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安全感，不仅是因为疫情本身

作者：徐海娜（FT中文网专栏作家）

相比中国，他们为什么如此淡定？为什么没有过度反应？我观察到除了疫情严重程度不同导致的应对措施不同之外，人们的心态、理念和身处的社会结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最初看到人们谩骂所谓逃离武汉者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武汉市民，我会不会逃走？想了一番，觉得无论留还是走，其实都很难对他们下道德判断。于是只能随手写了一句感想，“眼里没有个体的社会，人们反而会极度自私”；接着我又看到武汉封城乃至影响及整个湖北封闭的消息，深感这不是一件小事，牵一发动全身，社会民众经济生活必然会全面受影响。然而我只能随手再写一句感想，“没有个体意识，就没有安全感，也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样必然加大处理每一件事的社会成本。”后来看到因为照顾者被隔离，脑瘫患儿失去照顾不幸去世的消息，很多人泣不成声，唯留一张笑得灿烂的照片让人们记得有一个生命曾经那样开心地活过。再后来看到有的地方宠物猫狗被强行处死，中小企业渐渐支撑不下去，养殖户因物流中断饲料短缺损失惨重，就算再有人活不下去，人们也已经开始麻木，说服自己这都是全民抗疫，一心一意，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看了这许多天的新闻，我觉得举国恐慌的深层原因仍是“个体”从未被当人看，所以决策者眼里也是没有“个体”的。每一个“个体”无论身处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社会阶层，担任什么样的社会角色，都没有安全感！

牺牲个体并不能换来集体的安全感。人们谴责逃离者或者瞒报者的时候，总是站在集体大义的角度发声。但是前不久，网传一张美国校长写给学生的信，虽不知来处，却于寥寥数语间揭示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不要孤立、不要歧视生病的人，因为这样会让生病的人为自己生病而羞耻，从而隐瞒病情，不保护他人。

当一个人无论是染上疫病还是处于疑似状态，都觉得自己说出来是安全的，至少会被人道对待和公正对待，那么他一般不会隐瞒。可惜在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中，一直都强调，牺牲个人，成就集体，才是美德。这里面有个逻辑问题，真的要牺牲个人，才能成就集体吗？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人人为了自保都会做能力范围内的事情，而且，人人自保，其实才能真正成就集体的安全。例如疫区的人们减少不必要的出门，为了自保，同时也成就了集体的安全。但是假如反过来说，暴露自己的信息会让自己处于更加危险的状态，那么人们宁可秘而不宣。就如前不久甚至有一批湖北居民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隐私信息在网上被公开流传，这会让本应主动申报行程的人深感恐惧。之前还看到一则视频，一户居民被铁链锁上大门，临走锁门的公安问，“有米有菜吗？”答有，“那就饿不死”，铁锁一挂便走人了。有网友评论，若有火警怎么办？若突发什么事怎么办？谁能保证有人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即时开门呢？监狱都有放风时间，他们有没有？在疫情之下，并非疫区的各个城市，乃至居民小区都可任意规定人员出入的新规则，有的甚至规定每户每两天才能出一个人出门采购生活物资。站在集体大义的高度上，个人合法权利究竟是否被侵犯了，已经没有人在意。而且所有限制居民合法权利的新规定，被限制者一般无法有怨言，因为一旦抱怨，就要冒着被指责为“自私”的道德风险。他们之所以“逆来顺受”，是出于是过度的自我保护。生活在一个个人权利不被重视的社会里面，每个人都必须过度自我保护，甚至要极度自私才能够自保。假如一个人从不担心在遇到灾害或者疫病之时，自己会受到不公正对待，那么他便无须考虑过多，自身安全无虞，再自私的话只能解释为贪婪。当然贪婪的人总是有的。例如已经为自己囤积了150个口罩，还为自己大肆搜求口罩的人，就是贪婪的人。在一个不注重个人合法权益的社会中，人们内心里觉得，有人随时可以以集体之名不经过可信和合法的既定程序，便能够宣布紧急状态，生杀予夺，自己命如蝼蚁草芥，哪里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呢？

注重个体的权利，不仅会为整个集体带来安全感，还会带来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减少做任何事情的社会损耗和成本。我过去在香港生活的十年中，经常看到有人戴口罩出门，不是因为流行性传染病，而是仅仅普通感冒就会自动自觉戴上口罩，有人说这是经历SARS之后形成的共识。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办公场所，或者交通工具上，有一点点感冒症状的人往往都会戴上口罩，假如你打喷嚏但没戴口罩往往会受侧目。新加坡总理为啥敢说不生病的人不需要戴口罩，生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我想这也是因为人们有这样的共识：有呼吸道疾病等的病患或不舒服的人都会自动自觉戴口罩。社会成员之间彼此相信，对方会遵守这样的社会习俗。因此他们没有口罩的时候，并没有过于恐慌。

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会为社会生活降低成本和带来便利，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例如很多地方进出超市和图书馆等不需要存包，不是因为每件商品和书都做了防盗处理，自助借书机器上随时可以多为几本书消磁，为什么留了好多漏洞，还不加看守，首先便是基于社会信任。有一次我带孩子去图书馆，当时孩子还小，需要坐在推车里，我把我的手包随手放在车后面，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打算离开，发现我的包不见了，我第一感觉就是“被偷了”，于是有点着急，就去找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一直安慰我说不可能会丢，后来来了好几个人都说不太可能会有小偷，让我再找找，确定了再报警。就这样又过了大约半小时，去二楼看书的母亲大人拿着我的包下来了，我怎么也想不到我妈会拿走我的包。那是刚到香港生活不久的事情，那时候我的大脑总是下意识就调到“受害者”模式。在一个没有互信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我，不断在“受害”和“防御”两极间游走。但在一个社会成员互信的社会里浸润了一些年之后，我慢慢也开始变得“神经大条”，看到学校图书馆里有人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甚至钱包来占座位的时候，也见怪不怪了。人们彼此相信，也相信法律和制度，相信每个人在制度里都会受到公平对待，社会就可以减少为“设防”而耗损的资源，社会运作也就更有效率。

新加坡卫生部早前还宣布，新加坡政府将支付境内所有疑似和确诊新型肺炎患者的医药费。对于新加坡本地的企业和自雇人士，若因强制隔离误工，政府会补贴受影响企业或个人每人每天100新币，这和03年SARS时期的政策一致。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为帮助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的旅游业者，未支付今年执照费的酒店、旅行社和导游将可免付这笔费用，曾有可疑或确诊病例入住的酒店也将获得专业清洁服务津贴。新加坡旅游局发文告表示，将支付曾有确诊病例入住的酒店50%的第三方专业清理服务，每间酒店最多2万新元；有可疑病例入住的酒店则能获得最多1万新元津贴。

公共卫生方面的突发事件，政府来承担成本，而不需要企业或个人来买单。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是孤岛。如果人们真切感受到这一点，感受到自己绝对不会因为染病或疑似染病而被弃，而权利受损，那么内心才有真正的安全感。

最近很多人都在传阅日本人北野武的一首诗《死了两万人这件事》：“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或八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这首诗写于日本2011年大地震之后。现在这首诗在如今这个非常时期在微信上被传到10万+次，显示着人们内心的良善。但是仅仅有一颗柔软的心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真正看到每一个个体的权利，建立能够保障所人权利的制度，在危难时，不必人人自危。

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