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指标”的意义
文/孙宝强
束手无策的胡佛
1929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爆发时，胡佛总统及其内阁却束手无策。这是为什么呢？胡佛向来是精准数据和理性分析的化身，但是当人民要求政府通过编制精确数据正视失业问题时，胡佛却面临无法逾越的思想障碍和匮乏的决策数据两大难题。
一个难题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教条，胡佛是这个教条的坚定信奉者。根据这个教条，经济危机会自我愈合，无需政府干预，政府不需要为四肢健全的人提供社会保障，当时也没有社会安全网。另一个难题是没有今日常见的经济数据，对国民收入、GNP或者GDP、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指标的统计还没有产生，失业的概念还没有被准确界定。胡佛政府拿不出可用的统计资料，无法判断当时的经济怎么样，可谓一无所知、一筹莫展，自然也无法检验已出台的减税政策是否有效。政府迫切需要知道经济的“体质”究竟如何，也就是需要一个经济“体检报告”，然而这份报告恰恰无法“出生”。尽管当时失业的工人和破产的农民用硬纸板和废弃铁皮搭成的房子被称为胡佛村，但是胡佛政府并不知道有多少人失业了，多少人需要救济。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只好按照以往的做法，让人们稍安勿躁、耐心等待。
当然，胡佛并不是无所作为，他在1930年初安排美国劳工统计局每周开展就业情况的实验性调查，一周后的结果显示情况有所改善，胡佛便宣称：“就业情况已经重回正轨了。”这显然与公众感知相反，不仅没有产生积极效果，反而增加了社会对他的失望和不信任，胡佛成为最不受欢迎的总统之一。胡佛推出了减税政策，但是效果如同杯水车薪。他还提议美国商会带头提供调查和数据，尽管最终未能成功，但催生了采购经理人指数这个如今十分重要的指标。
由于人类天生更关注现实而不是历史，倾向于把眼前的世界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很难理解过去，好在扎卡里·卡拉贝尔的《经济指标简史》（也译为《当经济指标统治我们》）讲述了GDP、通货膨胀、失业率等经济指标的演变历史和诸多背景，让我们多了一层理解。
“经济指标”因何而生
20世纪初期，经济学受到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影响，推动了度量的风气，刚好政府又希望量化政策的效果，两者一拍即合，计算国民收入等指标的研究拉开了序幕。国民收入、GNP、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指标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应对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
为什么国民收入、GNP会产生在英美，而不是其他地方呢？有三个原因值得重视：
第一个是刻画经济面貌的需求。经济，尽管天天谈，但很难定义，有人认为是生产关系，有人认为是生产活动，还有人认为是资源配置，可谓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那么，如何刻画经济呢？常见的是通过经济指标刻画经济，如同用血压、血脂衡量身体状况一样。如今经济指标已经与我们的生活密切交织，塑造我们对世界的观感，使得我们已忘记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中，并不存在经济指标，因为这个做法不足一个世纪。需求是发明的母鸡。恩格斯曾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国民收入不是横空出世的，正是因为英美两国有量化经济成果的现实需求，需要测算能够拿出多少资源投入战争，而且不影响基本生活，需要具体测算经济政策有什么成效。
经济指标的产生得益于欧美精英人群的努力。总有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创立经济指标的人就属于这一部分。美国劳工统计局局长史都华长期为劳工权利奔波，需要精确定义失业，为研究失业率做出了积极贡献。美国参议员小拉福莱特从1920年开始就主张建立国民会计账并计算国民所得，但一直没有引起重视。1932年，小拉福莱特向美国参议院提出决议案要求测算国民收入，并获得通过，直接推动了政府核算国民收入。库兹涅茨、凯恩斯、斯通、米德等大师级经济学家作出了重大贡献。私营机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这个机构吸引了库兹涅茨等杰出人才。库兹涅茨等人研究国民核算账户的工作是美国赢得二战的基础。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说，库兹涅茨和他才华横溢的同事们对美国战争的贡献相当于几个步兵师。GNP账户的发展不亚于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尽管后者得到了更多的荣耀。该账户使国家找到的闲置产能远远超过通常认为可以达到的水平。
第二个是征服未知世界的动力。创建经济指标的动力源自人们征服未知的热情，追求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愿望。主要指标是改革运动的产物，是为管理经济而量化的科学动机的后代。以国民所得为例，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俄国都出现了一群愿意前仆后继研究国民所得的学者，部分是出于好奇心，部分是希望光耀国家，更有部分是追求集体财富和快乐。计算国民所得的动机一直都与追求快乐密不可分。渴望驾驭不受控制的事物的想法，希望化解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力量的意念，恰恰促进了1930年代研究官方数据的工作，当时的人们想驯服经济周期这头猛兽，希望能够精准掌握原本神秘事物的本来面目，甚至消除它们带来的破坏。还有的人从经济是机器的观点出发，认为测量越是准确，就越能控制经济，避免疯狂扩张和急剧紧缩带来的危害。著名经济学家费雪曾提出“人类的使命就是测量世界。”欧文·费雪的“理想指数”和米契尔的“景气循环”都是想了解这个杂乱无章的世界的一种积极的努力。
第三个是经济思想的转变。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教条，资本主义不会出现严重经济危机。即使在1929年出现经济大萧条之后，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包括赫赫有名的费雪都认为经济危机不会持续下去。费雪为此损失了大量财富，几乎倾家荡产。此时，天才凯恩斯出现了，他提出了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思想。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均衡是一种偶然状态，而不是常见状态。因此，存在着需求缺口，这个需求缺口，只能通过政府的公共工程来弥补。看起来这种思想与GNP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最早由库兹涅茨完成的国民收入核算中，没有包含政府公共支出的成果，1934年美国经济学家瓦波顿提出了GNP的概念。由于战时政府支出膨胀，后来的GNP核算中包含了政府支出，这也是英美两国经济学家通力合作的结果。
“经济指标”是如何流行起来开的
今日，经济指标俨然统治世界，数据如同图腾一般受到崇拜。与胡佛政府缺乏指标和数据的时代相反，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经济数据所定义的世界，各种各样的指标和数据占据着媒体显著位置，让人目不暇接，我们对自身和社会状况的评估皆基于这些数据。不论是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物价上涨的幅度、收入水平还是就业状况，世上一切皆由数字统治，我们自然而然地把经济统计数字视为成败的绝对标志。
那么，GNP、GDP等经济指标是如何流行起来开的？也许有以下五个原因：
第一个是美国马歇尔计划的“隐形推动”。随着美国国力强盛，它的经济思维顺理成章地出口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强国。欧洲各国面临困境，需要美国伸出援手。美国也愿意伸出援手，但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受援助国的经济要实现一定速度的增长。美方认为评价经济增长情况的最好办法是核算GNP，GNP就这样成了国家繁荣的代名词。美国在巴黎设立了欧洲经合组织，负责监管援助欧洲资金花费情况，并确保这笔资金能够帮助欧洲走向繁荣。欧洲经合组织要求英国经济学家斯通在剑桥设立办公室，代表经合组织计算有关数字。后来，斯通带领团队培训了上百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希望将来各国都能独自完成这项工作。在美国援助欧洲的过程中，为了实现GNP的增长，各国在政府支出上下了大功夫，所以才会出现政府公共工程猛增的现象。如此一来，看起来没有附加条件的马歇尔计划非常隐蔽地传播了美国的经济统计方法。
第二个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显性要求”。相对于美国的“隐形推动”，国际组织的推动则是“显性要求”。1928年成立的国际联盟并没有包括美国，后来国际联盟演变为联合国，美国当然成为重要成员。战后联合国将经济发展和经济权利作为重要议题，成立初期的要务之一，就是正式确立标准统一的国民会计制度，并应用于世界各国，也就是要求各国按照这一制度开展核算。1945年10月，联合国举行了首次会议。同年12月，“国民所得统计”委员会已召开会议，足见行动之迅速。经过几年努力，联合国将斯通等人完善的SNA1953作为通用标准向各国推荐，要求以此为框架核算经济成果。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旦某国违反核算原则，就会受到世界银行等组织的压力。后来，GDP数据成为联合国讨论会费、国际义务的重要依据。尽管物表平衡体系（MPS）也是联合国推荐的核算标准，但由于其内在逻辑矛盾和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等原因，这一体系已经不再使用。到2021年末，联合国193个成员国都使用了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中116个使 用 SNA2008， 还 有 5个 使 用SNA1968，其余的72个使用SNA1993。
第三个是美苏争霸的间接影响。二战后的美苏争霸长达近半个世纪，美国和苏联都使用经济数据展示各自制度的优越性，美国想以数字证明其生产制度更胜一筹，数据关系到国家荣辱甚至国际形象，变得十分关键。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调查苏联经济增长数据，在苏联宣布宏伟蓝图时，美方就拿出数据证明苏联计划的不可能性。如此GNP经常成为议论的焦点，自然会受到关注。
第四个是世人观念的变化。二战结束前，人们发明经济指标并测量经济是应对经济大萧条和战争，其后则主要是测量财富、依据指标制定实施政策增加财富。二战后，世界对于国家强弱的定义发生了变化，数千年来人们侧重于从军事力量、人民生活是否温饱来判定国家强弱。但是，经过两次大战的无情摧残，人们的观念变了，转为从国内物质生产能力方面去考察国家强弱、社会和个人生活，更愿意使用经济指标来判断情况如何。二战后，不再是各国在战场上的你死我活斗争，转变为数字上的较量比拼，数字能够凸显资本主义的优势，令国家富强，让人民生活幸福快乐。同时，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如路思义创办的《时代》《财星》和《商业周刊》起到了传播经济指标的作用。
第五是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两次世界大战不仅因为各种新式武器震撼了人心，也因为经济的严重衰退震撼了人心，过去人们对于经济周期不甚了解，一旦来临如同暴风骤雨，人们措手不及，只能任其摆布，人们普遍渴望能够安定下来，很多人相信国民账户体系等新的统计指标是重要工具，可以确保世界从此不再陷入因为恐惧、匮乏和无知所带来的彻底黑暗。所以，各国希望能够消除那些阻碍人类发挥潜能的破坏力量。同时，人们看到了美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加上凯恩斯经济学迅速传播，人们认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经济稳定。寻求经济稳定发展和消除经济骤然变动的期待，让各国欣然采纳国民账户体系。国民账户体系是一幅国民经济活动图，能够系统测量国民经济，决策者可据此施政，改善经济状况。与MPS（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相比，SNA适合于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在这种体制下，生产活动受利润驱动，利润来自商品生产和交易，适合用国民账户来记录，并测算经济增长情况。经过多年尝试，市场经济体制在大多数国家得以普及，使用国民账户核算经济变得理所当然。
为何经济数据广受质疑
我们经常会听到人们对统计数据没有感觉或者感觉数据和自身感觉相差甚远等评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曾有人做了解读，诸如视角差异：个人是从个体角度观察，而指标是从宏观角度观察等等。拙见以为，以下五个原因值得考虑：
第一，经济指标的初衷是为宏观经济决策服务，不是为个人服务。主要经济指标最初是为测量“经济”这个抽象存在，为政府管理经济的需要创造的“路标”，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宏观统计资料，目的是要清楚地反映经济的全貌，也就是要见“森林”。这些经济指标不是让每个人都测量经济，不是为帮助个人实现美好生活，也就是不见“树木”。库兹涅茨承认国民账户体系重视总体而忽略个体。比如3%的调查失业率对于政府研究制定或调整政策有参考意义，但对个人并无实质影响，失业率再低也有人失业，个人根本不存在3%的失业率问题。又如，因为核算方法变化，GDP增加了，但不会让每个人的口袋里涨钱，有人调侃说：“美国GDP：看起来更富有，但不要上当。”
第二，理解上出现偏差。一些人误以为宏观数据就是微观实际。经济指标把我们视为一个总体，加以衡量；但我们却视数字为个体行为的量度，并据此采取行动。实际上，经济指标不能衡量个体，其目的也不在于此。指标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体的工具，而不是个人经济生活的计算方式。一些人望文生义地理解指标和数据，认为宏观经济数据就是衡量全国每个地方的情况，因而出现套用指标和数据的现象。比如，有人认为7月的全国调查失业率达到5%，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所有人都面临找工作的难题。其实不然，失业率衡量的是总体情况，但不能量度每个行业、职位的需求，也没有考虑求职者的学历、年龄、性别、经验、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因素。
有些人不了解指标的局限。当年发明这些指标只是为了衡量20世纪中期民族国家的工业生产情况的有限目标，但后来人们扩大了指标的应用范围。有经济指标作为参考能够帮助人们判断时机，远远好于没有经济指标。但是经济指标仅能反映局部经济现实，只能提供某个角度的描述，提供某种方向，但绝对不等同于现实世界。但是，有些人将经济指标视为现实的绝对反映，经济指标被一部分人视为图腾，有人把经济指标当作反映日常生活的镜子。经济指标在其计算过程中，不论是纳入的内容还是未被纳入的内容，都会严重地影响结论。运用任何经济指标，都必须要清楚地理解其定义和局限性。比如，对于GDP我们需要知道它不包括家务劳动，不考虑财富分配。
还有些人持有机器论思维。有人相信一件事物只要能够量度，就可以加以控制和改变。历史上不少学者将将经济视为一台遵循客观规律的机器，是个封闭系统，现在仍然存在此种观点，认为经济就是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只要有了数据就可以掌握经济、驾驭经济。如果经济运行不稳定或者失衡，就是经济指标有问题，或者数据收集处理过程有问题。经济数据已经成为政府拨出巨款、企业大量投资的依据，美国2009年推出的振兴法案就是参考了数据输入再输出的结果。
第三，指标自身存在局限。经济指标是人们在定性认识的基础上，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经济问题的定量认识，由于经济的复杂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这种认识难以达到完美状态。这一点与药物相似，每一种药物往往是针对一种疾病而研发的，无法包治百病。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GDP、GNP、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的历史还不足百年。这些指标出现在20世纪中期，适合当时民族国家工业化的阶段，也就是国内国外的经济界限分明、工业为主的社会时期，眼下经济已经全球化，服务业取代工业占据了主要地位，当时的指标不适应今天的需求在情理之中。如同过去针对感冒的药方，无法治愈今天的新冠肺炎。
第四，单一指标无法展现复杂系统。现实经济十分复杂，想运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捕捉国家和全球经济体系的多面性、多变性，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每当涉及复杂的制度和量值大的数字，人总是会犯错误，将复杂的事物简化为一个数字，犯错的概率更大。库兹涅茨早已看出，人们盲目崇拜简洁工整的数字，又凭借数字解决经济社会问题，是大有问题的。他说：“人类本有一种可贵的能力，能将复杂状况简而化之，取其梗概。这一能力若没有严格准则来约束，将会非常危险。”
第五，收集数据是千古难题。人们往往会认为数据是唾手可得的，真实性不容怀疑。其实，收集准确、及时的数据是一个千古难题，至今未能完全破解。不论是汉光武帝刘秀派人普查土地和人口（史称“度田事件”），还是英国威廉王那本记录大英帝国经济生活统计结果的《土地清册》（因为这次清查十分严格，不容许以任何手段掩饰事实，如同末日审判一般，所以又被称为《末日审判书》），或是今天的各种大型统计调查，都有一个未解难题：尽管奇谋百出，但只能得到一个暂时的、充满未知数和有瑕疵的梗概数据，当然今天统计数据的准确度比较高。比如刘秀普查土地和人口时遭遇了豪强抵制和瞒报，《资治通鉴》称“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威廉王时严格审查了“诸侯”的土地、牲口等财产，但却忽视了清查教会的财产，低估了国家财力、物力和潜在生产总值。
“经济指标”还有用吗
经济指标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经济指标必须与时俱进，而且因地制宜，才能发挥指引决策的作用。如果墨守成规，或迷信数字而不明就里，可能造成决策失误。
GNP、失业率等经济指标的发明，旨在衡量20世纪中期民族国家的工业生产。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有统计数据还是比没有强得多了。即使是再不准确的资讯，跟完全没有资料相比，毫无疑问地还是向前迈进一大步。正如早期的导航系统，虽然不及现代的全球定位系统完美，却总比用原始的方法，光以眼睛辨认太阳月亮星星来定位可靠得多。社会一直像无头苍蝇一样，毫无目标地乱动，现在即使只是依赖简单的加法和计算，总算是对国力有个粗略的估算，而空前地尝试将指标形式化，亦让政府和市场能够评估国家的优势和短处，有助于制订未来的计划。
然而，21世纪已大不相同。工业的民族国家已经让位给服务业为主的富裕国家，以及新兴市场的工业生产经济体。20世纪的统计数据并非设计来捕捉这些景况。无论统计人员如何努力，这些数据无法跟上如今的世界变化。
如今，人们前所未有地依赖经济指标，它们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生活中，GDP更是万数之王，是经济指标的圣经。GDP已经深入到经济决策程序，能够决定天文数字般资金流向，能够判断经济走势，辅助经济决策。然而，沿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指标，还能反映21世纪的现实码？
比如，失业率已经不具有当时的意义了。在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人们以种植养殖为生，终生都要劳动，还没有退休、失业的概念，失业是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后才出现的现象。经济大萧条时期，失业意味着没有收入，几乎等同于挨饿受冻。如今，则大不相同，失业不再意味着收入为零。而且，界定失业的难度大大增加，更难的是，按照标准在就业的人，甚至身兼数职也无法满足家庭开支者大有人在，如此统计并公布失业率的意义已经大打折扣，需要进一步细化才有意义。
再如，不少人质疑GDP，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指标。GDP似乎已经“廉颇老矣”，主要是当今的经济系统与当时有着重大差别。首先，当时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布局比较少，而现在资本的跨国流动成为常态。其次，生产的分工链条延伸到了全球，这在当时并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和生产链条全球布局是同一个过程，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知道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入世界市场，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出现了短缺，而发展中国家不仅劳动力丰富，而且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或者说人们所能够接受的能力比较强。一些产业链条逐渐从欧洲、美国、日本延伸到亚非拉，一个典型是苹果手机零部件来自于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核算一个产品的增加值相当困难。生产活动的全球布局和统计的区域界限存在矛盾，在统计通货膨胀的时候，是以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作为单位。但实际上原材料的价格并不是在一个国家决定，而是由全球供应链决定。现在的一个零售服装公司，不论是决定原材料购入数量和价格，还是决定成品定价时，都必须以全球价格为基准。而且由于代工的出现，很多国家只生产，但没有定价权。
对于GDP这个指标，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它所存在的不足。这种不足是内生的、必然的，而不是外生的、偶然的，也就是它先天不足。按照当时政府要掌握经济运行全貌的要求，它较好地实现了当时的目标。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衡量市场产出和部分非市场产出的指标承担一切，这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正确态度。我们必须明白，没有任何一套方法或指标能同时满足各国政府、跨国机构、大小企业以及个人的需求。
GDP在现阶段能够被取代吗？还不能。尽管它是一个“老地图”，也没有办法适应今天的“新导航”的需要，但是这个地图还是有用的。如今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中的人口比重只有16%，即使在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这一指标仅可达到35%。当然，这只是在总体上，在发达国家内部，还存在着大量的结构性差异，就是贫富分化。因此发展是硬道理，GDP是硬指标，大量的国家还需要发展，所以这个指标还有用。
中国最小的邻国不丹，人口不到80万，测算独具一格的“国民幸福指数”。早在1968年3月，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在堪萨斯大学演讲中强调指出了GNP的片面性，尽管此人的理解也是片面的，但其饱含激情的说法引人深思。2009年，法国总统萨科齐专门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反思GDP的不足。巴基斯坦经济学家哈克和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已经采纳并于1990年开始持续发布，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价格指数计算方面，谷歌首席经济学家范里安带领团队推出了Google物价指数，麻省理工学院的莱格伯恩和卡瓦罗利用互联网推出了“十亿物价计划”来测算通货膨胀率，还有的机构利用互联网推出iGDP，能够快速计算GDP数据。
通过追踪这些演化，我们看到在今日使用这些指标来领航，就像用1950年代的地图找路。你可能会到达目标，但更可能是你会失于迷途。以陈旧经济指标为依据制定的经济政策往往不能提供承诺或预期的结果，对此也不必惊讶。
未来怎么办
GDP等经济指标早已落伍，放眼未来的未知世界，我们车上的GPS导航系统，需要不断更新地图资讯；因为古地图无法导航，也不能告诉我们下一步何去何从。如此，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使用现行指标，运用更好的统计方法；二是彻底以新的理念取代旧有指标。前者如正在修订中的SNA2025，后者如联合国的HDI、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卡拉贝尔给出的途径是创建专属指标，因为现在互联网十分发达，每个企业和个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获取自己的指标，这种指标不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改变经济指标难在哪里呢？尽管经济发展形态出现了巨大变化，比如跨境金融活跃、进口和出口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价格由全球供应链决定，但是人们计算GDP、通货膨胀率的思维和方法却一成未变。原因是复杂的、现实的。我们知道问题的解决和问题的产生一样，都是一个历史过程。一种统计方法，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统计对象释放出来以前是不会消失的，而新的更好的统计方法，在孕育它的胚胎里成熟之前，也是绝不会出现的。
改革统计方法不仅有研究成本，还有实施成本，更难的是各个国家都能认可。发现问题是重要的一步，解决问题是关键的一步，但是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还有一大段距离。仅以iPhone生产为例，如果想准确统计其价格构成，那么就需要追踪每一个零部件的附加值，但是每一个零部件的组成部分还可能来自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还需进一步溯源，弄清楚每一个零件是何时何地由何人制造，每一零件价值多少，可想有多个环节需要计算。何况企业不想让同行知晓它的供货商，想去开展这项调查都很难。
保持经济指标、统计方法的稳定性，主要是为了能够与历史数据进行对比，否则将会带来数据不可比，影响人们判断趋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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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