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得书之难
文/杜泽逊
今天一早来到校经处，同学们已放假，赵启蒙君仍在用功。他问我，《永乐大典》引用《史记》，会不会用的是几部残书，因为《大典》引用的《史记》似乎是拼凑的，并非单一版本来源，从明初的《文渊阁书目》看，《史记》几部大都是残的。这引起了我的联想。
《礼记注疏》我们常用的是清代嘉庆间阮元在南昌刻印的本子，当时称重刊宋本，其实底本是元代福建刻印的，而且书版保存到明朝中期嘉靖年间，南方多雨，书版不免朽蠧，刷印时就要清点版片。朽坏不能用的，就要刻一块新版替换下烂版，再来刷印。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的《礼记注疏》是元刻本，明正德年间修版刷印的。这个印本上有许多墨丁，有的成片为黑色。例如《大学》篇最后几页就如此。到了嘉靖年间又对版片进行了整理修补，正德年间没有抽换的版片又抽换了一些，而正德年间抽换的版片留下墨丁的，嘉靖修版又补上了少量的文字。阮元依据的底本就是元刊明代正德、嘉靖递修刷印的本子。那个递修本，还有传世的。《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刊明修本《十三经注疏》，大抵就是这个明代递修的版本。我们看其中的《礼记注疏》仍有许多的墨丁，或者黑块。可见明代补版，仅就烂版刷印的本子再写样上版雕刻，看不清楚的地方就留下来不下刀刻，刷印出来就是墨丁。这种墨丁估计是考虑将来找到全本，可以补刻上缺字。我们比对《大学》篇最后几块版，可以发现嘉靖补版时确实补上了少量缺字，不过大量墨丁依然如故。福建的书坊条件不佳，可以理解。
明代嘉靖年间福建来了两位喜欢学问的官儿。一个是“提学”江以达，一个是“巡按”李元阳。他们发现旧版一再补修，实在不能用了，就筹集资金重新雕刻了一套《十三经注疏》，历史上称为闽本。据江以达写给霍韬、蔡昂的信，当时江以达努力搜集善本加以校勘，然而闽本《礼记注疏》还是沿袭了元刊明代嘉靖修版的大部分墨丁，只有少量补刻的文字。
明代万历年间，《十三经注疏》的出版工作登上了皇家最高出版机构北京国子监。北监本《十三经注疏》刊刻的工艺很精，它的底本是闽本，而且改正了闽本的一些错误。就《礼记注疏》来看，仍然沿袭了闽本的缺文，不过把墨丁改成了空白，也就是在工艺上，把书版上缺文的部分挖下去了，不再让它突出，刷印时不吃墨，就成了空白。当然北监本也补上了少数闽本的缺文。明代崇祯年间苏州府常熟县的藏书家毛晋重刻了全套《十三经注疏》，它的底本是万历北监本。毛本《礼记注疏》沿续了北监本的大部分空白，值得注意的是，毛氏补上了少量北监本的缺文。到了清康熙年间，北京国子监仍然用明万历北监书版刷印《十三经注疏》，书版剥蚀，印本文字粗，版面脏，已渐渐不宜再用了。乾隆初年，武英殿精心重刻了《十三经注疏》，全部加了断句，每卷附有“考证”，说明校订讹误的情况。然而《礼记注疏》却延续着北监本的空缺，殿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补上了一小部分缺字，有的补缺根据的是毛晋汲古阁本。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北京国子监、武英殿那都是朝廷的文化机构，而毛晋汲古阁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他们为什么找不到一部文字完备的《礼记注疏》？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古人得书比我们想象的难！
到了乾隆年间形势发生了改观。惠栋找到了南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礼记正义》，这是著名的宋刊“八行本”，文字基本完整，而且错误少，惠栋作了详细校勘。一些人根据惠栋的校勘成果补充改正了主流版本的缺文误字。再一个是乾隆后期和珅找到南宋福建刘叔刚一经堂刻的《附释音礼记注疏》，这个宋十行本是元十行本的祖本，文字基本完整。和珅把这个本子“影刻”出版了。大家想想，在读者面对万历北监、崇祯毛氏汲古阁、乾隆初年武英殿这些大量缺文的通行本时，和珅的翻刻宋十行本，是多么可贵！
嘉庆年间阮元在南昌刻《十三经注疏》，它的底本是元刊明正德嘉靖递修本。阮元号称明知其误亦不令改，只在校勘记中加以说明。面对大量墨丁的《礼记注疏》，阮元也是无可奈何，只能依据惠栋校宋八行本、和珅影刻宋十行本予以补刻。我们看阮元刻本，缺文已经补全了，每卷附有详细校勘记，惠栋的校记大量被引用，这就可以说焕然一新了。
我和赵启蒙花了一两个小时重新检对了宋元明清各个版本，把这个前人已经认识到但又没有详细描述的现象写下来，是想告诉今天的读者，古人得书之难，出乎我们的意料。在那种困难条件下，几乎每次重刻版都努力做了校勘工作。我们今天见到文字齐全的宋刊八行本、和珅影刻宋刊十行本，毫不费事，是我们这个时代带来的幸福，我们要珍惜这个时代，利用好这个条件，把古书校勘整理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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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08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