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星巴克冲外卖小哥怒吼的大妈，代表了一种集体病

文/张丰（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中国中产的问题，在于除了生活方式的骄傲，没有其他更有力、更有意义的价值取向。他们并没有发展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标签”，也没办法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成都一家星巴克里，有进来喝咖啡的大妈，让一位外卖小哥“出去”，认为他不配在这里。外卖小哥说，自己送了很多杯咖啡了，怎么不配？大妈怒吼，称小哥污染了星巴克的空气。此时店员介入，把大妈请出了咖啡馆。

网友普遍认为结尾“很舒适”。网上一片对大妈的攻击和嘲笑，此事也就消失云散了。事实上，这是值得记录的一幕，毫无疑问，它反映出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某种困境。

星巴克和更好的生活

星巴克再次获得普遍赞扬，这可能让一些人感到不爽。因为这个“外企”维持了某种社会的正义。星巴克，更早些时候还包括麦当劳、肯德基，共同创造了“城市生活”的某种标准。比如，对每一个顾客都很尊重；提供高水平的卫生间。

我甚至感觉，成都的星巴克（大妈哄闹也是发生在成都）比纽约更好。纽约星巴克很多没有卫生间，有卫生间的也都锁了起来，你要消费或者向店员询问一个密码才能进入。

这说明星巴克在纽约没啥“引领作用”，而在中国的城市，星巴克仍然有价值观方面的追求。它不仅是卖饮料，也提倡某种生活品味。

我还记得2008年我第一次进入星巴克的情景。那是在成都的盐市口，对菜单上的东西我一无所知，随便点了一杯卡布奇诺。那是办公室雀巢速溶外，我喝的第一杯咖啡。我感觉自己和星巴克格格不入，非常紧张，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带着电脑。

几年后网上流传一篇文章，表达了我这种“小镇做题家”的自卑和愤怒。那篇文章的标题我已忘记，但是主题清晰，“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以一个上海大学毕业生的口吻讲述自己在城市的奋斗史。那是“爽文”，主人公非常成功，他在大城市有自己的宏伟目标，对那些经常去咖啡馆的同学有一种敌意。

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不讨厌咖啡了。尤其在我刚开始给媒体写专栏的时候，非常喜欢去星巴克，因为那里有适合我身高的、很舒适的桌椅，也比较容易连接电源。

2023年冬天，成都这位大妈的表现，其实是从另外一侧表达了“大学生”的困惑：那个分界线确实存在，喝咖啡确实是“有意义的”，甚至是某种身份的象征——只不过她的表现比较病态罢了。

还有一个事实大家忽略了，小哥只是说自己送了很多杯咖啡，并没有说自己喝了。一杯星巴克咖啡30元左右，每个人都喝得起，但是外卖小哥要辛苦挣钱，未必会舍得消费。

像那位大妈这样思考问题的大有人在：每个“阶层”的人，应该做符合自己阶层水准的事——在中国，这尤其体现在消费领域。

过去20年，中国大城市营造出一种被称为“士绅化”的新生活：强调审美和趣味，包括进影院看电影、国外旅行以及咖啡馆为代表的有审美意味的新空间。这种生活方式，不但和中国传统乡村不同，也和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城市不同。

这就是“中产生活”。“中产”现在是一个暧昧的、有时候让人发笑的词。它已经不太正面，完全不像2005年前后刚在大众媒体上流行时那么正面。很多人对“中产”的定义，都让人吃惊。比如“有千万资产、千万存款、无负债”，这样的标准，即便是在纽约曼哈顿，这都属于精英了。

我始终主张按照字面理解，“中产”就是一个中间阶层。过去20年，中国的城市化毫无疑问催生了一个“新中产阶层”，如果不考虑一线、二线城市的区别，也不考虑房价、收入和存款的区别，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一种“生活方式”的区隔：中产人群，正在用消费来定义自己的身份。

喝星巴克，或者瑞幸，都是咖啡，甚至都是连锁店，但是不同的人群；喝雪花、青岛这样的工业啤酒，或者坚持只喝“精酿啤酒”的，也是不同人群；使用苹果手机或者华为手机，则是更有区分意义，这其中消费甚至有了价值观意味。

在生活方式和消费中寻求某种身份认同，这不是什么问题，或许也是大部分国家发展过程中都有的。

但是，中国中产的问题，在于除了生活方式的骄傲，没有其他更有力、更有意义的价值取向。他们并没有发展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标签”，也没办法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相反，中产的思想底色，是一种“逃避”。身边有即使按照发达国家标准，也属于“中产偏上”阶层的朋友，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属于“中产”。原因其实非常清晰：人们知道现实中财产保护往往是脆弱的；在中国有钱现在可能意味着某种危险，不如“闷声发大财”；既然现实中的物质享受很容易被剥夺，那就抓紧时间享受。

这更进一步导致中产阶层自我认同的肤浅化和表面化。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成为很多都市人的追求，人们也满足于那个“有品位的自己”的人设。但是，这种“捍卫”通常并不是向上寻求，或者抵抗权力的干涉，而更多针对更弱者，防止底层的“入侵”。

中产对外界和未来可能到来的危险往往恐惧而无能为力，就更加沉迷于“独特生活方式”，希望能和一些志趣相同的人交流，比如，哪一种咖啡更好？哪一个年份的威士忌和红酒更有价值？这甚至可以导致某种消费品的神圣化。在这个意义上，对茅台的崇拜是一种典型，但是并非唯一。

疫情开始后，这种自我认同方式盛极而衰。经常被禁锢的身体和黯淡的经济前景（房屋价格衰退），对中产生活方式造成巨大冲击。他们不再是狂热的“消费主义者”，因为发现过去的购买正在“失去意义”。躺平和一种变味的“极简主义”生活开始站了上风，中产疯狂迷恋储蓄和离岸账户，并且普遍变得沉默寡言。

那位大妈就是“发作”在一个阶层日渐失语之时。她的表现，是一种怨怼和失态，也是对一个群体“失态”的表达。现实世界，几乎没有人站在她这一边，这更说明过去那种建立在生活方式基础上的认同，是多么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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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都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