友。当年，他从北大毕业，我从人大毕业，我们同时加入了一个政策研究所。两年之后，他去丹麦，我去英国，有一段时间他来伦敦读书，我们曾经住在同一个公寓。九十年代后期，我们差不多同一年回国，后来又都定居在上海。人生中，有这么多共同经历的好朋友，实在不多。

我们的研究所只存在了五年，到今年，已经解散三十年。但我们每年的聚会都是大家一年当中最为期待的日子。就我自己来说，所有的同学群、同事群都可以退掉，但研究所这个群体，是我人生中唯一值得怀念的“集体”。对小冬来说，应该也是如此。

过去的一年中，我和小冬之间，以及在群里和其他的老朋友，都有很多交流。在戏谑和插科打诨之间，我们的聊天坦诚而激烈。争论的无非是川普、华为、香港这些更年期人群热点话题，而在每件事上，我和小冬都有很大的分歧。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意识到，所有的问题背后，其实都是主义。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可能来自于渐行渐远的立场，这个发现，细思恐极。

罗素说，我不会为任何信仰而献身，因为我的信仰可能是错的。如今，我们不至于再为主义去杀人，但我们随时都可能因主义而翻脸。

小冬和我，都在西方生活了很多年。回国以后，也都一直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我们都知道，在西方，朋友、同事之间是不怎么争论政治上的事情的，政见不同，很多时候并不影响私人友谊及对彼此的尊重。

而这种温文尔雅和相互容忍，来自对同一种精神内核与价值的认可，它并不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争论中。在这块土地上，分割人们的，不是医保、不是税率、不是移民政策、不是脱不脱欧。我们看到的撕裂，源自人们是否认可一些基本的公理，这些公理的两面，曾经腥风血雨；我们目睹的隔阂，来自于人们将什么看作邪恶，这条界线的两岸，永远剑拔弩张。

这个话题，你我都明白，我没法延伸，没法详细。

研究所短暂的共同经历，对我们大家都意味着很多。这么多年之后，当本来应该淡然，好友之间却面临比当年各谋出路更为彻底的情感解散，这令人总有些不甘。小冬和我，都在努力，试图找到我们的共同点，甚至期望或许也可以和而不同，可以温文尔雅。

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多少年来，中国人的聚散都是不由自主的，我们在命运的大江大河里，如细沙般被夹裹着抛向不同的方向。今天，我们可以在无温饱之虞、无性命之忧的境况下做出选择，而我们的选择将决定我们最终成为何人。

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可以选择各奔东西。

2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老家在河北沧州属下的一个县级市，每年总有几次我要回到那里去看望母亲。

这里和华北平原上几乎所有的小城市一样，没有任何特色。马路很宽，交通依然是越来越拥堵。马路中间是看不到尽头的栅栏，而两边则是各种丑陋的贴着各种颜色巨大汉字招牌的店铺。

夏天，每当夜幕降临，满街都是烧烤和汽锅鸡。人们聚在一起，喝酒吃肉，高谈阔论。县级城市仍然是人情社会，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要努力向外伸展，建立自己的圈子。旧的传统在消失，但新的惯例也在形成。从平房搬到住宅小区的街坊们依然会串门聚餐，嘲笑大城市邻里之间的冷漠和疏远。通讯发达了，人们要应对更多的婚丧嫁娶，随份子花费每年都在提高。但这些事件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 它是交易平台，是互助机制，它维系着人缘连绵不断，它甚至也是社会地位和人生成败的秀场。

我没有和人交谈，但看得出，人们对他们眼前的生活更为知足，他们没有抱怨，每个人都应该有比我睡得更香更甜。

我喜欢这里的凌乱和这里浓郁的烟火气，对我家乡人们的幸福没有丝毫的嫉妒或恶意，我祝愿他们富足安康 – 他们早就应该过上好日子，他们完全应该过上更好的日子。我在这里看到的，是真真切切的主流，是大多数。未来是属于主流的，在这主流的幸福面前，我常怀疑我愤怒的正义性，甚至感觉我内心的反抗既边缘又矫情。

这个主流会愤怒，而他们的愤怒的对象，可能恰恰就是我所看重的那些东西。如果他们知道我内心在想什么，我就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同仇敌忾的敌人。面对这个曾受尽苦难而如今志得意满的绝大多数，相对于这实实在在的千家万户的满足，我的那些所谓价值、信仰和选择，我所有的愤世嫉俗或玩世不恭，其实都只属于我自己，只对我个人有意义，它没有任何高贵性。我没有为他们的幸福做些许的贡献，我自以为的所有真诚只会增加人们的不快甚至反感。所以，我是不是应该沉默？是不是应该低头？是不是应该牺牲？是不是应该屈身于无形的枷锁？

可是，我早已做出了选择，我早已走上了不归之途。这种选择可能意味着痛苦，但有痛感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人类亘古以来，都在问这些问题。即便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每一个英雄出场，也都要宣告自己来自哪里，是谁的儿子。对于作为现世乐观主义者的中国人来说，寻根问祖则具有功利和感恩的双重涵义。每年春节回老家，我都要和家乡的人们一起去上坟祭祖。几十年里，也曾无数次被人问到是哪里人。

身处小城的万千灯火和人声鼎沸之中，在距离先祖最近的地方，在依照传统我作为一片落叶要最终回归的故土，我如今深切地感到，我只是一个人，一个陌生人，“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

但更愿意相信，和这里所有的人，也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都是来自一个共同的遥远的地方。人类从同一个地方启程之后，千万年里，一直在上路、在逃离、在告别、在抛弃、在成为新的人。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我们流浪，流浪远方。

我们将终结于同一个地方，但在终结之前，故人也罢，故乡也罢，故国也罢，都早已被证明：不是羁绊。

血与土，Blood and Soil。我的眼睛将不再看着你，我的怀念将永远是记忆。血浓于水，血也浊于水。面对狂欢与感动，我悲喜交加。举目望去，许多就此别过，无数各奔东西。

3 大路上，那些昔日的弟兄

四十年前的秋天，来自贵州的34岁的朱正琳作为特招大龄学生，开始到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入学不久，他认识了中文系七九级三个不满20岁的本科生，赵仕仁、骆一禾、何拓宇。这几个自称“三剑客”的年轻人与“背着空口袋走过沼泽地”（一禾语）的朱正琳一拍即合，很快便进入了那个年代特有的精英式宏大叙事般思想交锋模式。

后来成为我好友的何拓宇曾如此描述他们三个人：仕仁是中国的脑，立志要改变世界；一禾是中国的心，要用文学的温情去感染世人；而他自己则是中国的胃，吞下大好山河。

他们不是剑客。他们更像是自比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三人，代表着理性、精神和肉欲。

对年青的他们来说，时代骄子们的梦想，总是要以国家为计量单位。他们期待走在大路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他们崇拜的亦师亦友的朱正琳已经属于过去了的一代，是要为他们行走的大路做铺路石的。

但命运开了一个冷酷的玩笑。1985年，赵仕仁在怀柔水库溺亡；几年之后某个春夏之交，诗人骆一禾在为他的好朋友海子料理完后事之后，因脑溢血倒在了人声鼎沸的广场，从此再没有醒来。2007年，我的朋友何拓宇迎着朝阳，从他19楼住所的阳台上纵身跳下。

拓宇离开后，朱正琳在纪念文章里，引用了一段诗句：不言不语，不声不响，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大路上走来了我年轻的弟兄。

2019年，朱正琳也因病离世，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我读过他平和的文字，拓宇当年也曾无数次跟我讲起他的睿智与博学。我不知道，他最终会如何回望那条大路。他那些过早离去的才华横溢的弟兄们，可曾错过了什么风景？

中国的路，历来最为宽广，但也总是最拥堵、最熙熙攘攘。而有一天，你会发现，人们向往的金光大道，无非都是战场，都是屠宰场，不管你何等小心，只要行在其中，便忘却归途，不知何时，人仰马翻。

我们都曾经向往走在大路上，但走来走去，竟发现我们其实只是兜兜转转，在牢笼里绕圈子。我惧怕这样的路。

一禾二十岁的时候，曾热情地写道：朋友，你若想走入世界，就必须改造世界。而在他骤然离世的前一年，二十七岁的诗人写道：一条天路上，走着我自己。

天才如一禾，在这七年里，究竟看到了什么？想来无尽唏嘘。

我知道，在今天人们的眼里，朱正琳和他的“三剑客“弟兄们，不仅是上一代的人，而且是与今天的世界毫不关联的人。但我仍愿不时去想起他们，不是怀念，不是惋惜，而是重新去抚摸我少年偶像的热忱、梦想与希望，再凝视那条曾令人向往、红尘滚滚的大路。

或许已经是时候了，义无反顾地落荒而逃，各奔东西。

4 地上本来是没有路的

鲁迅曾经说过：希望本来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不愿将他自已体验的苦的寂寞，传染给也如他那年轻时候一样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没有看到希望。他只是不愿意抹杀希望，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他不能以他确信的必无，来说服别人希冀的必有。于是他“仍免不了要呐喊几声，聊以慰籍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甚至他不惜妥协，用 “曲笔“在《药》里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

为了要呐喊，鲁迅不得不放弃一些真实，由此他自嘲他的小说与艺术的距离，因为艺术必须是真实的。鲁迅是最清醒的人。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祈求走那地上的路？它岂不是太宽广、太冷漠、也太拥堵？阳光下过于丑陋，灯火中也过于绚烂。我们何不走进黑夜，走在茫茫无边的原野之上，任春风陶醉，任寒风凄厉，只要天上星辰不变，便可任由自己辗转往返？

走过荆棘，遍体鳞伤，当黎明带着玫瑰色的手指呈现，能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这并不重要，我没有抱着希望上路，没有期待。霞光万道之中，不再蔽体的破衣烂衫已是这行进的缎带，身上的粘了血的泥土是这夜奔的勋章。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将拥有我伸手可触、目光所及的一切，我的脚下即是我的领地，我是我自己的国王！还有比这更好的回报与奖赏吗？

我确信还有无数陌生的人，会不惧走入这深夜的旷野，揽风而行。正如加缪所言，不需要有人在前面，我们不要被引领；不需要有人走在后面，我们不要被追随。我们甚至不需要并肩同行，真实而不羁的灵魂可以拥抱，也可以遥望。

你不要傲慢地以为可以去改变这个世界，你不要去当那个自作多情的带路人。你只需要鼓起勇气，星夜兼程，无惧各奔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