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科学家神话”和“烧脑神话”迷雾背后的现实
文/李佩珊
上映前，电影《奥本海默》被万众期待，上映后，它的讨论持续火热。诺兰，这位以“烧脑”闻名的好莱坞大导的名字，一直都是金字招牌。
不过这次诺兰决定不再“烧脑”，三个小时的《奥本海默》虽有最基本的戏剧的嵌套回还，但叙事结构并不复杂。
躲在“科学家神话”迷雾背后，那个现实中存在的奥本海默，就像被“烧脑神话”遮蔽的诺兰自己一样，有着近似的现实“人生底牌”，让诺兰在奥本海默身上找到了从未有过的自我共鸣，决意要在银幕上抵达他“有强烈自我意识”、“令人难以置信的战略头脑”的现实人生。作为奥本海默和诺兰自我意识的“二重奏”的产物，那个焦虑于宏大道德主题的“普罗米修斯”被茫然丢进一个个处境中，念叨着“我现在成为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现实终究并非电影。“理解现实”，而非那句拗口的印度短句，对于奥本海默和他弟弟弗兰克而言，是在他们人生各种公开言说中反复出现的宣告，也是他们认为避免诸如核战争这样人类灭顶之灾的真正的关键钥匙。
万众讨论之中，电影《奥本海默》或许是让我们以理解奥本海默的现实人生为基点，勾连并理解与之相关的、掀起了全球竞赛的重要事务，过去是核弹、当下是AI的现实真正为何的最佳时机。
奥本海默，这个“半吊子”科学家，伟大的项目经理，在“曼哈顿计划”中一手打造了漫长的二十世纪中美国“国家科学工程”的组织和管理范式，铸就了科技强国的辉煌；当下的硅谷，正如一个世纪前他建造的洛斯阿拉莫斯，AI “Big Tech”们纠缠于军备竞赛式的竞争和道德恐慌中。在这个名字背后，过去、当下乃至银幕大众认知水面之下的现实，事实上紧密地交缠在一起。
“没有现实是一座孤岛”，正如“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这是奥本海默对“三位一体”命名的灵感来源、他所深爱的诗人约翰·多恩的另外一首著名的诗的标题。“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这首诗的结尾，呼应了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的警告和诺兰所认为的当下“人工智能最大的危险”，即，当人们出于怠惰和狡猾，跪拜于神话而放弃理解现实的责任时，世界将再次万劫不复，滑向互相猜疑、彼此无穷尽震慑、互相耗尽的深渊。
奥本海默：“科学家神话”背后的项目经理
20世纪是属于科学家的世纪，爱因斯坦、图灵、玛丽·居里等等群星闪耀。但在其中，名字震响过世界、地位“近乎神话人物”（获得了诺奖的物理学家拉比所言）的，只有J.罗伯特·奥本海默。
1945年，当奥本海默领头研究并制造的两枚核弹在日本投下，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之后，这个被永久改变了的世界在惊嚇中念诵并记住了他的名字。
1954年，那场在“麦卡锡时代”长达19天的秘密听证会之后，奥本海默被原子能委员会撤销了安全许可、被政府扫地出门。他的名声由此染上了一层巨大的悲情滤镜。
两场大事件，让奥本海默被拥上了美国的悲情神话英雄的位置。“你是美国的普罗米修斯”，诺兰在电影《奥本海默》中，将之通过奥本海默的导师玻恩之口宣告。“美国的普罗米修斯”，来自于这一电影的起源，那本得到了普利策奖的奥本海默传记《美国的普罗米修斯：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
奥本海默，这位20世纪的神话人物，就像普罗米修斯那样，被世人认为是通过极端的聪明才智，从上帝那“窃取”来了核能这样不可思议震撼力量的“天才科学家”，也如普罗米修斯那样，被绑在审判柱上由舆论的秃鹰分食，因他是在战后反对氢弹研发、不懈地推动核管制以避免核军备竞赛的“良心科学家”。
无论是“天才科学家”，还是“良心科学家（往往被陷害）”，都是整个20世纪所弥漫的“科学家神话”中常见的一体两面，我们可以在大众流传的爱因斯坦、居里、图灵的轶事中找到同样的对应。
正如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在其颇有影响力的著作《科学是救赎：现代神话及其意义》中所陈述的，在进入近代之后，宗教不再能依靠口说无凭的“神话”或是“神迹”来满足人们“统一的、有序的愿景”，科学接过了这一职责，用撼天动地的科学奇观（原子弹升腾起的巨大蘑菇云就是最佳例子）制造了“集体记忆”的共鸣，印证和激发了人们对科学家们全方位的敬畏和狂热，“科学，就是现代神话”。
在这个新的神话时代，“上帝不会掷骰子”，但正如玻尔对爱因斯坦那句总被人们遗忘的回复，“爱因斯坦，不要再告诉上帝该怎么做”，科学家，就是新的神祗。
被时代和大众“背叛”的“良心科学家”作为奥本海默“科学家神话”的一面，诺兰将这种宏大的“背叛”在《奥本海默》中击碎还原为单纯的个人恩怨。而奥本海默的“良心”和“责任”暧昧不明地混搅在一起，才是诺兰在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中真正所探索的宏大空间：他对核弹掷下后所引发的巨大伤亡始终沉默如谜下隐藏的内心情感海啸；他在战后积极控核却从不公开谈论自己是否有罪的内心天秤的反复衡量。
至于“科学家神话”的另一面“天才科学家”，诺兰在电影中以一种不甚明显的方式加以击碎：他安排前来征召奥本海默的“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将“半吊子”（dilettante）放在对奥本海默一连串略带调侃的负面评价的最开头。
“奥本海默的野心超过了他的智慧”，在《纽约时报》对诺兰就这部电影的专访中，诺兰的表述更加毫不留情，“他不是最好的数学家。他不是最顶级的量子物理学家。他相当优秀，但他不是真正的独一无二的杰出。”
遗憾的是，诺兰匆匆略过、细节篡改了的奥本海默的剑桥时代，才藏着通往“天才科学家”神话背后的现实最为关键的钥匙，所幸，我们仍可以在传记《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中寻回。
两位作者相当详实、不为传者讳地记述了奥本海默那段狂乱而挫败的青春岁月。作为富裕家庭培养出来的神童，他在剑桥时“头一遭察觉自己无法在智识上表现得出众”，情绪不稳定到摇摇欲坠，被“能力不足的感受和强烈的嫉妒”所吞噬。他在导师布莱克特的桌子上放上了一枚有氰化物的苹果，出于嫉妒，差点掐死自己刚刚订婚的朋友。
即使在十年之后，奥本海默通过自己的工作和社交生活，从“笨拙的神童”蜕变为那个一呼百应、“世故且具魅力的知识领袖”之后，他也不是那种石破天惊开创起自己学说体系的天才学者。
在上世纪初最聪明杰出的年轻头脑纷纷投身的量子物理学领域，单凭作为理论物理学家的贡献，奥本海默离诺贝尔奖的距离确实称得上遥远（有传闻他因核弹提名诺贝尔奖）。他在哥廷根的导师和同学们却都是“非凡的科学家”，好几位在当时或是之后实至名归地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最重要的是，奥本海默身为“美国核弹之父”的最大神话泡沫在于，他并不是那个将核弹的原理，也就是“核裂变”带到世间的“天才科学家”，而核弹真正的制造和诞生也并不需要“天才科学家”。两个德国科学家分裂了原子发现了“核裂变”，正如诺兰在电影中展示的，全世界的科学家迅速领悟并复刻出了这一现象。对于在同一物理学前沿工作的他们而言，用中子轰击铀不过是个简单的复现实验。
“核裂变的发现不可避免，除非停止物理学的发展。”另一本相当重量级的关于核弹的传记《原子弹的制造》（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的作者理查德·罗兹认为，就算德国科学家没发现核裂变，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也终究会发现。奥本海默对此有个相当贴切的比喻，“科学中的深层事物不是因为它们有用而被发现，这是一个深刻而必要的真理；他们被发现是因为有可能找到他们”。
核弹的制造也不需要“天才科学家”。玻尔早早预判了生产核弹的真正挑战和困难之处在于把铀-235与铀-238分开，即使要进行少量分离，也需要建设巨大的生产线，在那个计算机和机器人技术都不存在的年代，只有“把整个国家变成工厂”，才有可能来处理这些高放射性材料并检测出同位素之间微乎其微的差异。
电影《奥本海默》撇开重重神话浮云后的真正谜底，在此揭开了一角。现实而非“科学家神话”之中，奥本海默真正得以超越的“人生底牌”静静掩藏在这样艰难挑战的最终解决方案之后。这也是他在注定能为其缔造者创造巨大声名的“曼哈顿计划”中，作为王牌所发挥的真正作用——一个前无古人、智力超群到伟大的“项目经理”。
奥本海默是让这些庞大的工厂落地、克服困难运转起来的那个人。他构想出来了四地交汇的方案，让“所有美国工业思维的科学创新，通过铁路连接起来，集中于一个目标、集中于空间和时间上的一个点”，也就是在中心所建起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他有条不紊地调配着人力、资金和工业资源：实验物理学、理论物理、化学和冶金学、军械四个部门各司其职，逐级上报；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投资和美国所有的工业实力、创新成果由他分配转化。
事实上，这一切正是如今各大公司中必不可少的“项目经理”的工作。奥本海默找到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最佳方式，即使是后来出席作证让他失去了安全许可证的“氢弹之父”泰勒，也承认奥本海默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实验室主任”：奥本海默的“半吊子”特质在这发挥为了“强烈的思维流动性”，他知道和理解实验室中发生的一切，将物理、化学乃至冶炼部门的事务都记在脑中成为一盘大棋，贡献了专家级的管理和协调；他“派对动物”、“风流浪子”（诺兰安排格罗夫斯将军直接称呼他为womanizer）、渴望并且成功地在所有地方成为人们的关注的中心（电影中出现了多次人们齐声呼喊着奥比！）的特质，在这儿发挥为物理学家们往往不具备的“对其他人的不寻常的心理洞察力”。
泰勒惊讶于奥本海默“知道如何组织、哄骗、幽默、抚慰感情”，“如此有力地领导”，“却不显得有意为之”。泰勒最终承认，“洛斯阿拉莫斯的惊人成功，源于奥本海默领导它的才华、热情和魅力”。
《原子弹的制造》写道，洛斯阿拉莫斯让奥本海默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真正缓解了他所深深隐藏的智力层面的自卑和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厌恶。他意识到自己需要那个“别人眼中所看到”的他，那个智力卓越、富有领导才华的他，作为他时刻担忧游移的主体自我的互补。
在电影中，诺兰重点通过奥本海默迅速将人员重新调配，许诺给泰勒每周一小时单独沟通时间的方式，举重若轻地化解了泰勒想离开洛斯阿拉莫斯的事件，表现了奥本海默作为这个几万人、十几亿资金庞大项目的“项目经理”的高光时刻。
“我认为很容易证明奥本海默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在《纽约时报》对诺兰的专访中，诺兰将他电影中所埋伏的奥本海默的角色底牌更彻底地摊开，那就是“有效的组织调动力”。他认为甚至可以说奥本海默才是促进和实现了氢弹的那个人，因为有他在，泰勒才会一直为之钻研工作。
从洛斯阿拉莫斯到硅谷：“国家科学工程”到AI“Big Tech”
当被塞在英国战斗机的炸弹仓中逃到美国的玻尔，终于得以访问洛斯阿拉莫斯、并目睹了在高峰期雇佣了13万人的“曼哈顿计划”的庞大工业规模后，打趣地和泰勒说道，“你看，我说过，如果不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工厂，就无法制造核弹。你们现在已经做到了。”
在作为神经中枢的洛斯阿拉莫斯背后，“曼哈顿计划”的身躯庞大。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技术科学项目”，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成功的大型项目之一”。分离铀-235的田纳西州橡树岭综合体中，有一间工厂的长度达到了一英里，里面的主管只能骑着自行车四处走动。生产钚的华盛顿州汉福德综合体中，反应堆顶天立地。广岛原子弹诞生于前者，“三位一体”和长崎原子弹来自后者。
在电影中，诺兰将这些注定让观众昏昏欲睡、“曼哈顿计划”的真正倚重的工业现实，压缩为精巧的视觉呈现，保留为两个不断被投进玻璃珠、以展示铀和钚产量进展的容器。
本质上，洛斯阿拉莫斯背后的“曼哈顿计划”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国家科学工程”。科学研究机构、民间工业企业、军事部队、国家政府，四个原本没有如此紧密联系的体系第一次汇集到了一起进行合作。这也是美国能够在不可思议的三年期限内，建立了全新的核工业并制造出崭新武器的真正秘密。
奥本海默和其他科学家们被从大学研究所和实验室中招募而来，产生了数千项新发明。杜邦公司、通用电气等民间大型工业公司得到了承包合同，和陆军工程兵团一起，设计、建造和运营核生产系统的实验室和工厂建筑，以及反应堆和设备。美国政府授予了“曼哈顿工程”“高于一切行动的特别优先权”，提供了没有上限的资金支持。
“该项目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来自现有政府、工业和学术机构的设施和服务。”1962年，格罗夫斯将军在他的《现在可以讲述：曼哈顿计划的故事》（ Now It Can Be Told: The Story Of The Manhattan Project）一书中，将“曼哈顿计划”的成功原因之一归结于此，“我们所得到的是政府的全力支持，美国科学、工程和工业几乎无限的潜力，以及几乎无限的具有聪明才智和决心的人。”
对美国而言，“国家科学工程”的组织方式成为了可复制的成功。30年之后，30万人参与、耗资达到了惊人的250亿美元的“阿波罗计划”，依葫芦画瓢采用了“曼哈顿计划”科学研究机构、民间工业企业、军事部队、国家政府紧密合作的组织方式，将宇航员送上了月球，建起了包括肯尼迪航天中心等科研机构，格鲁曼、洛克希德等大型航天企业在内的航天工业体系。“核工业”和“航天工业”一起，最终铸就了美国在20世纪中后期全球科技霸主的地位。
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科技的前沿领域转向了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行业。硅谷之于这些行业，像洛斯阿拉莫斯之于核工业，是他们的神经中枢，最重要的实验室和最优秀的智力资源以“Big Tech”之名皆汇聚于此。
事实上，硅谷背后的这些行业像洛斯阿拉莫背后的“曼哈顿计划”一样，略微隐蔽但实际上延续了“国家科学工程”的“科学研究机构、民间工业企业、军事部队、国家政府合作”的组织形式。
“硅谷”之父弗雷德里克·埃蒙斯·特曼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在鼓励两个学生成功地创办了惠普公司之后，他在附近创立了“斯坦福创新工业园区”，而这就是硅谷的前身。军工联合体、政府资金为硅谷打下了基础，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硅谷中一些“big Tech”们能够起家，或多或少依靠拿到的来自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政府资金和国防合同，这个国防部下属部门“对国家安全的突破性技术进行关键投资”，之前是雷达和火箭，如今是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场景建模和网络安全。
说回最初的“曼哈顿计划”，如此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资源密集、跨学科的“国家科学工程”也意味着需要前所未有的运转方式。曼哈顿计划是科学界公认的第一个全面应用“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理念和技术的大型项目，是如今“Big Tech”们运转所相当依赖的“PM”（即项目管理的英文缩写）的源头。
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这两位组织、资源和物流管理的天才，在实践中奠定了现代项目管理的框架和基础。
洛斯阿拉莫斯作为巨大工程的头脑，将生产核弹这个目标使命划分为了明晰、彼此独立的具体任务和执行团队，在保密的同时简化了项目的复杂性及增加了可行性，同时，决策权被下放到适当的责任级别，保障了命令执行的高效通达，这些仍是今天如苹果这样的Big Tech的管理文化的核心。
此外，它开创了对多个项目并行发展的非凡先河。整个计划摆脱了工业革命后已经路径依赖的流水线式生产，同时进行了两种原材料的核弹（铀和钚）的生产及包括电磁和气体、热扩散在内的三种裂变方法的试验研究。这确保了整个计划在需求明确和设计完成之前，就能完成基础工作和方法迭代，抢夺项目时间。这也几乎是21世纪之后大型互联网开发普遍采用的敏捷项目管理的核心。
不过，值得补充一句，早在“Big Tech”崛起之前，这些石破天惊的项目管理方法就作为新的科学从美国传播到了世界，被现代企业管理所吸纳，“曼哈顿计划”实际上正是如今项目管理学科最经典的案例研究。
在洛斯阿拉莫斯和硅谷，“国家科学工程”和“Big Tech”，这样两两对应所连接的过去和现在的现实对照之间，也存在着某种更为微妙的关联，那就是“AI”和“核弹”间越发紧密地、忧心忡忡的对照。
最开始，那些彼此之间疯狂竞争、认为自己正陷入奥本海默式道德困境的AI “Big Tech”的负责人们，普遍地将《原子弹的制造》放在自己的案头，试图从其扎实的记录中寻找到如何应对自己挣扎的说明书。今年5月，包括OpenAI的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内的一众AI界的重要人士签署了一份只有一句话的公开信，“减轻人工智能灭绝人类的风险，应该与大流行病和核战争等其他社会规模的风险一起，列为全球优先事项”。这样的忧虑继而席卷了美国媒体、国会议院，进而是几乎整个美国社会。在接受关于电影《奥本海默》的众多专访时，诺兰一直要应付关乎这样类比的大量相似问题的狂轰乱炸。
确实，这两者之间有类比存在的巨大空间。AI和核弹一样，注定无法避免，也无法被停止发明（如第一部分的分析），它们的诞生却意味着我们所处的世界的彻底改变。就像诺兰埋伏了整场电影、在片尾最终露出的那个“钩子”，在“三位一体”成功后，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那场交谈为何不欢而散的谜底——奥本海默艰难地吐出，“I believe we did”。（毁灭世界）
我们所能从核弹的历史中获得的如何应对AI这一当下现实挑战的最大启示，或许是社会应当保持奥本海默对核问题所呼吁的那种“开放心态”，真正去吸收、了解AI问题的现实状况，而不是陷入神经官能症式的恐惧之中，或是诺兰所认为的“人工智能最大的危险”，即人们将AI视为奥本海默这样科学家一样的神，制造出新的“AI神话”，狡猾地试图摆脱自己的责任，却让现实滑向因为懒于思考只能互相猜疑、彼此震慑的新的军备竞赛的深渊。
《美国的普罗米修斯》结束于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在哥哥去世两年后开设了一家科学探索馆。他秉承了他们两个的毕生志愿，“让人们愿意相信他们能够理解周遭的世界”，因为，当人们放弃理解物理世界，也往往意味着他们放弃理解社会和政治世界，这些看似微渺的不理解的火星，让“我们最终都会有灭顶之灾”。
现实自我的银幕投射：奥本海默之于诺兰
最后，我们有必要彻底拉回到对本文的真正主角——《奥本海默》这部电影的讨论，来作为本文的简短尾声。
“科学家神话”和“烧脑神话”，虽然分别处于物理学和电影两个几乎是毫无关联的领域，但如果仔细思考，奥本海默和诺兰的现实“定位”令人吃惊地相似。
是的，即使和选择了物理学家作为职业的文艺爱好者奥本海默不同，诺兰选择了文学艺术本身作为他的职业，也就是“导演”，但他的职业风格几乎等同于项目经理，不同于大部分的导演，就像奥本海默不同于大部分的物理学家。
就拿诺兰的亲弟弟，同为导演的乔纳森·诺兰来说，乔纳森是那种典型的有着绝妙想象力、靠天马行空镇住观众，之后却被自己的灵感拽住一通乱走，最后丧失了对叙事控制力，让观众狂呼烂尾弃剧、让行业投资对他信心越发不足的导演。
诺兰几乎是乔纳森的反面。诺兰的最大特色，当然是他层层包裹嵌套却结构精巧到让人鼓掌叫绝的叙事结构，和作为如此精雕的叙事结构的底层支撑的对场面、演员、剪辑极致的调度能力。好莱坞电影工业和资本看重诺兰，他的电影从来没有大失水准、口碑崩塌之作，票房稳定，因此他获得了其他导演难以企及的主题和预算的自由。观众们因为需要反复回味才能理顺看懂，顶礼膜拜将诺兰摆上了“烧脑神话”的神坛。成为诺兰的粉丝，是品味和智力的双重象征。
从未彻底脱离文艺类型却票房稳健，诺兰的成功几乎独树一帜。我们必须跳出大众人云亦云的“烧脑神话”，才可能更好地审视他的“人生底牌”——电影工业中那个最优秀的项目经理。
实际上诺兰自己对这张底牌的认知向来清晰，他拒绝别人称呼他为导演的惯常尊称“艺术家”（artist），只愿意被称呼为“工匠”（filmmaker）。他像奥本海默那样，将电影和叙事本身作为大项目调度划分得有序，因此当成果在银幕上呈现时，表现出大多数导演从所未有的强大控制力。诺兰对于奥本海默的心心相惜，大概也来自于此。
在接受上文提到过的《纽约时报》的那次专访时，诺兰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战略头脑”和“很高的自我意识”是他最欣赏的奥本海默的特质。诺兰拍摄这部电影起于拥抱这样的“标志性本质”的冲动，但他也明白自己是为了倾注自己的“自我创造和自我意识”。直白点理解，他在奥本海默身上找到了从未有过的自我共鸣，也不否认他在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诠释”来诠释奥本海默的一生。
这部电影实际上是诺兰从未有过的自我突破。他不是那种自恋型的、处处自我投射的导演，也几乎是第一次尝试让自己的电影跳出他擅长的精妙包装的“各个部分的总和”的形式组合，试图去准确地呈现和抵达奥本海默这个人的现实（这种野心就像在银幕上还原现实的诺兰本人那样）。诺兰骄傲地将剧本称为他“过去20年来思考的高潮”，考虑到他向来剧本的完善程度，这基本上宣称了这部电影是他的“人生结晶”。
这实际上导致《奥本海默》脱离了诺兰固有的控制力，在叙事上展现了可疑的空洞和漂浮。我们都知道，人一生的现实生活是复杂、琐碎，却没有核心戏剧冲突张力结构支撑的，然而，诺兰在将奥本海默和自己的一生搬上银幕、复现这种现实的复杂性的道路上，不再青睐站在对立面的、他自己最擅长的精巧戏剧叙事结构的搭建，将重心交给他们两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最能投射的宏大的、却找不到落点的道德主题。“《奥本海默》牺牲了它的大部分戏剧力量来强调主题的重要性”，《大西洋周刊》的影评相当到位地批评道，“以及，诺兰对处理它的自豪感——也就是说，为了他自己的自我重要性。”
同时，所谓天才导演，或是一切天才文艺界人士的天赋，是在看似轻轻松松地摸到了他的主角的“人生底牌”之后，天花乱坠地重新洗牌，又看似不经意地倾泻于桌，像注定吸引来赌桌上的赌客们牢牢锁定的目光那样，紧紧抓住读者或观众们的每一寸呼吸。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就是这样有魔力的天才之作。
诺兰和奥逊·威尔斯，《奥本海默》和《公民凯恩》，是有距离的。而诺兰本不必跑到这个赛道上接受这样的比较，就像诺兰对奥本海默的犀利点评一样，诺兰也并非第一流的、天才的导演，在《奥本海默》上，“他的野心超出了他的智慧”。
更难堪的是，诺兰在银幕上复现人生的复杂现实的野心的完成度也很堪忧。如果你是不幸看完了《美国的普罗米修斯》这样大部头的观众，坐在电影院中，会有一些脚趾扣地的尴尬时刻，发现诺兰不得不笨拙地牺牲和挪用一些传记中的现实细节，来确保沉闷漫长的三个小时还有一些抓住观众的戏剧性之处，比如，让奥本海默的妻子对照看自己孩子的友人说出“你想领养他吗”的台词（这句话现实中出自奥本海默之口），在忍受严苛的现实性造成的沉闷中，偶尔遭遇到诺兰这样的对现实性的泄气式地自暴自弃，既让你尴尬、也让你和他一样泄气。
为了他们两人自我意识投射最为强烈的道德主题，诺兰甚至自动放弃了奥本海默现实人生中最自带戏剧性的、狂乱挫败的剑桥阶段，在事实上丢弃了通往奥本海默“人生底牌”为何能形成的最重要的钥匙。《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已经揭示了奥本海默多年后仍能背下的《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句子，“这种漠视他人痛苦的冷漠，无论我们赋予它什么名字，它即是可怕而恒久的残酷”对他人生的揭示。然而诺兰为了向主题服务宁愿不抄正确答案，让奥本海默不断念叨着印度《薄伽梵歌》的短句，“我现在成为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诺兰大概率知道，根据历史学家们的考证，奥本海默在“三位一体”成功后说的这句话并无真正的深意，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说这只是奥本海默按照自己一向的文艺浮夸风格，告诉他们，“我们做到了”，仅此而已。
所幸，历史学家们，相比奥本海默这样的科学家们知道自己无力阻止核弹（“归根结底，我们之所以做这项工作，是因为它是一种有机的需要。如果你是科学家，你就不能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奥本海默1945年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告别演讲如是说），更知道他们在写下过去现实后往往就丧失了对过去现实的诠释权，诺兰《奥本海默》之于《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就如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于历史学家希尔伯格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
奥本海默告别演讲接下来的一段话对于辛苦挖掘现实、制造在被大众层面诠释后几乎更无人问津的大部头的历史学家们也是相当贴切的，“弄清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是一件好事；弄清现实是什么是一件好事”，之后，“把控制世界的最大可能的权力交给全人类，让全人类按照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来处理世界，也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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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