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意义感的抽离与再造

文/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

1993 年，费孝通先生在体察到巨大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起伏与嬗变时，就倡导要养成一种“安其所，遂其生”的心态秩序，用以抵制现代社会的功利取向与物欲对人性的裹挟。在这种裹挟之下，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绝大多数个人及家庭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几乎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单位、机构、地区都还是觉得自己的变化太慢，以致在相当长时间内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希望超越他人或怕被他人超越的精神压力，这种压力甚至演化成一种四处蔓延的“全民焦虑”。最近10多年来，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中国快速进入小康社会，在面对部分因焦虑而生的激烈竞争时，一些群体心态出现了变化。比如，在豆瓣平台曾出现一个名曰“985 废物引进计划”的组群，这些来自 985 高校的群友大都曾是“小镇做题家”，也未必真的都“混得”差，但这一组群的出现，却反映出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因碰壁而失意，因失意而自嘲，继而无欲又无聊。如果说人们竞争或奋斗意志的消解，就外部而言与经济下行压力以及阶层的固化多有关联，那么就内心而言则与温饱解决后意义感的消解或无聊的滋生有关，是一种消极的群体心态。

无聊：现代性症候群的核心表征

在心理学中，无聊通常被视为一种不愉快、缺乏刺激和低度生理唤醒的心理体验或情绪状态。和焦虑一样，无聊也是一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心理体验。不过，尽管无聊一直与人类相伴，但作为一种群体性精神症候群甚至“社会瘟疫”，则孕育于现代社会，并在物质极度丰富的后现代社会变得愈加显著。早在20世纪初步入现代社会不久，德国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便将无聊定义为“一种与时间的关系，一种我们面对时间的方式，一种时间感”。由此我们可以将无聊分为三种形式，并区分度时（passing the time）、踌躇（being-held-back）和空虚（being-left-empty）三类属性。第一种无聊最为常见，此时当事人“被某事物搞得无聊”，因此感到度日如年，如在机场候机时（尤其是当航班延误打破了时间安排）。第二种无聊是因“在某事中感到无聊”，如陷于手头的一堆工作，却要去参加一个晚会，尽管晚会精彩无比，但依旧会产生深深的无聊感。第三种无聊可以称之为“深度无聊”，没有具体刺激或注意的焦点，也就无法用“度时”的方式来对抗，甚至要解释也没有办法来举例，因为发生这种无聊之时，“与某种特定的情境、特定的起因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完全没有关系”。

同一时期，在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型之际，鲁迅发表了小说《在酒楼上》（1924），描述了主人公吕纬甫如何由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与现实妥协、只关注生活中的蝇营狗苟的平庸之辈或宵小之徒。吕纬甫叙述近况时，一口气用了六个“无聊”，而吕纬甫的一句“无非做了一些无聊的事，等于什么也没做”，则揭示了“无聊”的根本要害在于无意义感。笔者之所以将无聊称作一种现代性，症候群的核心表征，是因为在现时已经现代化或接近现代化的那些国家中流行的一系列精神现象或心理症候中，无论是躺平、摆烂，还是佛系、社恐……，无聊都是一种最基本的心理状态或精神托辞。从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盛行的嬉皮士开始，到后来英国的“尼特族”、日本的“御宅族”、美国的“归巢族”，以及我们所熟悉的“啃老族”，乃至世界各地并不鲜见的“草莓族”，其基本的特征都是终日无所事事，不就业、不升学、不进修。这些另类青年族群的出现以及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年龄的日渐上移，成为现时世界各国的另类景观甚至共同的社会问题。

意义感的抽离与无聊的滋生

作为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无聊古已有之。因为不确定性及难以测量性，关于无聊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尤其是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变，该现象还是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除了上述海德格尔和鲁迅外，齐美尔更早就注意到，在19世纪末或所谓现代化的大都会里，因为惯常的个人身份和意义的确定性都被感官冲击的漩涡所席卷，随之而来的是匿名的大众和产生无聊的所谓“倦怠”态度。再往后，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将“无聊”的产生归咎于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福特主义及相应的重复劳动和人受控于物的异化现象。而当现代实验心理学介入这一主题后，无聊或被归于由工作的单调乏味重复引起的心理疲劳，或被归于因注意力无法集中产生的情绪反应，或被归因于由多巴胺的分泌不足引发的生理反应。在所有述及无聊的研究中，两个最常见的归因是事件的重复和意义感的缺失。诚然，人是一种动物。作为动物，出于谋生的本能，人一方面对新颖性的刺激会作出积极的反应，这有利于他 / 她探寻新的生存机遇 ；另一方面也不会对即便单调但对维持自己的生存至关重要的信息或活动作出完全排斥的反应。这既是适应环境的要求，也是进化的结果。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无聊并非单调或重复的必然后果。一如谋生艰难的农耕社会，人们日复一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并不必然会产生“耕种”的无聊之感，反倒会因丰收产生愉悦之情。显然，一日无耕，便一日无以果腹，更一日无以续命，在这里谋生或续命是意义感的第一要义。那时，无聊至多是一种个体性的体验，而不会成为一种集体性的精神状态。

但是，人更是受意义感支配的动物，甚至在特定的情境中，人对意义感的追求还会超过对维系生命的考量。我们在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中发现，改革开放前物质条件贫乏的年代，正是“主人翁意识”在缺乏物质激励的时代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再以读书为例，大学生们的厌学常常是一个引发感叹的话题。如果说传统社会士子文人悬梁刺股的动力常常是为光宗耀祖，那么现代大学里苦读的学生同样受着不同价值观或意义感的驱使。对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知青”社会学家来说，1977年的高考对改变他们的人生道路就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一如社会学家张乐天所言 ：“高考成了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分数出来以后，整个世界就变了。”

可见，现时中国社会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人中蔓延的“无聊”的情绪或心态，与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繁荣使得生存或起码一部分人的生存成为一种无须忧虑的“自然”有着相当的关联。尤其对衣食无忧的年轻一代来说，一方面，“唾手可得”抽离或消解了他们日常谋生的意义感 ；另一方面，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他们谋生的方式及手段，许多工作可以按照自己的安排在任何时间、地点处理，但由此也缺失了工作的氛围，瓦解了由集体氛围营造的神圣感。当然，应该承认的是，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的部分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确使不少“小镇做题家”感到奋斗变成没有意义的“折腾”，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生活和工作的无聊感。如果说单调派生出了寂寞、孤独、搞怪和恶作剧，那么意义感的缺失就派生出了无聊、内卷、躺平……

从无聊迈向有趣：意义感的再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造就了世界上最坚毅、最具有奋斗精神的一代人。尤其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生活方式，或进城打工，或入乡镇企业，成就了中国制造业的大国地位。他们以勤劳、勇敢甚至牺牲，改写了我们民族落后的历史，谱写了21世纪世界现代化的卓越篇章。但是，在社会整体面貌发生急速变化的同时，像世界上先富裕起来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一样，在我们的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群体中也出现了以“无聊”症候群表征的奋斗精神衰减、意义感消解的社会情绪，而且意义感的抽离似乎来得更为迅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摒弃无聊，或者说从无聊坚实地迈向有趣，也即奋斗的有趣，创造的有趣，以及生活的有趣呢？

首先，只有坚实的奋斗才能摒弃无聊，抵达有趣。今日之中国赖40余年改革开放之进步，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我们在许多方面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必须鼓舞全体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继续奋斗，才能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面向未来的年轻一代，应该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应该勇于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而“那些给其生命提出正当使命并赋予其内容的人，也就无须担忧无聊”。

其次，只有积极的创造才能摒弃无聊，实现有趣。在这里，创造既体现了人类意志的主动性和有目的性，也体现了人类行为的有效性或可实现性。但是，积极的创造不仅涵盖构成日常生活之丰腴的各类器物，也包括涉及价值观、社会制度和生活意义感在内的精神财富的创造。单就本文的主题而言，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上，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推动了人类进步的先哲们，都是能够凭借有限的物质资源成功创造生活或行为意义感的伟大人物。他们虽然称不上专业的社会心理学家，但无一不凭借对人类社会心理的出色洞悉，或直接赋予单调的生活以意义感，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义感之间建立起常规的逻辑联系，或通过各式各样的典范或榜样带动芸芸众生矢志不渝地追求意义感。如果说无聊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生活意义感的一种消极强调，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不断地创造生活的意义感，才能最终摒弃无聊。

最后，只有丰富的生活才能摒弃无聊，邂逅有趣。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歌颂劳动和创造，却常常忘记其最终目的是使人类能够从繁忙和辛劳中获得解放、赢得闲暇。自工业革命以来，机器的广泛使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使普罗大众不仅能够衣食无忧，而且能够逐渐摆脱繁忙，成为一百多年前凡勃仑所言的“有闲阶级”。但是，单有空余时间的延长并不能自然营造有意义感的生活，更不会自然摒弃无聊。要摆脱无聊、邂逅有趣，就要制造“复调”的生活，赋予我们日渐丰裕的生活以充盈的意义感。马克思曾言 ：“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摆脱不了谋生之繁忙的古人，便提倡利用“三余”时间读书，即利用所谓“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而今天的我们如果能尽可能将大部分或一部分空余时间充之以“有趣”，就可能有效地抵御无聊，实现意义感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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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6期，原题为《周晓虹｜无聊：意义感的抽离与再造》。二次转载于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