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潜沉在社会历史深处的遗传密码——三说刀郎现象
文/陈行之
1
听说有人长的是狗脑子，这事儿乍一听我还感觉挺奇怪的：看上去好好的，人也不丑，怎么就长一副狗脑子呢？长狗脑子会有怎样的后果呢？一天到晚汪汪汪？亦步亦趋地追随主人？旁若无人，由着性儿撒野？还是卧在大门口，一看见衣衫褴褛之人就扑上去咬？或者多管闲事也躲到墙角去拿耗子，故意抢了猫的营生？好像事情也没那么严重。我听到两种解释，一种是关爱“长狗脑子的人”的人说的：“长狗脑子的人”说话太直白，有意无意就会得罪人；另一种是“长狗脑子的人”自己说的，说法儿跟前一种几近相同：由于很不幸地长了一副狗脑子，无意间说出的话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说话不走心”，有时候就会伤害到别人。
我对这两种说法不持异议。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怕就怕“认真”二字。有一天我胡思乱想，不知怎么忽然认真了起来：也许世上真有“长狗脑子的人”，如果按照那几个人在人群中的比例推算，全国也得不老少，不说几千万，几百万恐怕是有的吧？倘若“长狗脑子的人”无意间伤害人只是偶然的正常的情形，当然没有什么可说的，问题在于，这几个“长狗脑子的人”怎么获得了一般人很难获得的特权，得以当着亿万观众的面，用那么专业的语言——“刀郎的歌不具备审美观点”（就文法来说，这是一句文理不通的话，我感觉说话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有农民工才会听刀郎的歌”（意思是刀郎的歌是下里巴人，稍微有点儿文化修养的人是不会去听的）、“流量（指歌迷对刀郎歌曲的喜爱程度）并不说明一切”、“刀郎让中国流行歌曲倒退了多少多少年”（这已经带有蔑视和讨伐的意味，意思是刀郎的歌是一股值得警惕的文化逆流了）、“刀郎要是上央视，我就砸电视机”（值得注意的是，这句完全是发泄情绪的话不是在他们家客厅、卧室乃至于厕所说的，而是当着亿万观众的面说的，这可就有点儿意思了）——专门伤害那个姓刀的人呢？刀郎究竟碍着他们什么事了呢？
我这么一“认真”不打紧，果然“认真”出了问题：不过几个歌手，他们这种独霸电视讲坛的特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专业复杂的话语似乎也不是“长狗脑子的人”可以随便说得出来的，或者说，“长狗脑子的人”并不是“说话不走心”才做如此这般的表达，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们是走了很缜密的心思的，他们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准确的专业指向，那就是最大程度地贬抑和诋毁刀郎的艺术成就，最大程度地伤害刀郎的艺术尊严和人格尊严。在这些得意忘形的人眼里，刀郎“人海泛舟搏风打浪，”所以才落得个“龙游险滩流落恶地”的下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倒霉蛋儿，因此刀郎在他们眼里不具备任何价值；刀郎甚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抽象物，是可以随意向他泼洒脏水、可以随意倾倒任何污言秽语的无存在的存在。
我们不说别的，单只从人情世故上说，他们也是过了；更何况，我们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作为会思想的动物，我们问一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这罗刹国里常颠倒”？“颠倒”了以后，既包括我，亦包括你，更包括他的人生处境究竟若何？或者由此再想一点儿别的什么，说一点别的什么——往大了说，这是国家宪法赋予我们的责任；往小了说，你都那样了，我为什么不能这样一下？我想，这可能也是在网上做激烈表达的网民们共有的心愿——大概不算过分吧？
我们看事情，有时候需要拉开一定距离，比如，从具象到抽象，从表面到内里，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情节进入情理即逻辑机理，我们就会意外地发现往往被我们所忽视的东西，这就是政治哲学以及任何形式的社会理论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具体到我们正在议论的这件事情，我们也会惊讶地发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刀郎的遭遇，“那伙子人”的张狂，已经不是个别人遭遇不公平对待，在社会竞争中一些人凌驾在另一些人之上的问题，它缜密地应和了含蕴在社会机体——或者说人类生存——深处的某种社会政治密码，这种密码，往往是有意味的，是值得人去进行深入思索的。
什么意思呢？意思是，经由这样一番抽象，具体的人和事，无论刀郎还是马户、又鸟，无论公公还是老粉嘴儿，以至于谁长了狗脑子，事实上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甚至会退后成为社会历史画面中的背景符号，凸显在人们眼前的，是拥有复杂社会历史内容和哲学内涵、也更加令人深思和警醒的形而上之在。我们会发现，这个“在”就像巨大的引力场，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牢牢地吸附在它的引力波范围之内，将我们置于它的绝对影响之中。
还可以用更浅显的说法来描述这件事情：决定我们命运的，完全不是我们个人努力不努力，天赋高还是低，智力健全还是不健全的问题；甚至也不是聪慧还是愚笨，性格是否有缺陷，为人处世得体不得体的问题。决定我们命运的，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广泛存在、永远不祥地徘徊在社会与人生之间的东西，它无比强大，它那巨大的身影覆盖在社会历史的所有空间和时间，没有人可以躲过它。无论得意者还是失意者，都只是它制造出来的产品，这种制造甚至是双向的，这就是说，制造者和被制造者都有足够的利益动力驱使自己进入制造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犹如孟子先生观察历史时所感叹的“春秋无义战”，这里同样没有对错，只有成败。
有读者也许会说：“陈行之先生，你说得怪吓人的，那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
请允许我慢慢说道。
2
为了让论说更清晰一些，我们先回到事情中来。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那伙子人对刀郎的诋毁带有遥相呼应的“团伙”的性质。这个“团伙”不仅独霸了歌坛，甚至左右了歌坛的风向标，影响到音乐评论人的价值取向，紊乱了国家电视台的立场，客观上，当然也就造成了刀郎的艺术生涯无比坎坷，艺术处境无比艰难，尽管他受到亿万歌迷的喜爱和推崇，却始终无法站到他应当占有的位置，不仅缺席了重大的国家音乐活动，缺席了重要的国家奖项，在“高贵”的娱乐界，你甚至很少听见有人提到他……试想，假如仅只是个别“长着狗脑子的人”撒泼打滚，无理取闹，如果没有更强大力量的加持，那伙子人的个性再强势，再目中无人，再刁钻刻薄，再“说话不走心”，再没有教养，即便是作为“团伙”，他们有能力造成如此严重的局面吗？
很显然，这已经不是长不长狗脑子的问题了，当然也就更不是浅层次的人情世故方面的问题了。那是不是“团伙”的问题呢？也不是，“团伙”远不具备那样的能量：试想，街头一群混混，有一天喝高了，说：“咱们去电视台闹一闹吧！”结果簇拥到了电视台演播大厅，人五人六地坐到了可以转腚的高背靠椅上，挥舞着手臂由着性儿喧闹起来……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高攀不上这样的事情。这就是说，“长狗脑子”的那伙子人必须具备更充分的社会政治条件，才可以、也才可能扮演那样的角色；才可以、也才可能说那样的话，做那样的事。
那么，他们得到了哪些充分条件，获得了什么力量的加持呢？
我们从两个层面观察。
第一个层面，我认为首先可以把那伙子人概括为势力。“势力”是什么东西呢？通俗地说，势力就是纠集起来形成“威势”的某种力量，它与“团伙”的显著区别在于，从量级上说大了一轮——我们可以把三五个混混称之为“团伙”，“团伙”充其量在某家馆子吃一顿霸王餐，在街市上欺负欺负弱小，抢夺几捆大葱，顺走人家一筐橘子，再大点儿的事情他们干不了，也不敢干。“势力”可就不一样了，“势力”往往威霸一方，是占地盘的，甚至是能够为某地方、某行业、某领域制定规则的，即便官府有时候也奈何他们不得。我们平时所说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其实说的并不是“团伙”，而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势力”；再比如“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虽然仅仅三男一女统共四个人，也不能说是“团伙”，而是“势力”，政治势力。历史上层出不穷的诸如青红帮、红灯罩、小刀会、法轮功之类的组织，就更是“势力”而不仅仅是“团伙”了。再比如占据了水泊梁山的梁山好汉，独霸了东三省的枭雄张作霖，在大西北叱咤风云的马步芳，你就更不能认为他们仅仅是“团伙”了，他们已经变成了带有割据性质与特点、具有明确利益目标和实现其所设定目标的纲领和计划的“势力”，是绝对不能小觑的。
如果我们遵循司马迁先生的教诲，认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下断言说，“势力”所谋之利，要远远大于“团伙”所谋之利。“团伙”所谋之利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物质性的，俗话说就是票子；“势力”则不然，“势力”所谋之利往往带有某种程度的精神甚至政治特征，清廷被推翻以后出现的各路军阀，就都有谋求和扩大带有独立王国性质的封建割据政权的政治意图。虽然我们也可以把这里所谓的“政治意图”理解为仅只是谋取更大利益的策略和手段，但是你必须注意到，“势力”的本质与“团伙”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团伙”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附于“势力”的，“势力”是团伙的靠山，即我们平时说的“保护伞”之类；“势力”的运作需要有比“团伙”所需要的更强大力量的加持。
于是这里就顺滑地产生了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无论个人还是群体，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都有寻求“靠山”的意愿，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有了靠山，胆子就可以更肥一些，所做事情更大一些。“团伙”是这样，“势力”也是这样。这就是说，“势力”为了寻求利益，势必会与社会的绝对支配力量发生勾连，或者依托，或者僭越，或者合为一体，这就更丰富了“势力”这一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平添了更多值得人思索和警醒的内容。
我们以水浒为例。梁山好汉虽然也很享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至杀人放火的快意，但是在这伙子人的上层，即这宗势力的大脑部分，宋江、吴用者流，则怀揣着明确的意愿，那就是试图用武装反抗的形式，告别“不忠不孝”的非正统处境，获取（也可以说是要挟）被官府招安的资格，把这帮子弟兄带入体制，也像高俅等一众官僚那样，享受在体制内安身的好处，即所谓的“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在他们的算计中，此“利”是远远大于在梁山当强盗之彼“利”的。熟悉《水浒传》的人都知道，为了更大的“利”，宋江与官府暗通款曲，做了一系列阴暗下作的勾当，终于达成心愿，其结果犹如毛泽东所言：“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好就好在投降”，最后配合着官府打方腊去了。至此为止，回肠荡气的英雄梦破碎，曾经叱咤风云的众好汉们，糊里糊涂就被官府和宋江大哥送上了黄泉路，梁山上飘荡的那面杏黄旗也就褪尽了鲜亮的色泽，变得既不仁也不义，更无所谓替什么“天”，行什么“道”了。“投降”的确是水浒的主题，我们的伟大领袖并没有看错，然而这“投降”又是一杯“势力”为膨胀的欲望酿造出的绝命毒酒，是一曲“势力”最终为势力所吞噬的悲壮挽歌。
在我们议论的事件中，我们听一听当事人刀郎的说法——刀郎看得很真切，他说的也很实在：“我真斗不过他们。”刀郎所谓的“他们”，指的当然是“势力”，而不仅仅是“团伙”。这就是说，刀郎面对的“势力”要比通常意义上的“团伙”更难缠斗，更难反抗。但是问题恰恰就是在这里产生的：势力虽然也不是寻常物，虽然也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但是能够公然使一个被亿万歌迷喜欢的优秀歌者消失在公众视野，能够将他的巨大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消失为无价值……如果没有更强大力量的加持，他们做得到这一点吗？
他们做不到。
最近这段时间，随着刀郎事件不断演进和发酵，使原本躲在幕后的东西逐渐被人发掘了出来，譬如某电视台，某声音栏目，甚至某人——我们且把它们归结为“势力”本身或者势力的“靠山”吧！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另一种联想，那就是刀郎现象仅只是一种现象，它折射的是我们身在其中的现实，这种现实与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处境都息息相关，因为我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过是以“命运”的方式铺垫在最底层的一层人而已。也正因为这样，如果没有被一些带有偶然性的事件的引发，我们其实是没有多大机会看到我们这种处境的。就像卡夫卡小说《审判》中的约瑟夫·K，不知道怎么就触犯了法律，不知道怎么就会被逮捕，不知道怎么就会被羁押，不知道怎么就会受到审判，当然，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会被处死，就像K临死前感叹的那样：“像一条狗。”结束卑微、平淡，似乎毫无内容、毫无意义的一生。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势力”远比其表面更庞大，它尽量不为人知地在社会机体深处运行，可谓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它所拥有的毁灭一个人或者抬高一个人的能量，是极为惊人的，是远超人们想象的。而这，如果没有更强大力量对于它的赋能与支撑，它是做不到的，它甚至连成为“势力”的资格都不会有。
——话语至此，我们不可避免将凝视一个深渊。虽然神经不怎么正常的哲学家尼采先生早就警告过人们：“长久地凝视深渊，深渊就会向你走来。”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既然话题把我们带到了深渊的边上，不管你凝视不凝视，它反正是要走来的，我们索性就直面吧！
直面什么东西呢？
权力。
3
在我们目力所及的文明史范围，构成社会历史运动的最基础、最核心的力量，就是权力，只能是权力。
权力是一个中性词，无所谓褒贬。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之所以将权力定义为“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活动中，甚至是在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就是因为他看到了权力在社会活动中存在的普遍性。没有权力，社会就不能运转。权力就像是房屋的立柱，没有这个东西，房屋是无法保持健全结构，更无法保持平衡和稳定的。至于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贬斥说“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告诫人类“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是因为他从历史和他所处的时代中看到了权力的消极、保守乃至于反动的一面，做了很有必要的强调。
后来的人包括我们之所以牢牢记住这句话并且经常引用它，原因很简单：人们在他们的生存中，体验到了太多由于权力的横行无忌所造成的个人痛苦和社会灾难，为了纾解由此带来的精神痛苦，于是借阿克顿的酒浇自己的忧愁，反复强调说权力归根结底不是个好玩意儿。就某种社会情绪来说，你不能说这有什么不对，然而理性地看待问题，我们必须强调，所谓权力的堕落性、腐败性，是需要必要条件的。这必要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当它失去法律与道德的制约的时候，它一定会成为禁锢个人和社会发展的消极乃至于反动的力量。
我曾经说，权力的本质其实就是秩序，权力极尽所能维护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片地域、一个行业的政治秩序或者道德秩序。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认为权力是中性的，甚至是正义的。然而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如果缺失了民意对权力的约制，权力的性质必然会发生改变，它也就不再是中性的，更不是正义的了。换一句话说，如果权力维护的仅只是它自身的利益（秩序）和靠近权力的少部分人的利益（秩序），如果公权暗中或者公开地演化为私权，它就自动失去了公平正义的品格，蜕变成为与公众利益和公众福祉相对立的东西了。不幸的是，人类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所供奉和陪侍的，能够裁决人的生死荣辱的，恰恰是这种丧失了公平正义品格的权力，成为最野蛮力量的权力。十多年前，我曾经以《权力罪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渊薮》（2009-11-17）作为标题，撰文议论过这件事情。
某种意义上，人类进步，尤其是蔚为大观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以及中国明末清初出现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高举反对皇权专制主义的思想家为标志的社会推动，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们是社会成熟结出的硕果，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无论你是谁，你都无法阻止这个无情的自然进程。人类思想运动的实质就是如何限制和驯服权力，尽管这一命题是附着在“人的解放”旗帜之下的。然而权力被驯服了没有呢？很显然是没有，如前所述，人类仍旧生活在权力的巨大阴影之下，被动地接受着这种力量对命运的裁决。
作为强调，我们换一种方式表述：历史有时候就像是一个纨绔子弟，常常有意无意显示其轻佻和玩世不恭的一面——这句话的意思是，权力对人类命运的裁决，有时候是公正的，有时候却是不公正的，更有时候甚至是颠倒的。这一切都源于我前面已经触及的政治学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权力是否得到了来自民意的法律的约束和限制？得到法律的约束和限制，它想不公正都难；得不到约束和限制，它想公正都难，更何况，得不到约束和限制的权力必然会无限放大其本性中的恶，成为霍布斯笔下的吞噬社会的“利维坦”，成为社会和历史中的极其反动的力量。所有的社会不公，所有的政治溃烂，所有的道德溃败，所有的逆历史潮流而动，所有的王朝崩解，都是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
真理往往是赤裸裸的。站在这个立场上观望，无论古今，无论中外，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阿克顿勋爵那句振聋发聩的政治警告是一条被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是一条浸透了无数杰出而正派的人被现实的皮鞭抽打出的淋漓鲜血的真理。
具体到刀郎事件，我可以断言，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音乐界某些个人对另一些个人的不正当评价问题，我们面对的是耐人寻味的时代和历史的现象：一部分人结成的势力可以对另一部分人或者另一个个体施行排斥、压制和攻击而不必承担任何法律的、道德的、乃至于最浅层的人际交往礼仪的后果。这难道还是人脑子、狗脑子的问题么？你再仔细想一想，这种现象是不是具有深刻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外延？它是不是已经内涵和外延到了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外卖小哥，还是扛钢筋的农民工；不管你是体制内捧着铁饭碗的公务人员，还是体制外用汗水谋生存的人——的生活之中？是不是在作为潜在的社会机理广泛地作用着我们的人生？民间流行的那句调侃——“说你行你就行行也不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难道不是淋漓尽致地道出潜沉到社会底层、被排斥到社会主流之外的人的糟糕处境么？难道不是淋漓尽致地道出了失去法律与道德约制的权力的原始、野蛮和反动么？在我们议论的事情中，我们难道不可以确认，我们面对的是不受法律与道德制约的“势力”，而不简单是什么“团伙”么？这就是说，这里所谓的“势力”，已不简单关乎与刀郎的艺术经历与生命经历有关的娱乐界的几头“驴”或几只“鸡”，某种意义上，它是指所有呈现弱肉强食状态的社会领域里的各种强力。
“各种强力”指的是什么东西呢？或者说，在今天，除了我们熟谙的权力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被纳入“强力”的范畴呢？
我的回答是：资本。
4
我们必须警觉到，在社会运行极为精密复杂的当代，任何公众人物的所言所行，绝不是一个人的性格使然那样简单，在其身后，往往躲藏着更强大的驱动力量，是由于这些力量的存在，公众人物才那样说、那样做的；在更险恶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公众人物仅仅只是道具，是玩偶，真正起作用的是潜沉在社会机体深处的，可以驱动社会运转的超级社会力量或政治力量。
在政治哲学语境中，这种作为社会运转最基本动力的社会政治力量，往往规律性地表现为：一、在权力社会是权力；二、在资本社会是资本；三、在权力和资本相互叠加、互为倚重的社会，则是权力和资本。
糟糕的是，我们目前把这三种情况全都遭遇到了。
无可否认，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但是我们必须警醒，中国的改革开放尚处在过程之中，我们还没有触及或者说只是浅层次地触及了数千年以来形成的社会政治肌体沉疴，这些沉疴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医治和根除，它们仍旧作为炎症红肿着，某些部位甚至出现了溃疡或溃烂，散发出腐臭；我们仍旧可以从这些沉疴中感觉到尖锐的或者迟钝的疼痛，有时候甚至是锥心的疼痛。
中国社会在传统上是一个权力社会，权力社会的本质是权力大于法律，是管仲先生所概括和提倡的“利出一孔”；再往细了说，是权力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政治形态、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这与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矛盾和冲突的。市场经济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它更是一个有明确内涵的政治概念，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或者缺失从属于国家政治范畴的来自民意的法律制约，如果没有或者缺失广泛的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表达思想的自由；如果不能据此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国家治理结构，那么，至少在某些领域，必定会出现不受裁决与制约的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必将为资本的无序扩张大开方便之门，形成我们经常用来描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蒋介石集团的那种官僚资本，即权力＋资本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生态。
拥有八百万军队的蒋介石被一群造反起家的穷棒子打得落花流水，几无招架之功，最后不得不极光彩地退据弹丸之地台湾，当然是可耻的失败。我们应当看到，他失败在政治，其次才是经济，其三才是军事。历史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社会政治形态下的代表官僚资本利益的所谓“市场经济”，“权力”是背书，是保障，是靠山，是护身符；资本则潜沉到幕后，以不必承担或者故意摆脱社会责任的方式，依照其原始本性——资本的原始本性是恶的，就像人性本身是恶的一样——为所欲为地干着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就像亡国皇帝崇祯踉跄在上吊的路上所哭诉的：“大臣误我……大臣误我……”蒋介石也的确应当反省丫究竟错在了哪里。
我觉得看到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
5
为什么说看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呢？
这是因为，通过这种观察，我们可以寻找到本文标题所示的“潜沉在社会历史深处的遗传密码”，寻找到平时不为我们在意的推动眼前这个世界运转的动力源——如果我们把世界视为一架庞大的社会机器，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从这架机器的动力总成中延伸出来的一根主轴，至少在过去与现在，乃至于不太遥远的未来，都将是它决定着很多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这样”是什么样呢？至少在刀郎事件中，权力和资本同时呈现出了不被约制、疯狂生长的状态，在人性恶的推动下，它们以极为野蛮的方式进入到了正在被揭开的社会图景之中。从本质上说，刀郎现象、刀郎事件是一个社会政治事件。所谓社会政治事件，是指其之所以产生和发展，乃至于导致后果，都是严格按照既有的社会政治的路径，形成为严密的逻辑链条的。这里边固然有人性的作用，然而人性的作用不过是利用了社会逻辑的通道而已，它只是乘车者，而不是驾驶员；它并不是单纯沿着人性的通道到达它想去的地方的，这就是说，刀郎事件与某人或者某团伙的人长的是狗脑子还是人脑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试想，如果没有权力和资本沆瀣一气搭建起来的平台，即我前面提及的某电视台、某栏目组、某负责人，不管“那伙子人”长的是狗脑子还是人脑子，这一切还会发生吗？它对刀郎的打压还会具有泰山压顶一般的力量吗？
这样说来，我们也就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无论疯狂攻击和打压刀郎的人长狗脑子的人还是关切长狗脑子的人的人——这里边不缺所谓的“大腕”，甚至顶戴着“权威”王冠的人——所言所语都是避重就轻，欲盖弥彰，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作为圈内人，而且是占据圈内核心位置的人，比任何人都清楚事情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他们比任何人都更知道他们巨大的利益源在哪里；他们腰间的钱包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们，应当维护谁、抬高谁；应当贬低谁、反对谁……政治规则紊乱了，道德秩序瓦解了，我们进入了丛林，进入了荒原。
这还仅仅是音乐界之一隅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射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你会发现无论我们置身何处，我们都像猎物一样，早已经陷入到了被精心设计的包围之中，我们都在被马户、又鸟们所侮辱，所蔑视，甚至于所凌辱。最可悲的是，我们连为自己发出声音的机会都没有。
我再说一遍：“罗刹国”仅只是这丛林荒原中的许多种存在中的一种存在，它作为高度凝结的意象，具有丰富深刻的哲学内涵和象征意义，正是这内涵和意义，才在最广大人群中引发了共情的效应——人们忽然发现，苟苟营无处不在，我们活得很糟并非合情合理，我们可以活得很好，是“这罗刹国里常颠倒，马户爱听那又鸟的曲”，是黑白不明善恶不分人鬼混同真假难辨；是浅薄愚蠢大行其道，深刻智慧无处安身；是卑鄙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成为高尚者的墓志铭……才使我们丧失了人的尊严，丧失了人的价值。
刀郎有意无意成为了许许多多在社会各个角落历经磋磨的失意人的代言人。
6
现实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部分，它势必也会成为未来的中国的一部分。
无论历史的中国，现实的中国，还是未来的中国，都不大可能完全摆脱潜沉在社会历史深处的遗传密码的制约，权力都将是社会政治的绝对性支配力量。这是由中华文明或者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质所决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特质。我们祈望的是权力至少在一定程度内得到限制，祈望权力离社会远一些，法律离社会近一些，把民间的还给民间，让社会得到宽容和松解，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都能够维护自己最起码的利益、最起码的尊严。我们尤其祈望决不能让资本与权力产生勾连，决不能豢养出一个完全不受控制的利维坦怪兽，决不能把它释放到民间，让它恣意蹂躏社会。
刀郎现象、刀郎事件无比尖锐地提醒我们，如果现阶段我们不能继续张扬起改革开放的大旗，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哪怕仅只是部分地被官僚、被资本所绑架，所延宕，所曲折，所压抑，我们伟大祖国的命运未必就一定会一帆风顺，未必就一定会前景光明。就某些局部来说，刀郎现象、刀郎事件非常有可能还会不断出现，甚至会出现恶性循环：失意者变成得意者，得意者复变为失意者，总之，谁也活不舒服。如果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感觉活得不舒服，都想逃避，都想躺平，都想润出去，那么，社会活力从哪里来呢？由谁来肩负起伟大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呢？
更值得警惕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早就亮出了獠牙，他们已经磨刀霍霍，把我们包围起来了，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凶险局面，我们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坎坷与艰难；我们前进的阻力只会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小。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需要国内团结，越是需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解，越是需要将人民的意志纳入国家政治过程，健全和完善国家法律，阻遏权力和资本出于一己之利对社会和民众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和压制。
不得不说，截至到目前为止，我们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进步，中国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孙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政治遗愿，对于今天的我们却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警醒意味。我们绝不能停下来，更不能倒退，倒退没有出路。如果邓小平在世，他也会告诫我们说，除了进一步改革开放，我们没有其他路可走，任何其他的路都是死路。（202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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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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