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基因彩票”带来的不平等？

文/李月白

好的标题是成功的一半。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自媒体时代的大众文本写作，或许也被聪明的学者所洞悉。美国行为遗传学家凯瑟琳·哈登的处女著作《基因彩票》的题目就足够出彩，它既是一个精巧譬喻，又是一个新颖概念，还是一个有效话题。作者意在阐明：人人出生即禀赋不同，那些在社会竞争中取得了更佳战绩的人，或许并非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抽中了基因的彩票。显然，作为一名遗传学家，哈登并未将著作的重点放在人类基因的遗传机制和作用原理等方面，而是大胆跨入了社会学领域，用大量篇幅探讨由基因彩票带来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及其补偿问题。

学习能力也是基因彩票

哈登选取的第一个突破点就是教育。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亦或是任何一个自诩文明的现代国家，教育公平都是人们永恒追求的理念，被视为平等赋予每个人以机会。然而，遗传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却表明，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或许早被写进了基因中。

在《基因彩票》的第一部分，哈登介绍了近年来广泛应用于遗传学研究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方法，根据这一方法可以生成关于某种遗传性状的多基因指数，例如“身高多基因指数”或“教育多基因指数”。研究结果显示，基因对于人类的行为表现确实具有重要作用，拥有较高教育多基因指数的研究对象，其大学毕业率是较低者的四倍。人们生来就具备不同的基因，如果基因的“强力球”落在不同的多基因组合上，那么人与人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身高等外在方面，还可能体现在受教育程度，乃至财富数量等更隐蔽的层面。在美国，能否完成大学学业很大程度关联着一生的财富与社会地位，这也就意味着，拥有较高教育多基因指数的人不仅更可能完成大学学业，也更可能过上富有、体面的生活，更可能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哈登提出的例子和论证有新鲜的一面，但总体并不让人意外。如果我们将“受教育程度的多基因指数”直接替换为“智商”，那么上述研究不过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然而，正如作者在导言里强调的，要“认真对待遗传学”，因为遗传学能告诉我们的东西比乍看起来要复杂得多。遗传效应不仅仅涉及智力，一些我们认为的“非认知”因素，包括“坚毅的品格”“求知欲”“积极性”“成长型思维模式”等也在影响受教育程度的多基因指数中有所体现。影响受教育程度的多基因指数更接近于学习能力这样一种综合指征。

学习能力也是基因彩票。这是哈登对于美国优绩主义发出的质疑与挑战。“优绩主义”一词出自美国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著作《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其主要理念是：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来决定。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获胜。因此，最好的大学应当录取成绩最出色的学生，收入最高的职位应当留给最有能力的人才。

不难看出，优绩主义者的理念与“美国梦”所宣扬的“努力即可成功”一脉相承。他们信奉财富、成就与地位的获得都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是社会对于成绩优异者做出的肯定与奖赏。《基因彩票》用教育作为突破口对优绩主义进行了反思。就像不能左右彩票的中奖数字一样，我们同样无法决定自己能否抽中基因的大奖，既然成功人士所自我标榜的坚强毅力、无畏勇气、探索精神、积极态度无不受到基因彩票的加持，他们凭什么宣称自己成功的道德合理性？

关于怎样看待在社会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的精英们，凯瑟琳·哈登有这样一句话：“不要把幸运误认为有德”。

说公平，何为公平？

作为一名左派女科学家，凯瑟琳·哈登毫不掩饰对于公平的理想主义的追求，她援引了一幅经典漫画：三个身高不同的人，都想站在球场栅栏之外看球赛。“平等”的方案是给每人一只同等高度的凳子，让高者依旧高，低者依旧低；而“公平”的方案则是分别准备三个不同高度的凳子，抹平身高带来的差距，使三人能够在同一高度看到球赛。

漫画中对“平等”和“公平”阐释在美国社会深入人心。其中第一个方案又被称为“机会平等”，第二个方案也被称为“结果平等”。机会平等意味着尽可能保证人们在同一起点竞争，无差别对待每一个人。结果平等则关注于最终的分配结果，要求在社会分配中减少或抹平原始条件的差异。

本书作者哈登所追求的理想公平社会，正是建立在有效社会补偿机制上的“结果平等”，这一观念的形成或许与她为人母的亲身经历有关。哈登的两个孩子在语言能力发育上有较大差距，小女儿语言能力出众，大儿子则需要接受治疗，通过不断练习才能发出正确音节。对此，哈登有这样的思考和认识：女儿在发育早期就能说出复杂的句子，这并不意味着她很优秀。相反，儿子才是值得赞扬的，“因为他在日常对话中对气息支撑和语调的关注，就像歌剧演员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时一样，是经过深思熟虑、百般努力的”。所谓教育公平，并不是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而是给那些可能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孩子提供针对性的强化支持，以便让他们能够在同一高度看到“球赛”。

作者对于教育公平的解释不禁让我想到了前一阵互联网上出现的美国大学对华人学子苛刻的录取要求而引发的争议。在“补偿性公平”的理念导向下，美国大学提高对华人学生的入学要求，降低少数族裔的录取难度似乎拥有无可厚非的社会正义性。然而，受环境、先天等因素影响的智力与体力差别并不像漫画中的身高差异那样肉眼可见。如果美国大学在录取难度上对华人提高标准具有合理性，是否也应当依据同样的原则在田径赛场上对黄种运动员加以优待？

本书作者也承认，人类社会可供借鉴的成功促进公平的行为干预例子太少了。这么多年来可以举出的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还是眼镜的案例。眼镜作为一种外部干预，以很小的代价补偿了遗传带来的功能性视力不足问题，其成功仰仗于视力检查、配镜等一系列有效的科学手段。而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差异和基因盲盒，如何进行具有量化功能的“检查”，谁又能决定“补差”的凳子高度呢？

理想很美好，现实做不到

如何实现理想的社会公平？哈登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让我们的社会更多地利用遗传学，让遗传信息担当补偿差异的标尺。

关于提出方案的理由，作者引用了社会学家苏珊·迈尔的一句话：“如果你想要帮助人们，你必须真正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你不能简单地自信已经掌握了解决方案。”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遗传与环境导致人们的生存竞争不在同一起点上，可是这些差异与身高、视力不同，往往是不能度量的。哈登认为，这是我们应当承认遗传重要性，并接受使用遗传学研究工具的理由。只有更了解遗传差别，社会才能更好制定干预政策，从而改善、帮助那些在出生的抽彩中失败的不幸儿。

很明显，这是一个理想很美好，但是现实层面根本无法操控的方案。近些年来，美国社会的“红蓝之争”愈演愈烈。美国两党非但不想办法弥合思想差异，反而有意用强化分歧的模式来操纵选票，这就导致美国的左派和右派走向都越发极端。《基因彩票》讨论的社会公平公正现象是一个典型的左派话题，同时，也给出了一个典型的左派方案——即便拥有“政治正确”的出发点，依然会带来灾难性的社会恶果。

广泛使用基因数据和遗传学工具的社会非但不会促进公平公正，反而会将人类推向被基因奴役的命运。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与1997年的美国科幻电影《千钧一发》等科幻作品早已描述了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后的黑暗未来。在一个遗传信息公开透明的世界里，个人努力将不再被珍视，基因会垄断一切选拔与晋升的机会。

本书作者哈登并非不了解更广泛使用遗传信息的社会风险性，在论述中，她尽力地谈到了所有优生学的风险，并坚定地申明自己“反优生主义”的立场。但是我们知道，在利益面前，立场无济于事。遗传学只是一个工具，人性才是那个潘多拉的魔盒。

“基因彩票”对抗“卵巢彩票”

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人人生而平等”，可是这一“平等”是在上帝的国度。在人类的社会中，人受环境与基因所制，生而不平等。《基因彩票》着重分析了遗传基因层面的不平等，而事实上，更容易被人们感知到的不平等，是出生、成长环境所导致的不平等。

与“基因彩票”相对，环境所带来的不平等也有一个现成的名字：“卵巢彩票”。“卵巢彩票”的称呼出自大家熟悉的股神沃伦·巴菲特。巴菲特在谈到自己的成功时曾说自己幸运地中了“卵巢彩票”，因为出生在三十年代的美国，而之后的几十年，美国一直国运强盛。他幸运是个白人，出生在条件优越的家庭，得以规避当时社会许多人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其投资才能无往而不利。

“卵巢彩票”指的是拥有良好的家境和生存环境，在出生前就战胜了大部分人，通俗地说就是：投了个好胎。《基因彩票》的作者也承认，环境与基因都是个人无法控制的导致起点不公平的根源属性。《基因彩票》致力于追问并尝试解决基因带来的本质不公平，可是事实上，对于更显而易见的环境所带来的不公平，人类也依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社会矛盾和阶级固化是所有社会的共有难题。

哈登在书中宣称，我们不能只在意环境所导致的不平等，还要看到并努力解决基因带来的不平等。然而，在环境差异都无法解决的前提下试图解决人类基因差异，无异于空中楼阁，不切实际。哈登将“环境”与“基因”看成了两个不相干的，分别影响社会公平性的因素，然而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是辩证统一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可能看到另一个世界。

“基因彩票”真的是上帝毫无意义的抽彩吗？ 既然“卵巢彩票”导致人类社会的起点公平不可能实现，何不将“基因彩票”视作上帝的风险对冲？ 在某种意义上，基因彩票的出现恰恰是解决卵巢彩票所导致的阶层固化现象的良药。每一位中学生都可以背诵：“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英雄不论出身。纵览历史，基因彩票一直是打破阶层壁垒，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因素。从广阔的视角来看，正是基因彩票对抗卵巢彩票，才使得社会得以良性发展，呈现一种相对公平的状态。在解决卵巢彩票带来的差异之前，消灭基因彩票只会带来更大的不公。或许，基因彩票不是上帝的游戏，而是上帝的mer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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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