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文明一边”，未必等于站在公平正义一边

文/阜成门六号院

在人类的冲突中，“站在文明一边”的立场，看似充满了道德合理性，其实不尽然。有且仅有文明本体受到侵犯，行使自卫时，我们这样说才是合乎正义的，比如二战时盟国抵御法西斯的战争。其他时候“文明”与落后国家、民族的冲突，不一定“文明”即正义。将“站在文明的一边”滥用，其本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承认强大即合理，如果任由这种思想发挥，其尽头是法西斯主义。

（一）谈及“巴以冲突”或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很多冲突，一些国人越来越喜欢用“站在文明一边”来表达站队立场（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学者），并且说地充满自豪，饱含着知识和道德优越感，貌似我对世界最了解，而你们是一帮闭目塞听的愚蠢之徒。

“文明”的英语“civilization”一词起源于启蒙运动期间，大致是用来描述一个群体之间内部的政治、物质、道德、知识上的有序繁荣状态，其相对是“野蛮”一词（barbarism）。Civilization一词被引入中文世界，则是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功劳，他将这个词汇翻译为“文明”，后来为中国人所接受，并且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高频词汇之一。

不过，“文明”看似美好，它又是有着一个明显的外延边界的东西，文明的雨露并不是可以播撒到任何人，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能被纳入“文明”共同体。比如，古希腊、古罗马是伟大文明，但是这个文明仅限于占少数的公民，以罗马城为例，公元一世纪它有71万公民，而奴隶为90多万人；美利坚合众国早期也是一个伟大文明，但是这个文明仅限于欧洲移民，非洲奴隶、印第安人、华人则不被用文明规则对待，甚至遭到屠杀或奴役。

所以说，“文明”往往是严重地内外有别，对外部而言又具有很强的侵略性和掠夺性。之所以出现这种悖论，是因为维持文明之富足、体面、典雅，必须以超常规的资源为基础。是故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本雅明（Schoenflies Benjamin）在其《历史哲学论纲》里说“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文明史背后往往还有一部野蛮史。

并且国际关系中的“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构建起来后，往往成为强大的民族用来扩张、杀戮，抹煞其他族群生存发展机会的遮羞布。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告诫热人们，侵略者总是喜欢在 “统治支配其他民族，确立自身主导地位时，用‘文明’概念为其行为开脱，提供合法依据。”

因此，如果我们梳理现代人类思想谱系，就可以发现， 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信徒，不喜欢用“文明”和“野蛮”这个充满弹性，又对立的二分法去解构这个世界。整天把“文明”与“野蛮”挂在嘴边的，往往是那些殖民主义、沙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者。就像一个好的老师，不会天天用“优等生”、“劣等生”去区分他的学生，好的老师总是有教无类。

所以 ，在人类的冲突中，“站在文明一边”的立场，看似充满了道德合理性，其实不尽然。有且仅有文明本体受到侵犯，行使自卫时，我们这样说才是合乎正义的，比如二战时盟国抵御法西斯的战争。其他时候“文明”与落后国家、民族的冲突， 不一定“文明”即正义。当北美的欧洲移民对印第安人采取种族灭绝的时候，当沙俄在亚洲落后国家和民族地区扩张的时候，当“文明”的比利时人在刚果盆地大肆屠杀非洲部落民的时候， “站在文明的一边”又是意味着什么呢？

（二）但是人类无法克服的认知盲区在于，历史上不断地有聪明的人、善良的人被“文明”与“野蛮”的标签所迷惑， 过于相信文明的绝对正义性，合理化“文明”的一切行为，最终论为为恶魔洗刷罪恶，甚至唱赞歌的帮凶。或者用布迪厄的话说，“文明”最终沦为人们的一种热衷使用的“符号暴力”。

我们就以甲午战争中日本如何对这场战争的包装，以及美国精英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来看看“站在文明一边”，以及“文明”、“野蛮”二分法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在甲午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日本知识界就投西方流行的“文明”、“野蛮”二分法之所好，把日本描述为“文明国家”，中国是“野蛮国家”，把这场战争定义为“文明与野蛮”之战。其中以1894年7月29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发表的《 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一文最为直接，他说，本来日本国人对支那人并无私怨，但支那人却冥顽不灵，日本对支那开战，只不过是为了世界文明进步，而没有私利，这不是国与国的战争，而是宗教战争、文明战争。

日本政府为了展示自己的“文明之师”和对战争法的“遵守”，允许国内66家报刊派遣随军记者进行报道，并且邀请了5名欧美报刊派出17名记者随日本第二军进行采访报道，其中包括英国《泰晤士报》、美国《世界报》和《纽约先驱报》等媒体。这种“信息透明度”可以说是亚洲首例，大大感动了西方人。

当然随军记者可以采访的内容，都是经过精心设置的。日本在攻陷辽东的时候，特意在外媒镜头前，展现安抚中国百姓，秋毫无犯的景象，甚至还给饥荒逃难的难民给予人道主义援助。在攻陷威海卫后，又把外媒请来，拍摄为受伤的清军提供医疗服务，以及把自杀身亡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以礼送回的场面。英国著名国际法学家、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T. E. Holland,1835—1926)得知后，高度赞扬 “这是日本作为成熟的文明国家的标志性事件”。

当然也有些西方记者，并不满足于日本的这些刻意安排，还是更加全面客观报道了这场战事，如纽约《世界报》的克里尔曼（James Creelman），他为此受到了日本媒体大肆口诛笔伐，被扣上“与野蛮共情”的帽子，并且于1895年1月9日被驱逐出境。

此外，日本大量发动通晓英语的外交官和留学生在英美报刊发文，解释战争的动机，宣传日本对华之战是惩罚野蛮，推广文明的战争。日本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先后于1894年11月、1895年5月在《北美评论》发文，指出日本是爱好和平国家，发动战争是被逼无奈；日清战争是“现代文明势力与世界上最强大和最顽固的保守主义惰性力（vis inertia）之间的斗争”。

哈佛大学留学生比佐道太郎于1894年10月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日中战争的意义》一文，声言日清战争是为了保护朝鲜独立，并且日本的胜利意味着现代文明将扩大到朝鲜。纽约大学的大石熊吉于1894年11月在美国《竞技场》杂志发表《导致东方战争的原因》一文，将日本的侵略美化为为了文明事业的自我献身，说“她正在为这个自由、文明和人道的事业牺牲数百万的财富和最优秀勇敢年轻人的生命”。

不得不说日本人由于因为更熟悉“文明的规则”，对战争的这种包装术，成功打动了西方。以彼时美国主流媒体为例，不约把这场战争视为价值观战争，纷纷站在作为“文明”的日本的一边，而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屠杀平民行为完全视而不见，甚至竭尽其能为其辩解。

1894年10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文明反对野蛮》的报道，声称“中日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野蛮与文明之间、古老的保守和现代的进步之间、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战争。”日本在鸭绿江口和平壤取得的胜利是“文明”、“进步”的胜利。

《纽约时报》的社论更将其上升到为正义和进步而战的高度，声称：“日本人对中国的惩罚，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扩张，而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和促进文明的事业。”

基于这种判断，美国媒体一再发出对日本胜利的祝愿，以及号召美国上下支持日本。如1894年7月25日《华盛顿邮报》的社论中说：“由于明显的和天然的原因，美国人民同情日本。我们的衷心祝愿可能对日本在与天朝的战争中没有多大用处，但它当然可以得到我们的祝愿”。

日本在战争中屡次大开杀戒，尤其以旅顺屠城为最，纵兵奸淫烧杀4日，两万多人罹难，仅有36人幸存。对于这种毫无人性的暴行，福泽谕吉厚颜无耻地辩解：“（中国士兵和平民）被尽数杀光是有些可怜，但要排除阻扰世界文明进步的妨害物，一些杀戮自是难免，他们不幸生在清国那样的腐败政府之下，对其悲惨命运也应该有所觉悟。”

美国媒体也是亦步亦趋，普遍认为是这是野蛮的中国人应该所受的惩罚，日本采取暴力实在是被逼无奈，并且日本军队在报复中相当克制。1894年12月20日的巴特勒《市民报》说，日军是一支文明军队，旅顺大屠杀只不过是：“在发现他们被俘的同胞受到虐待后被激怒而进行了屠杀和报复”。

1895年1月14日旧金山《晨报》还毫不隐晦地赞美日军，该报这样解释旅顺大屠杀：“出现暴行的地方一定会发生同样的报复。战场上的日军在旅顺事件之前就已经手下留情，这完全说明他们受到了很强的约束。……在从事战争方面，没有一个民族能有比日本人更好的记录”。

对于战后日本的割地赔款索取行为，美国上下仍旧用“文明”即正义的逻辑，为其粉饰合理性。美国国务卿葛礼山（Gresham）在评论《马关条约》时说道：“我认为，日本占领中国领土实际上是暂时……（日本）而且作为文明的捍卫者，利用个人的胜利为所有国家的贸易谋取利益，对日本来说，这是一次辉煌的行动。”

《纽约先驱报》在评论《马关条约》不仅丝毫不批评日本的索取中国大量土地和银两的穷凶极恶，反而大肆赞扬日本的慷慨大度，社论说“日本以和平条约结束了一场胜利的战争”，“强加于中国的条款出于仁慈而作了修改。可以看到，赔款的数量只是人们料想中国会被要求赔偿的四分之一”。

《纽约时报》对日本的战争行为和《马关条约》也是高度赞赏，认为：“日本人在形势的推动下成为中国人的老师，成为向他们传播文明的真正的传教士。迄今为止，日本人的工作做得特别好”，中国作为野蛮国家，只有受到惩罚才有可能获得重生（regeneration）。（1895年4月9日）

（三）所以说，“文明”与“野蛮”二分法，以及塑造“文明”对“野蛮”一切所作所为合理性，是贪婪的侵略者最擅长，又屡试不爽的工具。而这种概念包装会蒙蔽很多善良的人，我们不能说当时的《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华盛顿邮报》是反动右翼媒体，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都是竭力推动进步主义运动的“良心媒体”，在揭露美国制度黑暗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新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然而，这些善良的记者、编辑、知识分子，过于为标榜的价值观标签所迷惑，陷入为了价值而价值的反动，坚定地“站在文明一边”最终成了站在侵略的一边，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悲哀。

而当年甲午战争中出现的“文明”与“野蛮”的包装，以及“站在文明一边”的外部支持者们的话语，如今几乎又原版重现在今天的巴以冲突中，只不过是把“日本”变成“以色列”，把“大清国”变为“巴勒斯坦”罢了。

以色列右翼一贯地说：“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我们以色人是在中东以伊斯兰世界传播文明的桥头堡”；“巴勒斯坦人的如今处境，是它抗拒文明应得的惩罚”。

熟悉国际规则和精通外语的以色列右翼，比当年日本人更善于利用西方世界的“文明规则”去操纵舆论。而那些如实报道的媒体或记者，会被以色列以及他们的支持者扣上“反犹”、同情恐怖主义的帽子，列为不受欢迎者，如2023年10月7日，以色列通讯部将《纽约时报》、CNN、路透社、美联社等四家媒体部分记者列入不受欢迎名单，11月13日以色列内阁批准有关部门可以关停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有威胁的外媒。

而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善良人们，对以色列持续了几十年的暴行会这样说：“以色列人的暴力行为是被逼无奈，他们够克制够文明了”；“以色列屠杀一些平民是难免的，战争总是不免伤及无辜嘛”；“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是好事，有利于巴勒斯坦的现代化”；“巴勒斯坦人是野蛮人，他们没有能力管理好国家，最好还是把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交给文明人管理为好”。

这些言论的出发点和逻辑，与当年美国那些关心的人类命运人士，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评价竟然如此相似。 他们在“文明”与“野蛮”外部表征下，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真相、是非曲直和正义。

他们忽略了巴以冲突的真正起因，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所规定的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并且现在是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行凶，这算是什么自卫呢？

他们忽略了以色列伤及的无辜太多了，2008年至今，巴以冲突中死亡的巴勒斯坦人超过41000，而以色列人死亡不足2100，这明显不是难难免的误伤，而是蓄意的杀害或制造恐怖。

他们根本不知道以色列虽然是个文明国家，但是“文明”只是针对犹太公民而言，阿拉伯公民和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受到的是另一种区别待遇。

他们忽略了巴勒斯坦人的贫困，并不全因他们没有能力治理好自己的土地，他们最优质的土地、水源被强占，与生俱来的自由受到种种限制——找工作需要办理就业证，买拖拉机都得需要农机许可证，巴勒斯坦人的一生犹如“Via Dolorosa”(多勒罗萨苦难通道)。因此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他们需要文明的以色列人的统治，才能过上好生活呢？

最后我们不得不说，“站在文明一边”未必是站在公平争议的一边， 将“站在文明一边”滥用，其本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承认强大即合理，如果任由这种思想发挥，其尽头是法西斯主义，正如希特勒、戈培尔所宣扬的劣等野蛮民族必须为文明的民族腾出生存空间。所以，我们谈论国际问题还是尽量就事论事，从实际中评判善恶曲直，而不要空谈什么“文明”、“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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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甲午战争期间的日媒和美媒报道主要引自钟淑惠《从图像看日本对甲午战争的宣传》，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15年5月号；刘文明《“文明”话语与甲午战争》，《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
• 陈映真：《文明与野蛮》
• 叶舒宪：《文明/野蛮——人类学关键词与现代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