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华文明没有催生出科学？
有本书叫做《科学的故事》，作者是清华大学教授吴国盛。里面有不少有意思的观点。
关于科学的诞生，开篇第一句话是——“科学不是技术。”
科学和技术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分不清这一点的话，就很容易得出“古代中国科学很发达”的结论。
这两者有何区别呢？
科学的目的侧重于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揭示客观过程的因果性、规律性。技术的目的侧重于回答“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追求满足主体需要的功利性。
简而言之，科学比较抽象，技术比较具象；科学比较无用，技术比较实用；科学需要动脑，技术更多动手。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沈括《梦溪笔谈》里提到如何制作指南针。
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揺，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翻译过来就是——
方术家用磁石磨针尖，则针尖能指南，然而常常微微偏东，不完全指向正南方。让带磁的针浮在水上，则多揺荡；放在指甲上或碗边上试验也可以，而且转动速度更快，但这类物品坚硬光滑，针容易坠落；不如用丝线把针吊起来，这是最好的办法。其办法是从新缫出的丝絮中，抽出由一只茧拉出的丝，用芥末粒大小的一点蜡，把它粘缀于针腰处的平衡点上，在无风的地方悬挂，则针尖常常指南。其中也有针尖磨过之后指北的，我家里指南指北的都有。磁石指南的特性，犹如柏树的生长偏向西方，现在还无法推原其道理。
在这里，如何制作指南针，让指南针成为更实用的工具，这就是技术。
而探究指南针为何指南，这种规律背后机理，这就是科学。
只可惜，沈括还是只停留在技术的阶段，而没有能继续去探究其背后的机理。就如同七岁的曹冲便可以熟练使用阿基米德定律，但数千年没人去总结一样。
……
作者书中说——
纵观科学的历史，是一部在希腊诞生，在罗马边缘化，在中世纪被遗忘，在伊斯兰世界被继承，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被复兴和重建，在19世纪被力量化的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没有交集。
作者还引用了冯友兰的名言“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
有人可能要说起“四大发明”了。
没错，四大发明，尤其是造纸术，对欧洲造成的影响，可能超过其他所有发明之和，但认真说一句，四大发明其实也是技术，而不是科学。
中国古代有少数技术很强，但却没发展出科学。
那为什么中国没发展出科学，而希腊人发展出来了呢？
作者认为，首先是思维习惯的不同。
书中原文——
按照法国人类学家布留尔的说法，原始思维的特点是“互渗律”，即把任何事物都看成是普遍关联的。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持有互渗律是一种普遍现象，而让事物有其“自身”则是一个“反常”。我们中国文化就不承认事物有其“自身”，而认为事物只是世界普遍联系之网上的一个节点。它没有固定的“自身”，而是随周边的环境变化而变化。中国文化讲天地人三才之间互感互通，天人合一，因此，不可能存在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
是希腊人第一个把这些东西“看成”是“自己决定自己”的东西，把它们“看成”是“自然物”因而共同组成一个“自然界”。这是“自然的发现”的意思。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举个简单例子，就比如说沈括前面所说的“磁石指南的特性，犹如柏树的生长偏向西方”。
按照现代科学理性人的思维方式，那首先要找寻足够的样本，才能确定柏树是否生长偏向西方。如果确实偏向西方，那就要研究柏树中有何特殊成分，让其形成生长向西的原因。
就如同向日葵总向着太阳是因为它的“扭曲组织”和“生长素”。
但古人的思维有所不同，他们将世界看成整体，发现柏树向西，首先从整体的角度考虑。
“古人认为万木皆向阳而生，枝叶向南尤密，唯独柏树枝叶向西，五行之中，西方属金，其色为白，因而柏树取西方之色为名，有金德；又以其性阴，怀贞德，故可通鬼神，宜栽陵间。”
其次是学术自由。
中国古人做学问都只能以“注经”的方式进行，对前人明显的错误也需要“为尊者讳、为贤者讳”。
希腊人却有所不同。
科学之所以起源于米利都，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学派。这个学派的前赴后继，显示了一个理论“自身”“内在”地“批判”活动。
泰勒斯：哲学之父，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万物有灵论。（认为灵魂是物体表面的润湿，本质还是水）
阿那克西曼德：泰勒斯的朋友和学生，提出“本原”（又译作”始基”）的概念，使得“本原”概念具有了一点抽象和形而上学的意味。提出“阿派朗”的概念，“阿派朗”是否定性的万物本原，代表一种无定形无限制。（正因为它的否定性，什么都不是，所以才能成为万物的本原）
阿那克西美尼：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认为气是万物的本原，由于冷热程度不同，导致气的稀散和凝聚，从而产生风云水土火等物质。
米利都三杰各自都提出了与自己的老师和前辈不一样的世界观，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划时代的。
就如同亚里士多德那句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这在当时的整个世界都是难能可贵的思想。
爱因斯坦后来提出了三种学术自由：一是免于贫困的自由，二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三是内心的自由。
希腊人有奴隶，所以自由民有免于贫困的自由。
希腊人没有皇帝，所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希腊人没有宗教负累，所以有内心的自由。
更重要的是——
希腊人天性好奇，是世界诸多民族中的最具“儿童气质”的民族。其他古老的民族，像古埃及、古巴比伦、古中国人，都已经对世界诸相“见怪不怪”。
……
第三是追求永恒不变。
世界充满了变化。我们东方民族对此不仅习以为常，以变化为宇宙间的常态，而且拥抱变化，以变化为积极的动力。我们并不觉得变化是一个需要解释，或者需要回避的事情，相反，面对变化，泰然自若。我们中华文化的“群经之首”《易经》讲述的就是变化之道。
然而，“变化”在古代希腊成为一个“问题”。
米利都学派提出“始基”问题，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归结为“水”、“阿派让”和“气”这种单一的基质，是力图将“多”还原到“一”。这里，“变化”尚未被突出出来、专题化成为一个问题。
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是“一切皆变、无物常住”“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他也继续回答始基问题，把“火”看成是万物的始基。作为始基，“火”是“永恒的活火”。因此，我们看到，“变化”问题和“永恒”问题是同时出现的。你充分意识到这个世界在“变化”的时候，也就是你同时意识到“变化”背后有“不变者”的时候。
提出了“永恒”问题，并且指出“永恒”在于“比例”和“和谐”，这就把追求永恒之路落实到了追求“比例”和“和谐”，而这就是“数学”的工作。
……
第四是追求无用。
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有三个类型、三个等级。第一类叫经验知识，它的特点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第二类是技艺知识，高级一点，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但是技艺还不是科学。科学作为第三类知识，是等级最高的知识。它和技艺的区别在于，它是为自身的目的而存在的，因而是纯粹的知识、无用的知识。追求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是典型的希腊科学精神。
在古代，科学是一件很无用的东西。
只有那些有钱有闲、好奇心强烈的人才去追求这玩意。
这在中国古人看来多少有点不务正业。
比如被誉为科技先驱、发现“小孔成像”的墨子有过这样事情——
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若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谓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翻译过来是——
墨子做木头老鹰，用了三年的时间做成了，飞了一天后坏了。公输班削竹木做成了个喜鹊，让它飞上天空，三日不落，公输班认为这是最巧不过了。墨子先生对公输班说：“你这样做喜鹊，不如我做车辖（固定车轮与车轴位置，插入轴端孔穴的销钉），片刻间我便能削刻好三寸的木料，并且能让它承载五十石的重量。”因此我被称之为巧，对人有利的叫做巧妙，对人没利的就叫做笨拙了。
过度的实用主义渗透入了每个中国人的骨髓深处，即便是号称“科学家鼻祖”的墨子也不能免俗。
而古代希腊人却有所不同。
来看欧几里得的一则故事——
一位学生跟欧几里德学习几何，他问老师：“学数学到底有什么用？”不料欧几里德勃然大怒，马上派仆人塞给这位学生三枚钱币，把他打发走了，“你竟然想到我这里学有用的东西？”
在古希腊的大数学家眼中，以“有用”来看待数学，简直是对他的侮辱。
这在中国古代可能不可想象，毕竟贤哲们都在追求“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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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类文明志愿者，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