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离开26年了，仍俯视着今天的时代
文/小河满（自由撰稿人）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辞世，他四十五岁的短暂一生留下了超越时空的、启蒙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用李银河的话说，他是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年轻时读王小波，看到的是汪洋恣肆的文字和对人性的追求，而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经历过一切，我们看到了文字背后的思想，也更有感慨和共鸣。
一
你会如何面对“无智无性无爱”的世界？
有一些惊慌，隔了20年后再读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我屡屡抛给自己这样的问题。
王小波说，“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
那是经历过了“无智无性无爱”的世界，才因然看到了“性”与“革命”，从而带出了智慧、性爱、有趣，它们在混沌中就这么存在了。
这些是对应于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中，把关于族群性的集体记忆、齐一化的政治批判描述为苦难叙事与悲剧模式这一行为的反叛，王小波用狂欢化的表达，引向的是个人化的身体叙事和荒诞化的悲喜剧模式。
权力即话语，王小波反复在他的杂文中提及。
有权力才有话语，失语者，正是那些没有权力的人。在Casey Adair和 Nancy Adair的少数群体口述史《Word Is Out》中，弱势群体便被定义为“有话没有说出来的人”。王小波的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选择沉默，上的是“话语的捐税”。当你选择沉默，你也为自己选择了弱势群体的身份。
这个有趣的时代观察者，时刻打着痞气的幌子，写着自由大胆的话语，告诉你，人可以选择不服从权威，“对于永恒的真理，你可以不听。”
自嘲与自省在字里行间跳跃，我越读越倒吸一口气，反复问自己，我是何时失去这些直面生活的话语，不再去讨论世间的伦理问题，而陷入了越来越无趣的事态当中去的呢？
十几年前，我们在说要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能跳上猪圈的房顶晒太阳，现在，在反复受锤后，只想躺平。
到了中年，尤其是经历了难熬的三年疫情，再次读起鲁迅与王小波的我突然理解了他们的文字带给我的那个语境，年少轻狂时感受到的张扬个性与解构语言之下，那个看似荒唐、幽默的悲凉世界冥冥中就此带来了内心的刺痛。
王小波在《生活与小说》中说，“我们不妨把过去的生活看作小说，把过去的自己看成小说中的人物，这样心情会好得多。”
不觉然，我们已经身体力行成了“小说中的人物”，对刚刚度过2022年的我来说，也只能与王小波同样寄以希望，“凭良心说，我希望现实的世界在理性的世界里运作，一点毛病都没有。”
有可能吗？我还是有点惊慌啊。
二
前年与友人寒暄，我拿出自己年轻时写的文章，“看，当年还敢这么说话。”那些年轻的新闻后辈经常跟我说的是，“向往啊，那个有着新闻理想的年代。”
可是，不能再回去了。日子早已江河顺流而下，如今正倾泻之中迎来险峰。最为明显的是，我已无力回到当年敢说话的状态。我曾与人举例说，我们那时做报纸时，写评论，“群众”这个词都不用，他们不解，我笑然。
而最近，我常常问别人，“你觉得《人物》杂志写的内容还是新闻吗？”
一种话语在消失，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多年以前，我时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末了，最喜欢引用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在《沉疴遍地》(Ill Fares the Land)里的观察，“一种新的政治文明形态就是创造了新的语言。”我把这视为自己与人争论公共问题的内在动力。那时候，我经常在社交群里与人“干架”，可现在这样的声音早已消弥于耳。
2003年，托尼·朱特在一场讲座上说，“如果你不会使用‘恶’这个词，那么你对世上正在发生的事的思考，就有大问题了。”2014年2月，波兰哲学家马尔钦·克罗尔（Marcin Król）告诉采访者，欧洲人正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潜在的、致命的精神危机：他们已经不再问自己形而上学的、诸如“恶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用戏谑的语言来树立为恶的有权者的非权威形象：队长认定王二有罪，给他穿小鞋，是因为不敢惹真凶罗小四；军代表偏偏要整王二，却被王二的沉默和凝视吓退；审查材料的干部喜欢看王二交代的性交细节，最后又因陈清扬坦承真实爱情而惊慌失措。有权者自以为在审罪游戏中施虐，其实他们在施虐的同时也在受虐，他们沉浸在一种话语当中，难以忍受这种话语之外的真实人性，小说里的所有人物都在权力结构中难以施展。
王小波曾说：“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怀疑三部曲 · 序》）狂欢化叙事和黑色幽默，都与王小波对于“有趣”的追求密不可分。
今天再读这些黑色幽默，我不是为语言而赞叹，却是为自己失去话语的权力感到悲哀，为自己的沉默而惭愧。
失去话语，这种不觉然之中的意识给我带来不小的冲击。今年我已经离开新闻行业整整10年了，这10年间没写过什么像样的文字，更别提评论文章。偶尔在微信朋友圈念叨一二，全是无智无趣的语言。话语的丢失和说话欲望的消退，最近尤为严重。
当看到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中谈起他的父亲，我的感受尤其深刻。他写道，“在老年时，他告诉我，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但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
我以前读时，没在意这些，但如今读来，倒是颇多感慨。瞧，时代的魔镜终于照到了自己的身上了。
三
中年再读王小波，蓦然之中最大的发现便是，心境有了，惶恐也增加了，慢慢体味到了“生活就是慢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变老，奢望一天天变没了，人就像是挨了锤的牛一样”。王小波从20岁开始写《黄金时代》，写到40岁。这个中年人制造了有智、有性、有趣的世界，而中年的我突然找到了原先的错位感，终于归位了。
年轻时读王小波的那种畅快感没了，此时再读时，声声入耳的是，“逢乱世，你是做一头猪，还是亡命之徒？”
我现下突然明白了，自己年轻时对《黄金时代》的认知还是肤浅的，起码用“黑色幽默”就不对。王小波在一次采访中说道：“那个时代的幽默就是一个黑色幽默，但是身处其中就不觉得幽默了。”
那个时代将大粪发酵了以后肥田，但是一些干部为了迅速催熟大粪，下达指令让家家户户每次做饭前先煮一锅大粪，这样荒诞离谱的事当时只觉得又可笑又悲哀。
但2023年的我，对“身处其中就不觉得幽默了”感同身受，再也笑不出来了。
对于人性中的生命力，队长训斥道：“你们这些生牛蛋子，就是欠砸上一槌才能老实！”这些权力者禁止思想、禁止不服从、禁止美、禁止性。而性和吃饭、睡觉一样，都是自然而平常的事物，也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归属，王小波在小说之中将之称为“伟大的友谊”。
王小波感慨过自己当知青时“善良而愚蠢”，而“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思维的乐趣》）
我想，失去语言和说话欲望的我，恰恰缺乏的是这种对“罪孽”的反思与救赎。所以，中年时读王小波，竟落下了“惶恐的心境”。
对于我而言，那个有趣的东西是什么？语言？精神？自由思想？
其实，王小波在小说的苦难中察觉“有趣”的一面，是在维护自己对于未来的信心。王小波的“狂欢”，蕴含着对自由精神和个体尊严的热情，对思维乐趣的本能热爱，而不走向对智识、善良和尊严的绝望或否定。
寻找语言的背后，是回归人性的过程，我黯然。
20多年过去了，王小波的小说成功抵御了时间。虽然他已离去26年，时至今日，仍然俯视着今天的时代。
因为，语言与叙事中的自由，让他超越了时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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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都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