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用蒲松龄的酒浇自己的忧愁——再说刀郎现象
文/陈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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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赢者通吃与社会丛林法则——兼说刀郎现象》（2023-7-31）一文中，从社会分析的角度对刀郎现象进行了品评，受某些条件限制，虽然有意犹未尽之感，却也把想说的基本上都说出来了。今天我想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议论一下刀郎现象在个体生命中，或者说在人的心理层面，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种现象是如何麇集成为某种社会情绪的？当它麇集成为社会情绪时，这里面所发生作用的大众心理究竟是怎样的情形？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内在机制？
我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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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阅读往往能够带给我们任何其他形式的生命活动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快感（我这里指的当然是热爱书籍、把精神生活作为最高享受来享受的人。如果一个人见到书就犯困，就恶心，甚至连死的心事都有，你当然也就不能说他会有什么阅读快感了），这种快感就来源于心理学上的“共情”作用：书中的议论或者描述，唤起了你内心深处的某种心理的或者情感的生命体验，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把你感觉到却没有表达的内容表达了出来，你就像找到恋人一样，获得了精神的依傍。人类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等所有门类的观念和形态表达产生呼应，甚至引发热爱与迷恋，大抵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我甚至可以想象，在科学界，很多杰出的大脑之所以能够沉溺于我们完全陌生、看上去就头晕的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在那里寻觅到乐趣，在那里流连忘返，在那里进行创造，大概也出于同样的情形吧？
这种情形蕴含着怎样的机理呢？或者说，事情怎么就成这个样子而没有成另外一种样子了呢？我们这么说吧：这种情形反映的是客体对主体造成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主体是被动的。譬如，“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从语义上说，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书籍是人类藉以精神行走的工具，而不是人类本身，所以我们只能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不能说“书籍是进步的人类”。书籍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是书籍对人类产生进步的影响的结果，这里的“影响”二字，实际上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客体对于主体所造成的“反应”。这种反应犹如自然界的千变万化一样，无时无刻都在发生。
上面我是从宏观的也就是群体的角度说的，假如我们进入微观的世界，比如从一个个体生命的状态中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它的机理更加清晰，纹路更加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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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假设一个生命主体在他的生存历程中，历经了很多艰难和坎坷，累积了无数的痛苦与经验，受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条件限制，这些痛苦与经验又无法直接诉诸于表达，无法在表达中抒发心中的块垒，于是他只能将目光转向外部世界，试图在那里寻找到他的灵魂能够通达、而他的灵魂也能够被通达的知音。这样的“知音”在宗教意义上有可能是耶和华，是释迦牟尼，是穆罕默德，当然，在宗教不成为系统的文化中，更有可能是老天爷，是神，是鬼，甚至是关公，是尉迟敬德，是秦琼……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比较清高，并不把这些东西放在眼里，他们的“知音”是道，是仁，是浩如烟海的儒家典籍，所以中国读书人中，往往也会出现一些十分固执的人，他若是建立起信仰，你是拉不回来的，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你砍去他的手足，割掉他的舌头，杀了他，甚至灭九族、灭十族都拉不回来。
在世俗生活中，个体生命的“知音”当然更有可能是异性，男人或者女人，这是一种被生命力加持的精神信仰，因此，“爱”所拥有的强大力量，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具有强大精神动能的力量相媲美。但是你必须看到，在一些拥有更丰富、更深邃精神生活的人——我常常表述为“用精神活着的人”、“精神的人”、“用灵魂行走的人”——那里，男人或者女人是无法理解更无法解决他面临的精神问题的，这就是说，他渴望着比男人或者女人更为重要的因素参与到生命过程中来。人的生存实质，往往是、也可以说仅仅是人与社会的交往，与他者的交往，没有这种交往也就没有人的生存。而生存的最重要功能，是相知，是倾诉，是让疲惫的灵魂可以坐下来小憩。刀郎在《爱是你我》中，就具体而又抽象地表达了人类这种情感和精神的状态：“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活，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爱是你的手把我的伤痛抚摸，爱是用我的心倾听你的忧伤欢乐……”
在具有丰富精神内容的人那里，对倾诉的深切渴望并不比被荷尔蒙折磨的人的欲望轻弱，反之，它更加尖锐，更加深邃，更加绵长，也更加无边无际。此种类型的对知音的寻觅、对生命外部力量的渴望，就不简单是人类主体对客体的“反应”了，反之，这是主体对客体的顽强追寻，一种主动的试图“进入”的过程。实际上，人类生存尤其是知识分子生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为这种带有悲情意味的精神寻觅。屈原先生当年怆然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说的就是这种精神寻觅，他心中是有太多的块垒需要浇濯，他需要找到一个地方，能够让自己的灵魂得以安歇和小憩。
至于前些年我听到有人宣称“读遍了天下之书，我认为最好的书还没有写出来，这件事必须由我来完成。”（这事儿是真的，说这话的正是我一位文学素养不高却出了几本书的文学朋友，听说现在丫已经是不写东西的某省作协副主席了——这不是我对这位副主席先生的讥诮，印象里，作协主席、副主席之类，就是专为当官而“不写东西的”人，用阿Q兄弟的话语方式表述：写东西的作协主席、副主席还叫主席、副主席么？），则属于不在正常范围之内的呓语，属于精神病范畴，或者说，这已经是医学问题了，因此本文不赘。
如果我们用简要的一句话来概括我上面所表达的意思，那么犹如本文标题所说，人从来都是借他人的酒来浇自己的忧愁的。古人如此，今人如此，刀郎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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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按下刀郎不表，铺垫一些应该事先铺垫的东西。
我常常感到遗憾，那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地在流失历史记忆。现在的年轻人，莫要说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原始、野蛮、残暴缺失记忆，就连自1978年开始的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改革开放运动，也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人们很少知道，我们曾经拥有一个令人心潮澎湃、血脉贲张的八十年代，我们——上至国家领袖，下至升斗小民——都在为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殚精竭虑，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巨大群体，十几亿颗纯真无瑕的心灵，跳动在同一个节拍上，我们一下子都变成了孩子，做梦都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只有在这首歌的旋律里，我们才可以尽情享受眼前这个朝气蓬勃的世界带给我们的亢奋而幸福的感觉，那是与文化大革命晦暗而绝望的岁月完全不同的感觉。我们曾经为一篇篇在如今看来文学成就并不高的小说如醉如痴，一本文学期刊动辄就卖到数十万、上百万份。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人们把最高贵的精神寄托赋予了文学，人们就像呵护自己的恋人一样呵护着文学。因为在他们看来，文学是自己的精神代言者，是难以寻觅的知音和朋友；而文学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它克服着由于文化专制主义导致的自身的羸弱，顽强地表达着自己，同时也表达着热爱着它的读者的心境与情怀。
现在想起来，我真为那个时候的人感到幸运，而我正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幸运者之一。我那时候在一个出版社当编辑，不仅仅是我，包括我所有的同事，都在为发现一本好书稿而欢欣鼓舞，哪怕那位作者默默无名，哪怕他与我们素昧平生，面都没见过。不像现在，人们再也不为任何形式的精神事物感到兴奋了，在人际交往中，在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中，充斥着极为庸俗和腌臜的东西，正派人，哪怕他学富五车，才学出众，作品再优秀，遇到发表和出版环节，也不得不踟蹰不前，望而却步，因为他对支配着人际交往的所谓“关系”（从实质上说来是利益交换规则，这种规则在当下社会已经僭越普遍的道德要求，演变成强固的社会法则了）、“圈子”（因特权而起的阶层固化以及社会关系寡头化、黑帮化、团伙化）实在感到生疏，实在感到畏惧，实在无法适应。有人生疏畏惧，一定就有人如鱼得水，这是劣胜优汰、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机制发挥作用是惯常都会有的情形。
前几年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我与久已失去联系的一位朋友联系，这位在我印象里不大识字却在人际交往上拥有独到才能的写作者，劈头就告诉我：“我已经出版了17本书！”我大骇，竟一时有些森然。然而转念想想，心境也就平复了：有什么奇怪的事情不能发生呢？人们之所以活得异常沉重，异常疲惫，不正是因为这个世界经常就会有太多奇怪的事情发生吗？当年，就连拥有深邃灵魂的叔本华先生也郁郁于热闹着文坛的都是一些庸才和蠢材，下断言说优秀作品从来都是形单影只、孑然而立，不配有好的命运的……我完全能理解，这位不被人理解的伟大作家说这些话的时候有多少苦涩在心头！直白了说，眼前这个世界不仅仅经常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它简直就是在癫狂，各种野蛮力量争先恐后地向良知和本分撒野，肆无忌惮地欺凌无权无势的弱者……活到了这个岁数，如果连这些也看不明白，那不就等于白活了吗？
没有人白活，即便是精神感觉不那么敏锐的人，对于自己的生存处境，对于社会不公正、不正义现象，对于尊严受到伤害的痛楚，对于无所不在的强力以及由这些强力造成的自身社会地位卑微、经济处境困顿，也都是敏感的。不要以为没有声音就是安静。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安静过。无数孤寂的灵魂都在为自己命运的坎坷在呻吟；无数精神高洁的人都在为苍生们的时乖命蹇在呼号，只不过这些声音很少被人听到罢了。
不是他们听不到，是他们故意听不到，是他们故意不让人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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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些人在某一领域纠集成为某种势力时，当这种势力可以遮蔽声音时，当他们拥有指鹿为马的超能力时，当他们可以让价值丧失价值时，他们必定有胆量颠倒黑白，必定有胆量也更乐于用精神暴力的方式压抑比他们更有才华的人。他们有一切条件让自己有恃无恐。无法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人，凄楚离开了他所热爱的祖国，转身成了美国的外籍院士，被美国科学界俸为香饽饽，这不仅是在打已经成“霸”的某些个人的脸，更是在打我们国家的脸，更是在打我们这个民族的脸。
说到这里，有必要指出，这绝不是某些个人的病症，比如刀郎在《罗刹海市》里指认的什么驴，什么鸡，什么叉杆，什么公公，不是，这是全人类（人性）的病症，是整个社会的病症，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毋庸讳言，古今中外，在任何话语权被垄断的地方，在任何孤独的个体无法说出自己的声音、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的地方，都是病态的。即便在纯粹的学术领域，这种病态也在所难免。譬如，我们这个世界曾经长时间冷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哈耶克，最后怎么样？历史还是公正地举起了这位曾经的弱者的手臂，宣布说他才是最后的胜利者。社会也没有给崔健相应的位置，然而一百年以后，我相信历史同样会庄严地宣布，在整个二十世纪，没有任何人比崔健的歌词更深刻地洞悉和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崔健的分量大过所有拿着国家俸禄的被作协体制和其它类似体制豢养的所谓“作家”、“艺术家”，甚至——“泰斗”和“大师”。
很显然，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些局部被淤塞了。社会肌体一旦血脉不畅，必然导致某些部位出现溃烂和坏死，我们都闻得到那些或大或小的溃烂散发出的令人作呕的恶臭。那些在独霸的舞台上忸怩作态、得意忘形、独享着“转腚”尊荣的家伙们，散发着的正是这样的恶臭。他们就像腐烂了的人类排泄物一样，败坏了这个社会的清新和圣洁，败坏了我们美丽家园的旖旎风景，他们让人感觉到处都是肮脏，到处都是暧昧，到处都是腐朽，到处都是蝇营狗苟，到处都是弱肉强食，到处都是赢者通吃……苟苟营的旗幡在每一个被不义竖立起来的山头上飘扬，他们客观上已经把自己置放到了社会和民众的敌人的位置。
叔本华说，人的精神痛苦是随着智慧等级的上升而上升的，越是智慧和优秀的人，活得越痛苦。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长达十余年时间里，极富人文底蕴和音乐才华的刀郎，一个具有敏感心灵和纤细情感的歌者，在遭到纠集成为某种强大势力打压的时候，当他被作为超级力量的国家电视台——它已经变异为某种程度上的价值尺度——视为“无”、视为“不在”的时候，他会多么痛苦。不要认为《爱是你我》仅仅是在描述爱情，它何尝不是这个优秀而苦闷的人对外部世界的热切寻觅！何尝不是想得到知音和依傍的悲情倾诉！
这在我们已经失去的八十年代是可能的吗？这在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里是可能的吗？这在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自由发出声音的地方是可能的吗？这在刀郎被法律呵护、拥有同样话语权的世界里是可能得吗？不要装作什么也没看到，莫要说极为广大的拥有知识的社会人群，即便是在脚手架上攀爬的农民工也知道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某一社会发展阶段难以避免的情形，是社会发展所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然而我们必须喝问：为什么遭遇坎坷与困顿的人总是有才华的人？！为什么受侮辱、受欺凌的总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善良人？究竟是什么东西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状态？！我们不能再自欺欺人了，不能再装聋作哑了，我们不能再这么浑浑噩噩下去了；我们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社会中的一员，对我们所生存着的这个世界必须具有明确的见解，原因无它，仅仅因为我们对它承担着历史的责任，这种历史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在我看来，至少在当下，只有刀郎勇敢地肩负起了这种责任，他做了许许多多的人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情；刀郎和他的《罗刹海市》获得数以亿计的歌迷和网民们的山呼海啸般的同情与声援，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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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事情怎么就成了当下这种样子了呢？
苦难从来都是用来成就人的。“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所列，不仅是某些个人的奋发事例，他揭示的更是一种逻辑，一种机理：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遏止人的精神表达。
在不能进行自由的精神表达的地方，人们就会“移情”到能够与自己的灵魂世界相通的事物那里，这就是司马迁先生所概括的“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的规律。刀郎正是循着这个规律，在丰饶宏阔的中国文化背景中，寻找到蒲松龄的。他从“来者”蒲松龄那里寻摸到的“往事”，竟然是一杯杯香醇浓烈的美酒，是正好可以浇筑他心中块垒的甘霖，于是他酣然在了那里。不仅仅是《罗刹海市》，他通过新专辑《山歌寥哉》中的《颠倒歌》、《妖女》、《翩翩》等等优秀篇什，进入一场绵延不绝的长醉不醒。他高举蒲松龄越过三百年时空递过来的美酒，做着灵魂的吟诵。他不想获得同情和理解，他只是含着热泪说：“蒲松龄先生，我来了……”他是在完成一场孤独而凄美的绝唱。而网民们山呼海啸一般的声援，一定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个长期被冷落、被排挤的人，一定没有想到时代是站在他一边的，社会是站在他一边的，历史是站在他一边的。
这就是我们永远不要怀疑时代拥有不可动摇的正义品格、时代总有一天会说出它的声音的原因。
这是我们永远保持乐观的唯一的原因。（20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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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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