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上海人与北京人的两种世故

文/易中天

世故,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生活在现实中的中国人,是不能一点世故也没有的。不过同为世故,也不尽相同。

大体上说,北京人的世故是悟出来的,上海人的世故则是算出来的。

在北京,没有人教你世故,全看你有没有悟性,会不会悟。会悟的人,浑身都是机关都是消息。眼皮子微微一抬,眼角不动声色地那么一扫,周围人的尊卑贵贱、远近亲疏、善恶好坏,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然后,该热乎的热乎,该冷淡的冷淡,该应付的应付,总不会吃了亏去。

这正是一个礼教社会的世故,也是一个官僚社会的世故。官场上那些老谋深算或老奸巨猾的不倒翁们,都有这种察言观色的本事。即便是再愚钝的人,如果久历官场,也多半会磨练出来。

易中天:上海人与北京人的两种世故

北京人虽然并非都是官,但官场既为“场”,就有“场效应”。北京既然是一个大官场,则场效应也就小不了,北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官气弥漫的世俗社会里,耳濡目染是免不了的。只要在皇城根下转个圈,听听那些街谈巷议飞短流长,那世故也就几乎用不着学。

在这样一种氛围里启蒙开悟的北京人,首先学会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一个人,在官场里混得好不好,靠的是什么?是人缘。只有上司赏识、同僚捧场,才混得下去,并获得升迁和提拔。

其实,不但官场,其他地方也一样。所以,学会世故,首先要学会“处人”,而处人之道,又无非面子人情。北京人最懂这一套。比方说,溜弯儿时见了熟人,都要请安问好。“老没见您哪!多谢您哪!回见您哪!多穿件衣服别着了凉您哪!”

这就叫礼数,也叫和气,因此不会有人嫌啰嗦。这种礼数也是胡同四合院里训练熏陶出来的。老北京人都讲究“处街坊”。街坊里道的,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婚丧嫁娶,都要随个“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自家有个什么新鲜好吃的,也愿意街坊邻里尝一口,“是个心意,也是个礼数”。

虽然有时不免有些程式化,但仍透出浓浓的人情味来。这礼数是人情,也是世故。人情世故,在老北京人这里原本是俱为一体的。

“您来点什么?”

“您猜怎么着?”

“您在这儿听是不?”

“您又棒锤了不是?”

都说北京人说话委婉,其实这委婉正是北京人的人情世故所使然。因为只有这么说,才显得对对方尊重,而且尊重里还透着关切,透着亲热。这就是人情。

同样,也只有这么说,听的人才不觉得突兀,也才听得进去。即便说的是不同意见,也不会恼怒,说的人也就不会得罪了对方。这就是世故。

毕竟,“拳头不打笑脸”,“礼多人不怪”,多点儿礼数,没什么不好没什么错。

所以,老北京人是不作兴像上海人那样直呼其名,也不作兴像上海人那样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的。只有对怀里抱着的小娃娃,才可以这么问。即便问这样的小娃娃,语气也不会是直统统的,而多半会笑眯眯地问:“小朋友,告诉爷爷,几岁啦?”如果是问上中学的孩子,就得问“十几啦”?问中年人,得问“贵庚”;问老年人,得问“高寿”。

这里面讲究大。这讲究,也是世故。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尊老的社会,最怕的,是把人家说“小”了,同西方人生怕被说老了正好相反。“几岁”,是“十岁以下”的意思。这么问,岂非把人家当成了“毛头小辈”?长辈对晚辈尚且不可有此一问,如果晚辈这样问长辈,那就真是没大没小。

没大没小,也就是不懂礼数,而不懂礼数,也就是不会做人。正宗的北京人,是不能不懂礼数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归礼数管着,包括说话,也包括别的什么。

所以,即便发生冲突,也不能骂人,只能“损”。比方说,骑车撞了人,在外地,就会骂起来:“瞎眼啦!”或者说:“不会骑车就别骑!”北京人就不会这么说,而会说:“哟,别在这儿练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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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北京人说话“损”,或说话“艺术”,却不知这艺术是礼数造就的。因为礼数规定了不能骂人,可不骂心里又憋得慌,于是“骂”便变成了“损”。或者说,变成了骂人的艺术。

的确,礼数这玩意,是多少有些艺术性的。比方说,懂礼数的人,都有“眼色”。所谓一有眼色”,也就是懂得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什么话可讲什么话不可讲,以及什么事该什么时候做,什么话该什么时候讲等等。掌握其中的分寸,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一门艺术。

北京话的特点,就是分寸感特强。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忆》中就曾谈到这一点。比方说,“三十来岁”和“三十几岁”就不是一码事,和“三十好几”就更不一样。它们分别是二十七八、三十出头和三十五六的意思。

同样,劳驾、费心、借光、破费,虽然都是“文明用语”,都用于向人道谢或道乏,用处和用法也都不一样。这种细微的区别,就是分寸感。

实际上,人情世故,都要适度,才合于礼。过度的客气显得生分,过度的关切则难免谄媚,而恰如其分则是一门生活的艺术。这就要费心思、勤琢磨,还要有教养。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然后可着尺寸做人过日子。

显然,北京人的这种生活艺术,是有他们的人生哲学来打底子的。这种活法讲究的是心眼儿活泛,心里面透亮。活泛就不死心眼儿,透亮就不缺心眼儿。

当然,也不认死理。老北京人相信,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一个人吃得完的饭,也没有过不去的桥。无论好事坏事,还能一个人包了圆啦?所以,露了脸,用不着扬铃打鼓;背了时,也不必蔫里巴叽。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老黄河还兴改道儿呢,人世间的事,哪有个准数?风水轮流转,没准明几个转到哪,瞎折腾什么消停些吧!就是瞪着两眼数星星,也比折腾那没谱的事儿强。

别折腾,也别较真。较真,就是死心眼儿。天底下,哪有“真事儿”?不过“汤儿事”罢。所以,不管干什么,也就是个“对付劲儿”。北京人有句口头禅,叫“混”;还有个常用的词,叫“不赖”。

在他们看来,人生在世,也就是个“混”字。比方说,混日子、混事儿、混口饭吃等等。所有的人都是混,所有的事也都是混。

要说有区别,也就是“一个人混”还是“哥几个一起混”,混得好还是混不好。混得好的,能混个一官半职;混得差点,也能混个肚儿圆。但不论好歹,能混下去,就不赖。难怪北京人吃喝不讲究,活得那么马虎了,对付嘛!

显然,这种世故,是古都的智慧,也是农民的智慧。农业生产周期长,要能等;京城官场变故多,要能忍;而面对风云变幻、世事沧桑,要能对付。京都之中,帝辇之下,人们看得最多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看得最透的是仕途险恶、天威难测、官运无常。

今儿个,新科状元金榜题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明儿个,菜市口人头落地,大观园底儿朝天,“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世故起来。

北京人的世故是他们久历沧桑的结果。这种久历沧桑使他们“身居台风眼处而能保有几分超然”,使他们在静观中养成了“多看两步棋”的世故和通达,也使他们学会了忍耐。

体制毕竟太强大,这种体制下的小民也毕竟太微不足道。强大的皇权要消灭他们,比碾死只蚂蚁还便当。他们不能不学会忍耐。忍耐,正是老北京式的世故的要害和精义。“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有这份世故和耐力,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也没有活不了的人。

正是这忍耐造就了平和,而平和的背后是信命和认命。老北京人的信条是:“命里只有八尺,就别攀着一丈。人,还能大过天去——既然“命里有的躲不掉,命里没的求不来”,那么,就没有必要去争、去抢,也没有必要因为别人怎么怎么了而自己没能怎么怎么,就浑身不自在,一肚子的别扭。这就是自个儿和自个儿过不去。

要知道,“一个人能吃几碗干饭自己清楚,别人也清楚”,而“和年头儿叫劲,简直是和自己找别扭”。再说,就算怎么怎么了,又怎么样也不怎么样。“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当老板,来钱多,事儿还多哪!还是混吧。

显然,正如赵园所说,正派北京人的世故里,有着“阅事太多见事太明的悲愤沉痛。看透了,又无可奈何”。于是,无可奈何到了极点,反倒变成了平和。

易中天:上海人与北京人的两种世故

平和也造就了幽默。

诙谐幽默,几乎是北京人的标志性品格。谁都知道,北京人说话特“逗”。普普通通的事情普普通通的话,到了他们嘴里,就可笑、可乐。比如脸上有雀斑叫“洒了把茶叶末”,就又形象又生动,怎么想怎么可乐。难怪有人说听北京人说话就像听相声要论说话俏皮,北京人可真是没得比的。

北京人为什么特别会说话?这就说来话长。我想,除了北京是个古都,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宫廷语言和市井语言雅俗兼备外,长期保持着和周边农村以及少数民族的联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农村语言、民间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往往比官方语言和文人语言更生动鲜活,而这也正是北京话的特点。比如,说“窝心”就比说“难受”好;说“蒙席盖井”,就比说“隐瞒”生动得多;说一个人不爱回家是“没脚后跟”,就不但生动,而且俏皮……

如果说生动鲜活是向农民和少数民族学习的结果,那么,诙谐幽默则源自北京人的世故与平和。幽默是要以平和为前提的,浮躁的人就幽默不起来。因为幽默是不紧不慢的。它需要铺垫、打底子,“包袱”才抖得开。

会说笑话的人都知道,说笑话时,不能紧张,必须他急你不急,他笑你不笑。如果别人还没笑,你自己先笑起来,那就叫犯傻。如果心急火燎,打机关枪式地把话一口气说出来,别人听不清楚,反应不过来,又怎么会笑?

更重要的是,幽默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平和。只有心平气和,坦然面对人生,才会产生幽默,也才幽默得起来。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人会幽默,无法想象一个事事斤斤计较的人会幽默,也无法想象一个时时处于提防状态的人会幽默。

说到底,幽默也是一种“大气”。只有大气的人,才能微笑着看待一切,包括苦恼和不幸。同样,也只有大气的人,才能含笑向自己的过去告别。总之,只有大气才会幽默。北京人大气,所以北京人幽默。

其实,北京式幽默中的大气是不难体会到的。它往往表现为大大咧咧、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甚至没大没小。

比方说,称邓小平为老邓,称戈尔巴乔夫为老戈,就像称呼自己单位上同级平辈的同事;称倒腾商品的小贩为“倒爷”,称骑平板车拉客者为“板儿爷”(其车则被称为“板的”),就像称呼“王爷”“万岁爷”。这可真是“掉了个儿”。

如果说,前者和天安门广场上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一样,多少表现出一种“民主意识”和“平民意识”,那么,后者就多半是一种调侃。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不合礼数的“倒错”,都只能是北京式的。它表现的正是北京人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敢说的“气度”。而所谓“什么话都敢说”,则是不但包括“说什么”,也包括“怎么说”的。

事实上,正是在这种调侃中,北京人消解了神圣。礼数不是最神圣的,如果礼数可以消解,那还有什么该在乎?

但,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这里面还有苦涩、无奈和世故。

北京人的幽默,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或三种手法,即调侃挖苦、装傻充愣、玩世不恭。

前面说过,北京人是很会“损人”、“挤兑人”的,比如“别以为全中国三分之二的男性都憋着娶你,多晚你走在大街上也不会出事”等等。然而问题在于,他们不但损别人、挤兑别人,也糟践自己。比如葛优就曾说自己“脱了衣服跟一条反动标语似的”。

最典型的还是杨东平讲过的一则笑话:一个小伙子因为犯规,被警察扣住不放,情急无奈之中,竟冒出这么一句话:“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结果,围观者哄堂大笑,警察也只好放人(《城市季风》)。

另一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故事是:一个平时怕老婆的人,偶然和老婆顶了起来。老婆大怒:“反了你小子?”该人马上赔不是:“哪敢呀!这两天,也就是有了两个臭钱,就像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老婆也只好一笑了之。

显然,在这里,两个当事人都表现出一种装傻充愣、自我作践的态度。这种态度,用王朔的话说,就是“千万别把我当人”。

这就是世故。

事实上,只有世故的人,才能装傻充愣。因为装傻充愣的背后,实际上是玩世不恭:人生在世,也就那么回事。谁也别太当回事,谁也别叫真。所以,谁也别太把自己当人。何况,我不是人,你也不会是人。当我不把自己当人时,我其实也没把别的什么人当人。

想想看吧,一个连自己都不看作是人的人,还会把别人当人看?就拿前面那个笑话来说,便推敲不得。表面上看,那个小青年是在作践自己,仔细一琢磨,却又不知道是在作践谁。因为“我”固然是个“屁”,然而这个“屁”却是警察“放”的。说了归齐,还是“警察放屁”。结果,谁都挨了骂,也就谁都不吃亏。

因此,当一个北京人(尤其是王朔式的北京人)在你面前“装孙子”时,你可千万别上当,以为你真是“大爷”。

当然,这个小青年当时也许并没有想那么多。他的话,不过脱口而出。但,他的脱口而出,又显然有北京人世故的耳濡目染和长期熏陶作背景。而且,这种世故也完全是平民的。咱一介平民,没权没势的,谁也糟践不了,那么,自个儿作践自个儿,还不行?

于是我们就品出苦涩来。北京平民的幽默中,是不乏苦涩的。就拿把雀斑说成是“茶叶末”来说,便透着苦涩。因为只有贫穷的小民,才喝这种末等茶叶。

其实,就连北京平民的幽默本身,也是“苦恼人的笑”。平民嘛,一无所有,要啥没啥,既没什么可乐和的,也没什么可得意的,就剩下一张嘴,再不让它快活快活,那日子还能过?

再说,耍贫嘴又不要钱,也就不说白不说。即便不能损别人,拿自己开涮总是可以的。只要嘴巴闲不下,就不赖。

显然,正如“长歌当哭,要在痛定之后”,苦涩也只有经过平和的过滤才能变成幽默,而平和的背后则是世故。也就是说,只有一切都看穿看透,才会满不在乎。于是,无奈到了极点,反倒心气平和。因为一切都无所谓。

比方说,不就是找不到单位,找不到工作?那就“练摊”呗!顺便说一句:“练摊”这两字,也表现出一种世故和人生哲学:哥们不过是操练操练,玩一把罢了,较什么真呀!

正因为不必较真,所以,在北京式(尤其是王朔式)的幽默里,越是正儿八经的东西,就越要弄得荒唐可笑;而越是不当回事,则越要一本正经。

比如,在王朔的一部小说中,一个名叫马青的人就这样“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哥儿们”说:“你就别一个人混了,咱们还是一起混吧!人多力量大,敢教日月换新天。人心齐泰山移,蚂炸还有四两肉,一个萝卜一个坑,咱们怎么就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王朔《一点正经没有》)

这种把豪言壮语和俚词俗语揉在一起混说,而且说得不动声色的说法,最得调侃之神韵。而且,这段话,还非得葛优来说,才能说得风味纯正,说出王朔式的“语重心长”来。

总之,北京人的幽默,表面是风趣,内里是世故,这才有了如张辛欣所说的那种“经蹬又经拽,经洗又经晒”的韧劲儿。

易中天:上海人与北京人的两种世故

这种幽默上海是没有的,也是不会有的。

如果说,北京人的世故表现为稳健平和、苦乐随缘、安贫乐道,外加一点幽默诙谐作调剂;那么,上海人的世故就表现为精打细算、讨巧卖乖、明哲保身,外加一点可能范围内的积极进取。

上海人的确一门“槛精”。他们深知“老虎胡须摸不得,刺毛毛虫惹不得,没干的生漆碰不得,过时的皇历翻不得,六月的扇子借不得”等道理,并牢记“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因此决不乱吃,也决不多言,不惹是生非,不没事找事,当然也就既不会油嘴滑舌挖苦别人,也不会装傻充愣调侃自己。

挖苦别人会得罪人,自己也没什么实际的好处;而装傻充愣则无异于丑化自己给别人当笑料,那才叫“戆”呐!精明的上海人,哪有当“戆大”的道理?于人不利,于己无补,这种“不合算”的事,上海人才不会去做。

的确,合算不合算,是上海人决定自己行为的价值取向。上海人的行动是经过精密计算的,他们的世故也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凡是不合算的事,即便有趣,他们也不干;凡是没有用的东西,即便好看,他们也不买。

当然,他们买东西,并不只考虑有用,也要好看。因为一件东西既然可以又好看又有用,如果只买了有用的部分,同样是不合算的。那么,装饰品之类“没用”的东西,就不买么?买的。因为它们也有用,或被看作有用。比方说,可以提高档次、表现品味、附庸风雅、显示气派等等。

总之,上海人的思维方式是数学的,行为准则是实在的。

所以,上海市民和北京平民一样,都不作“非份之想”(这也是中国人的共性),但理解不同。北京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命里没有”,上海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不可操作”。只要做得到,而且有实惠,他们就会去做。做的时候,也有个尺度,就是不能惹麻烦。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现有的生活秩序能不破坏就不破坏,现有的生活水平能提高多少就提高多少。但是,这种提高有个前提,就是不能失去已有的好处。因此不能革命,只能改良,不能“大破大立”,只能“小打小闹”。这便是上海式的世故。

出于这种世故,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样,也能忍(这同样是中国人的共性),但忍而不受。如果说北京人的人生哲学是“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那么,上海人的态度则是“穷不忍,富不耐,睡不着就想发财”,发不了财就到乡下人那里找平衡。

这话也许说过分了一点,但至少,在忍耐中,他们会积极地想办法,以便在绝境中找出路,在夹缝中求生存。比方说,开不了源,就节流;小脚裤和喇叭裤都不准穿,就发明直筒裤。这便正是上海式的乖巧。

显然,同为忍耐,也不相同。北京是忍,上海是磨。北京人越忍越懒(甚至“懒得离婚”),上海人越磨越精。上海的世故比北京的积极。

上海的世故也比北京的可取。因为它为人的欲望开了个小口子,使之能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得到适当的满足。有此满足,上海人心理也就平衡。

北京人没有这个口子,就只能强忍;而一旦忍不住,礼数什么的,就不再谈得上。结果,不爱钱的北京人一旦伸出手去,便黑得厉害。所以,小贪官全国都有,大贪官却只会出在北京,不会出在上海。上海人没有那么大的“胆”,也没有那么“坏”。

上海人的做法,总体上是“利己不损人”;即便坏,也“小奸无大恶”。他们是在上海的空气中熏陶出来的,而上海的世故教给他们的,则是这样一条原则:在为自己谋利益的时候,应以尽可能不犯规、不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为前提,因为那只会最终导致自己利益的丧失殆尽。这当然并不合算。

其实,上海的这种世故不能叫世故,只能叫精明。同样,上海的幽默也不能叫幽默,只能叫滑稽。

滑稽和幽默不是一回事。幽默是一种人生状态和境界,它需要一玩“深沉”;滑稽则是一种肤浅的、一次性的搞笑,不必费太多的事(成本较低),就能立竿见影地快活一下,还能反衬自己的精明。因此,它最对上海人的胃口,也最让北京人看不起。

不可否认,这里确有境界之别。

如果说,前述上海人感觉到的,主要是生活的窘迫 (上海人的典型说法是“拆了棉花当大褂穿”) ;那么,前述北京人体验到的,便多少可以说是人生的苦涩 (北京人的典型说法是“有牙的时候,没有花生仁,好容易有了花生仁,又都没了牙”) 。

感觉和体验,是层次不同的两种心理;而生活和人生,更是大小不同的两个课题。感觉总归是暂时的,可以改变的,何况我们的生活正在一天天变得好起来。随着生活的蒸蒸日上,相信务实的上海人,自我感觉也会一天比一天好。总之,他们的问题,似乎相对比较好解决。

北京人的问题就麻烦的多。对人生苦涩的体验及其超越,似乎是属于所谓“终极关怀”一类的问题。当然并非所有的北京人都是哲学家,但北京作为世纪老人,却似乎总是和哲学脱不了干系。那种历史的沧桑感和人生的变幻感,总是无法躲避地会伴随着北京人;而关怀文化的演进和国家的命运,也无可避免地会是北京这类城市的宿命。

因此,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学的,也是诗意的。因为中国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并不来自逻辑推理,而来自人生体验。体验只能用诗来表达,生活也只有诗化以后才有艺术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满艺术性,就因为他们总在做诗。或者说,总在做梦。

做诗和做梦,有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梦有恶梦,而诗则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梦和史诗之中。这使他们虽然难免不切实际,但也确乎大气磅礴;虽然难免自以为是,但也确乎圆润浑成。

北京人是有点油,但不浅薄。他们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话,也有历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层的市井小民,也显得(当然也只是显得)相当有智慧有学问。

甚至就连他们的世故,也因为是哲学是诗,以至于最世故处反倒显不出世故来。岂止是显不出世故?没准还有几分天真可爱。北京人毕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传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怎么也掉不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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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就两样。他们的生活是世俗的、实在的、精打细算和稳扎稳打的,是埋头做生计和精心过日子的,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职员和市民的社会里,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谨小慎微的。

他们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也赤裸裸地用“合算不合算”来表示他们的选择。当他们斥责别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时,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贫穷和乡气的蔑视。他们把交朋友叫做“轧朋友”,把不负责叫做“拆烂污”,把看重外貌叫做“吃卖相一“,把假冒伪劣叫做“开大兴”,世俗气十足,一点也不高雅。

他们骂起人来也不好听,不像北京人损人那么艺术,让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娱乐也充满了市民气,而偌大一个上海简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只有密密麻麻的楼房,密密麻麻的街道,许许多多的上海人,和许许多多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不得要领地窜来窜去的外地人。

总之,上海是一点诗意也没有的。上海从来就和诗“不搭界”,上海的诗人也从来就成不了什么气候。

上海现在刮起了一股浓浓的怀旧风。老房子、老公寓、老门牌,里弄门口AD1930的字样,有着牵牛花般大喇叭的老式留声机,黑色的密纹唱片,美人头月份牌,装生发油的玻璃瓶,老上海盐汽水,沙利文小圆饼干,这些东西都牵动着上海人的情丝。

甚至就连上海有线音乐频道的广告,都做成了三十年代的风格,中间是周璇的着色相片,下面写着“全天播放摩登流行,全面展示都会时尚”,只不过是简体字。

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样开始做梦了,而且是“鸳梦重温”。但我并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诗意,不像北京一怀旧就诗意盎然。

上海有多少旧好怀?能怀的又是什么旧?甚至就连他们的绅士风度、淑女风范,也是在短短一百多年中速成的。这就显得底气不足、眼界不高。

所以我说上海是有风度无境界,有教养无底蕴。上海毕竟只有百多年的历史,哪比得上北京的悠悠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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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却并不认为北京人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关系有点微妙。上海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们几乎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但惟独不敢小看北京人。北京人则是比较宽厚的。他们并不特别看不起外地人,却偏偏看不起上海人,以至于一个上海人在北京得到的最高评价,竟是“你不像个上海人”。

北京人的这种态度很没有道理。

不错,上海人是有毛病。但,北京人就没有么?北京人是很大气,但这大气常常变成霸气;北京人是很平和,但这平和可能变成平庸;北京人是很达观,但这达观往往成为不思进取的托词;北京人是很幽默,但这幽默弄不好就变成了油嘴滑舌。

北京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问路,如果不先叫一声“大爷”,得到的回答使很可能是:“自个儿找去吧,您哪!”没什么无私奉献热情好客的事。

甚至北京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礼数和豪爽,也可能变成虚套和假模假式。一个朋友这样向我描述他对北京人的感受:北京人不是很热情很豪爽么?见面三分钟,如果你们很投缘,他立马就会和你拍肩打背,成了“哥们”。

如果你到他家里去,神吹海哨聊得起劲,他会坚持留你吃饭。如果你要走,他会生气说:“哥们别走!我锅都给你刷了!”可你要真留下来吃饭,那就麻烦“哟!哥们,您可把我坑啦!”“你不是连锅都刷了”“锅是刷了,可面还没买哪!”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人确实不会轻易和别人成为朋友。他们在和陌生人接触时,甚至会很冷淡,至少是“敬鬼事神而远之”。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后面,是可以感觉到的警惕和疏远。所以,同上海人成为朋友并不容易。但一旦成为朋友,就相当可靠,甚至终身可靠。

我在上海有不少朋友。平时我们“相忘于江湖”,然而但凡有托,都十分到位。他们答应的事情,很少有失信的。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准确地说是朋友的朋友),为了帮我一个忙,三次和我约会,每次都准时到达。

这种守时守信的作风,也是大多数上海行业和不少上海人都有的。我想,这与商业社会重信誉守合同的传统不无关系。

上海人甚至还有一般外地人想象不到的正气。一般地说,上海人是比较胆小怕事,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正义感。事实上,由于上海人精明过人,他们对是非往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只不过多半不愿意说罢,然而他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表示。

十年动乱中,我因为同林彪死党了盛一伙的走狗唱对台戏而遭批斗。每次批斗会回来,都有一个人立即打来一盆热水给我洗脸。这是一位上海知青,名叫许继助。平时,我们来往不多。

而且,据他后来说,他先前对我是很有些不以为然的。然而,在许多人对我都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他却用一盆盆的热水为我洗刷冤屈,而他又历来是谨言慎行不问政治的。

二十多年后,他对我说:“你当年其实是替我们全体知青在受难。一也就是说,他对我的帮助,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正义感。

另一位上海知青王衍中的做法则是:趁“革命群众”看电影受教育(牛鬼蛇神无此资格)时,偷偷溜进我房里通报一些秘密情报,包括中央文件和小道消息。

谁说上海人不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方式不同罢。

实际上,上海人有很多优点是和北京人一样的。比方说,素质好、品味高、有文化、有教养等等。上海和北京毕竟是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而且是精英人物集中的地方,不可能不高人一筹。

何况,上海人还有许多北京人没有的优点,比方说,节俭、勤快、守信、守时、讲效率,有敬业精神、契约观念和职业道德等。再说,上海人虽然有“看不起外地人”的恶名,但至少不会看不起北京人。所以,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并没有道理。

比较一下北京人和上海人的优缺点,将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北京人最可贵的,是他们的贵族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依照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说法,“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显然,所谓“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为重要。

所以,贵族精神其实无关乎门第和血统,也无关乎身份和地位。比如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曹判,虽无官衔爵位,却有贵族精神;而那个在俘虏营里“乐不思蜀”的刘禅,虽然是凤子龙孙,却与贵族精神无缘。

然而,贵族精神既名之曰“贵族”,也就并非轻易可以养成。它多半是在优势的文化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所以,它不大可能产生在乡村,而基本上只会是城市文化、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物。北京是中国最大最高贵的城市,北京当然会有贵族精神。

事实上,正如雅致是上海的空气,贵族精神也可以说是北京的灵魂。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北京才成为中国最大气的城市。

北京从来就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同时也敢于发表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会成为五四运动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才会有那么多热血青年在天安门广场为真理而献身。就连所谓“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也有这种精神在内。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贫嘴不那么让人讨厌,反倒有时会有几分可爱。

同样,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致沉沦。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比如“丫挺”、“傻矿”之类的“市骂”)。它往往表现为北京特有的一种痞气,我在下面还要讲到。

而且,正如北京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是第一流的,北京的痞气也是第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谁更痞,相信没有人比得过。但,北京却不会因此而变成一个“痞子城市”。因为贵族精神是北京的灵魂。所以北京人即便痞,也痞得帅、痞得派、痞得俏皮,痞得有艺术性,甚至干脆就痞成艺术品。

无疑,贵族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产生。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与熏陶。尤其趣味的培养和生成,更非一日之功。它也需要坚实的文化基础和雄厚的精神资本,否则就只会产生“伪贵族”,就像上海那些“贫血”的绅士一样。北京恰恰有这样的条件。这也正是北京人自以为有资格看不起上海人的地方。

北京人看上海,确有英国人看美国的味道,也有世家子看暴发户的味道(现在的上海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和眼光看深圳)。毕竟,上海虽然不是“文化沙漠”,但要论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总不敢望北京之项背。

不过,贵族精神可取,贵族派头则不可取,尤其是在今天。包括北京学人身上的某些士大夫气,也不完全可取。可取的是其人格精神,不可取的是其现实态度。一方面,这种士大夫气总是不免半农村文化和遗老遗少的味道。北京某学人刊物就有很重的这种味道。

传统当然是宝贵的,田园诗也很美,但不要忘记它们和“封建社会”总是有着不解之缘。另一方面,正如下面将要讲到的,北京现在也少有田园诗般的情调,北京的学术界现在也相当浮躁。由某些特别浮躁的人来提倡士大夫气,便不免让人怀疑其中有什么“猫腻”。

至少,正如北京的某些建筑给人以穿西装戴瓜皮帽的感觉,北京某些人的贵族派头和士大夫气,也让人觉得是孔乙己不肯脱下长衫。如果那长衫竟是为了把“尾巴”遮住,就更加不敢恭维。( 尾巴,典出曹聚仁先生《续谈“海派”》一文:“知道不能掩饰了,索性把尾巴拖出来,这是‘海派’;扭扭捏捏,还想把外衣加长,把尾巴盖住,这是‘京派’。”)

这也未必就是杞忧。事实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没有永远的贵族,也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从庄子到阿Q,有时也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精神。比如“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前面已多次讲过,北京人的毛病,就是虚,喜欢摆谱、讲排场、充胖子和夸夸其谈。就连他们最看重的礼数,也透着一股子虚气。所谓“倒驴不倒架”,便很可能驴没了,只剩下架子;贵族精神没了,只剩下派头,而且还是塑料纸包装的。

无疑,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会转化的。崇高会变成滑稽,勇敢会变成粗鲁,巧智会变成油滑,大度会变成马虎,贵族精神也会变成痞子作风,此之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

易中天:上海人与北京人的两种世故
1987年,前门第一家肯德基开业

与北京相反,上海人最可贵的,不是绅士风度,而是理性精神。尽管上海人很看重他们的绅士风度,但这种风度多少有点来历不明。即便不是假冒伪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点飘忽,远不如他们的理性精神来得实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无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车来说。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后由售票员在车上大声嚷嚷:“哪位乘客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儿!同志们,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只要站起来就行。”有没有用全靠自觉。

上海的做法则是在起点站设“坐队”和“站队”,请退休工人当纠察队员,谁坐谁站,全凭先来后到,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个别需要重点照顾的残疾人、老年人则安排到“坐队”的前面。

显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科学。前者基于人情礼数,后者基于理性精神。

又比方说,自行车带人,这本来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可如果上下班时不让带孩子,则孩子和自己都得迟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

北京的做法是睁只眼闭只眼。成都的做法则是钻政策的空子。交通规则只规定“不许带人”,没说“不许背人”是不是?那我们就背着。成都人本来就有背孩子的习惯,现在则让孩子站在自行车后座上,再拿根带子绑在自己身上。你说是带人,我说是背。

上海的做法显然明智得多:干脆规定在某些时候、某些路段可以带学龄前儿童。这就既保证了交通安全,又解决了实际问题,无疑是理智的。

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井然有序,并能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比方说,只要有排队的事,上海人或者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给每个人发号,隔三差五还要点名核实,以保证每个先来而又认真排队的人享有本应享有的优先权,不管是买股票,还是办签证,都如此。这实在是比凭力气往前挤和靠关系走后门合理的多。

上海人的这种理性无疑是一种“实用理性”。它是基于实用价值并为实用服务的。这就使上海人能获得更多的实惠。但,如果把所有的事务和关系都泛实用化,则理性也就会变成算计。这也正是上海人颇遭异议之处。

上海人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事都讲实用、讲实惠、讲合算不合算,包括接人待物。比方说交朋友。北京人多半看感觉。如果感觉好,对脾气,那么,不管你是什么人,也能成为“哥们”。上海人则多半会要讲实惠,即要看交你这个朋友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则交,甚至不惜鞍前马后。如果没用,则多半会客客气气把你打发。

不过北京人也犯不着因此就特别看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气、市侩、算计、不仗义、不可交(其实并不尽然)吧,又碍你什么事?上海人又没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

其实,北京人对上海人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似乎主要是基于一种陈腐的传统观念。依照这种概念,人与人是有差等的。这个差等,就是“士农工商”。北京是士农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这本身就有高下之别。士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官;商当中,地位最低的是贩。

北京冠盖如云,而上海小贩成堆,北京当然看不起上海。你想吧,哪有官员“待见”职员的道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广州(一个更是市场的“市”)那样,悄没声地躲在天荒地远自说自话,倒也罢,可上海偏偏又成了“大上海”,处处都和北京较劲,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心里有点那个。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大致能弄清北京人霸气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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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友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