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之“理性主义”及其批判与反思

文/赵晓

启蒙运动，这场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思想与文化革命，在中国一直被一些人吹捧为近代西方文明的奠基石。“五四运动”更是以启蒙为旗帜，误导中国直到如今。中国人到现在才知道，西方文明并非以欧陆为主导，而是以英美为主流，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奠基石并非启蒙运动，而是早于启蒙运动200年的宗教改革。这一点不在本文中展开，本文专论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的最主要的一点，是寻求用人的理性来取代上帝神性的启示，即用“启蒙”替代“启示”（刘军宁语），认为“人类的理性至高无上”，因此反对任何理性之外的权威与传统，要用人的理性“重估一切价值”。

在浓厚的启蒙精神中，“理性主义”替代欧洲传统的基督信仰，不知不觉成为了近现代一个几乎无所不在的新宗教。世界也因此出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欧陆代表的启蒙之路以及英美主导的启示之路。

然而，正如有句话所说的，“让我们批判一切，但首先是自己”。理性主义宗教，同样需要反思和批判！

最早对于“理性主义”的否定，当然是来自西方的智慧代表苏格拉底，他的名言就是“我唯一所知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可惜的是，到法国启蒙运动时，西方人已经完全忘记了苏格拉底“知无知”的智慧。

人类，因此急剧地跌入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极端的“理性的自负”的运动中，不可自拔，而相比之下批判理性主义的声音显得是那样的微弱。

在法国“启蒙运动”中，早期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来自英伦的经验主义，约翰·洛克（John Locke）、乔治·伯克莱（George Berkeley）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等。他们指出，人们不能仅仅依靠理性或纯粹的思考来获得知识；相反，真实的知识来自我们的感官经验，“习惯是我们唯一的知识来源”。

加上主张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社会学先驱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等，后来也有人称他们为不同于法国启蒙主义的“苏格兰启蒙”。“苏格兰启蒙”既不否定信仰，也不强调理性，洋溢的是保守主义的气质或者斯密所说的“道德情操”。

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1729—1731年期间访问了多个欧洲国家，包括英国。他特别对英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印象深刻，因此在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了“权力制衡”的理论。此外，孟德斯鸠还对英国的商业精神、公共道德、个人自由等方面表示了赞赏。他认为，这些都是英国相对稳定、繁荣和自由的重要原因。

然而，法国“启蒙运动”中，英国的影响不是主流，伏尔泰（Voltair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的理性主义、民粹主义（在抛弃了上帝后，将人民作为上帝，民意作为主权来源）才是主流。对自由的保障、对权力的制衡不是主流，人民的直接民主参与才是主流。

在“启蒙运动”的鼓舞下，法国人开始梦想一个可以通过纯粹的理性重建的乌托邦新世界。这种对于理性主义“建构秩序”的极端信仰，很快导致了一系列的激进的社会变革行动。其中最早、最显著的是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虽然它标榜“自由、平等和博爱（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但后面还加了一句话“ou la mort（or die，或去死）”。这很像清朝专制者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做法，凡是不接受他们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人，就得死。

这当然只能导致“恐怖统治”，血腥、混乱。

崇尚人的理性的启蒙运动引发了英美保守主义开创者及代表人物伯克（Edmund Burke）的第一轮批判。伯克坚称：“一个完全基于理性的社会是一个空想家的梦。”伯克警告：“人们无法从理性中孕育出自由。”伯克在1790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先知性地预言了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和混乱。伯克也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对暴力革命及其背后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的人。

德国和法国是邻居，德国人受法国启蒙运动影响很大。康德（Immanuel Kant）和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是德国启蒙代表。但康德试图在纯粹的经验主义和纯粹的理性主义之间找到一种中庸之道。他的“批判哲学”强调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

德国人在一开始的对启蒙运动的赞赏之后，很快就对法国大革命感到震惊和失望。随着拿破仑的征服和对德国的统治，多数德国人更是开始对法国的“解放”持怀疑态度。

19世纪初的德国浪漫主义（Romanticism）是德国人对法国启蒙运动的一种回应，相比于“理性主义”，更强调自然、情感和个性的价值，却因此走向了德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马克思接受了启蒙运动以理性对抗信仰的思想，进一步走向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认为人类的意识是由其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而不是由独立的、普遍的理性原则决定的。脱离了“普遍理性”“普适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更加激进地蜕变为欧洲上空“共产主义的幽灵”。

出生于法国大革命半个世纪后的德国人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则从其“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角度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过度的理性会导致生命的异化和枯燥，限制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尼采也对启蒙运动的“线性进步观”持怀疑态度。

晚于尼采一代人之后出生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指出：人的行为和决策并不总是由理性驱动，而是受到潜意识冲动和欲望的影响。

尽管有众多不同角度的对理性主义的怀疑，然而，“启蒙运动”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其对于基督信仰和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革命”并未止步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惨重教训，更未止步于伯克等人的保守主义批判。在进入20世纪后，理性主义推动出更加激进的社会与经济“试验”！

其中最主要的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验。两者面貌殊异，但共同点都是否定基督信仰和西方传统，试图通过人的理性与国家暴力，重塑他们认为理想的社会和国家的基本结构。

启蒙运动强调“建构秩序”而不是哈耶克所讲的“自发秩序”，即通过理性设计和建构一个更为完善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纳粹德国因此试图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来创造一个种族纯净、高度有序的社会，共产主义则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来创造一个平等的理想国。这都是极端理性主义“建构秩序”的案例，因此也都是法国启蒙运动与各国不同环境相结合生下的私生子。

随着20世纪纳粹的种族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国的“文革”浩劫，柬埔寨的政府屠杀等人道灾难的相继出现，世界一而再、再而三地目睹了启蒙运动后的没有信仰、拒绝启示、否定传统，只讲理性主义者的人们，是怎样的越来越激进地上演了一场又一场远比“法国大革命”更加严重的暴力和死亡。

“启蒙运动”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和鳄鱼，由此引发更多更进一步的批判和反思。可以说，除了中国迄今缺乏对启蒙运动的深刻、全面反思外（刘军宁先生例外，他在2021年疫情中代表中国思想界特别是政治学界射出了对“启蒙运动”的第一箭），全世界早就对“启蒙运动”作出了各种批判甚至清算。

启蒙运动以理性对抗启示，以科学对抗无知，其中科学被认为是启蒙运动理性的最高代表。

然而，科学哲学家们却基于对科学的认知，批判“理性主义”。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认为，科学并不等于真理，而是通过累积事实和逻辑推理逐渐接近真理。他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认为科学不过是不同范式之间的竞争和发展而已。他的观点挑战了科学总是朝向真理发展的理性主义的观点。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则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波普尔批判了启蒙理性主义中的归纳法。他认为，科学不能通过归纳来证明理论的真实性，“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才是科学理论的标准。这与传统理性主义的科学证明真理的观念正相反。

科学家科特·哥德尔（Kurt Gödel）于1931年提出“不完备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这一定理指出在任何足够复杂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无法在该系统内部证明的命题。这对于“理性主义”坚信通过逻辑和数学，能完全理解和描述现实的想法来说，可谓致命的打击。连逻辑和数学的理性都不完全，理性主义凭何坚立？

1927年，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提出“测不准定理（Uncertainty Principle）”：量子变量（例如位置和动量）是不可能同时准确测量的。这挑战了经典物理学中的确定性观念，也使得人们对于理性可以完全理解自然现象的信仰产生了怀疑。

再有“复杂性理论与混沌理论（Complexity Theory and Chaos Theory）”。这两个领域揭示了即使在初看简单的系统中，也可能出现复杂和不可预测的行为。这进一步挑战了通过简单的理性方法可以完全预测和控制现实的观念。

科学之外，伯克之后，英美保守主义新的领军人物罗素·柯克（Russell Kirk）进一步指出，真正的知识和智慧很大程度上是局部的、具体的，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相关。他明确批评启蒙运动对道德和基督教的轻视，认为这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个人的虚无主义。

在众多的批判声音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交融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理性著称的经济学家们对“理性主义的”批判。

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开始，经济学其实就已经否定了基于理性主义的“建构秩序”，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是基于市场机制的“自发秩序”。亚当·斯密的名言就是，对于市场个体经济人来说，“他通常既没有意图推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推进它”。

然而，20世纪以苏联、东欧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验”还是引发了“左”的思想狂潮，进而引起了经济学界的争论。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Oskar R. Lange）为代表的一批相信“理性主义”和“计算机乌托邦”，主张计划优于市场的人主张：可以制定一个系统，其中中央计划者使用模拟市场的方法来确定价格，并据此进行资源分配，这样的社会主义系统不仅可以复制资本主义的经济计算能力，还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失败。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对此进行了反击。他们指出，在缺乏市场价格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有效地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价格不仅是交换的媒介，更重要的是，它们传达了关于稀缺性和偏好的信息，从而指导生产和消费决策。

兰格的前提是，可以通过理性地设计和实施一个经济体系来达到或超越市场的效率。哈耶克却认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没有任何中央实体可以掌握所有必要的信息来有效地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这种观点反映了一种经验的、对人类理性能力有限的谦逊认识，同时对理性建构秩序将引发的极权主义的警惕。

争论的结果是，1976年哈耶克出版了《致命的自负》一书，英文名“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意为“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错误”。

哈耶克通过此书作出了经济哲学意义上的总结，对影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思想的根源——启蒙运动之理性主义进行了清算。

启蒙运动思想家天真地相信，人类可以凭理性建构一个完美和有序的社会。哈耶克指责这种理性主义的信仰为“理性的自负”，并认为这种自负的后果可能是“致命的”，尤其是在经济和社会组织中，可以说是非常危险。哈耶克对理性主义的主要批判包括：

知识的局限性：哈耶克强调知识在社会中的分散性质。没有任何中央实体——无论其多么智慧或有见识——能够掌握所有关于社会运作的必要知识。因此，试图中央集权地计划和组织经济和社会活动是不切实际的。

社会的复杂性：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其复杂性超出了任何个人或组织的理解。尝试基于纯粹的理性原则来设计或控制这样的系统是不可能的，并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

文化和传统的价值：哈耶克强调了传统和文化习惯在社会中的作用。他认为，许多传统和习惯都是多代人经验的结果，为社会提供了稳定性和秩序。纯粹的理性尝试忽略或改变这些传统可能会导致混乱。

理性的谦逊：对哈耶克来说，真正的理性应该是谦逊的，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和无知。对理性的过度信任可能会导致过度的自信和危险的社会实验。

哈耶克指出：“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的无知，理解我们自己的局限性。”哈耶克的智慧是苏格拉底“知无知”智慧的现代回归。人类最大的理性不是别的，而是认识到人的理性的有限，从而接纳、敬畏信仰和传统，同时也尊重市场秩序和个人自由以及分散决策。

对哈耶克来说，市场和文化的进化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超出了任何中央计划者的完全理解。他进一步指出，任何试图基于纯理性原则来组织社会的尝试，都可能导致非意愿的后果，可能带来“致命的自负”的危险。

哈耶克和论争对手的争论并非纯经济理论的争论。因为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特别是在冷战期间，经过几十年的辩论和实践，东欧的铁幕倒下了，苏联解体了，而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走向了改革开放。因此，哈耶克的观点得到了验证和胜利。如他所说：“只有通过自由市场，我们才能充分利用社会的知识。”

这场辩论当然也不仅仅是经济学上的胜利，市场模式的胜利，更是人类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经验主义对启蒙运动之理性主义的致命一击。所以，我们看到冷战是里根和撒切尔所领导的保守主义的胜利，而保守主义更在近些年在中国迎来尊重和欢迎！

哈耶克之后，又有经济学诺贝尔奖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提出了“不完全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提出了“理性的不理性”。中国经济学家杨小凯则“上穷碧落下黄泉”，从探求中国向何处去，最终领悟到制度背后是信仰，西方宪政文明与市场制度的根基是基督新教等等。

杨小凯不只是经济学家，他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位明双目、开天眼，懂得中国和世界，又明白启示之路的第一位真正彻底打通思想的思想家。

所有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们，无不否定理性主义及其“建构秩序”，否定计划经济，强调市场的自发秩序，强调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以及对分散决策、个人自由的尊重的思想家及其主要理论，也因此，给我们启示了未来中国一条不同于过去百年启蒙之路和道路：启示之路！

中国改革以来的转型，如今再次碰到了大麻烦。但麻烦的根源并非从改革开放开始。其思想与认知之根，需要追溯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

然而，中国的“五四”又是启蒙运动的回响，因此仅仅对中国“五四”作百年反思还不够，还需要对西方启蒙运动近四百年进行反思。

启蒙运动目的是要用人的理性反对基督教的启示，“新文化”“五四”就照葫芦画瓢地搞了一场“非基运动”，只是走得更加激进、更加荒唐，说什么“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就此引领中国坚定地走向法式启蒙之路，最终是苏联革命道路，而与基督信仰与保守主义的英美新教文明分道扬镳！

犹太人有句格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从苏格拉底到希伯来智慧，从伯克到哈耶克，所有的智者都在不断提醒人们，尽管人的理性是一个宝贵的工具，但人的理性却又是不完全的。因此人类无需否定理性，但也不能崇拜理性，相反人类的智慧要超越理性，将理性当宗教的理性主义必然带来灾难性的社会经济后果。

在现代社会，人们必须学会在尊重信仰、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基础上，审慎地使用人的理性。而中国，最需要的是反思欧陆为代表的启蒙之路，借鉴、学习英美为代表的启示之路，重启现代文明变革之道！

###

来源：云上迦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