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树强：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
文/孙树强
经济增长研究一般遵循以下脉络：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先是要充分使用经济中的要素，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要依靠技术进步，最后要看是不是有合适的制度来推动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要能够有效地配置和充分地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本，就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从难易程度上看，这种经济增长是比较容实现的。当然，比较容易实现也是相对而言的，我们明明有很多国家和地区依然在贫困的泥淖中挣扎。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源投入面临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制约，当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之后，要继续实现经济增长就要依靠生产效率提升，本质上就要依托技术进步，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内容。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技术进步较快，处于技术的最前沿，有些国家却只能作为跟随者，使用其他国家所发明创造出来的技术？看来还得再往前走一步，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水平呢？这就涉及到了制度问题，适当的制度为企业等市场主体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促使它们积极投入到研发活动之中，从而推动技术不断进步。实际上，问题到这里还没完，很明显和直接的一个问题是制度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了经济友好型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有些地区的制度却抑制了市场主体的进取行为，不利于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
无论从理论研究来看，还是从全球的经济实践来看，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似乎没有太大争议，只不过对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一定争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一书中讨论了制度对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发展不平等的作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并没有满足于“制度是重要的”这样一种方向性的论调，他们在书中详细分析了制度为什么重要、制度影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机理是什么、以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差异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等问题。具体来看，他们将制度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包容性（Inclusive）制度，一种是汲取性（Extractive）制度；包容性制度能够促进真正的创新，即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创造性破坏”，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而汲取性制度则没有提供这样的激励机制，导致市场主体没有动力投资和创新，从而阻碍了经济持续增长。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第一作者达龙·阿西莫格鲁。十几年前，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经常研读阿西莫格鲁关于经济增长方面的论文，当时阿西莫格鲁年纪也就40出头，正是一个学者高产的阶段，他发表论文的速度令很多经济学家望尘莫及。在经济学五大顶刊Economitric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Plitical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中经常可以见到阿西莫格鲁的文章。对于很多学者来说，几年之内能够在这五个期刊中的一种上发表一篇文章就非常不错了，但阿西莫格鲁却能在一年之内在一种期刊上发表多篇文章。除了高产之外他的研究范围还非常广，政治经济学、经济增长、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等，他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阿西莫格鲁在38岁时获得了具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克拉克奖专门颁发给40岁以下的年轻经济学家，很多获得克拉克奖的经济学家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近年来，阿西莫格鲁也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候选者，很多媒体的预测名单之中都可见其名字，看此趋势，他获奖的概率很大，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虽然阿西莫格鲁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的都是理论性文章，但这本书却是非常通俗易懂，没有理论化的公式和推导，而是采用了大量的历史事例来证明其观点，可读性非常好。
经济增长的其他解释框架
上面我们谈及的经济增长逻辑可以算是影响比较广、研究比较多的一个框架（要素、创新、制度之间的先后次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的竞争性理论和解释。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其他几种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包括地理假说、文化假说和无知假说。
地理假说认为贫困国家和富裕国家的巨大差距是由地理差异造成的。从地理分布上来看，一些贫穷国家聚集在南北回归线之间，而富裕国家则集中在温带。穷国和富国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表面上使得地理假说似乎很有说服力。早在18世纪后期，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就对地理假说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热带气候使人懒散、缺乏求知欲、不愿努力工作，从而导致处于热带地区的经济体较为贫困。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地理假说做出了注解，他认为热带地区的一些疾病，如疟疾，对人的健康进而对生产效率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同时，热带土壤不适合高产农业，农业产量较低；上述两个方面对处于热带地区的经济体产生了较大拖累。地理假说另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版本是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提出来的，他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认为，从500年前开始的近现代社会，各大洲之间就出现了不平等，根源在于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植物和动物物种，这又影响了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率。地理假说似乎带有宿命论的意味，毕竟每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是很难的改变的，但我们明明看到很多国家和地区经历了从贫穷到富裕的改变。地理假说对于解释某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或许具有一定意义，但拿这个假说来分析所有经济体的发展问题则明显不合适。
文化假说将经济增长与文化联系起来，这个假说认为宗教、信仰、价值观和伦理等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在阅读历史学者张宏杰的《千年悖论》这本书，书中他提到了文化中的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基本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作为凝聚人心、整合全社会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是每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出发点和归宿。所以，每个社会总是竭力高扬这种价值观，巩固这种事关社会向心力的精神制高点。”文化假说非常有影响的支持者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他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新教改革及新教伦理在助推西欧现代工业社会的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韦伯在书中说到：“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文化假说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其解释能力却并不强，文化是一个慢变量，很多国家和地区在文化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却实现了经济腾飞，这对文化假说提出了挑战。
无知假说指出，世界不平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让贫穷的国家致富。无知假说认为穷国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它们有太多的市场失灵，而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却不知道如何消除市场失灵。更悲哀的是，无知并不会让人们变得更加谨慎，相反，正是因为无知有时会让人变得更加盲目自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在经济发展上犯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知。然而，无知假说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全球部分成功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以及可以规避的歧途，即使不能完全照搬，但无知是可以减弱甚至消除的。
制度的含义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角度来看，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简单来说，制度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运行所依赖的成文规定或不成文约定俗成（非正式制度），是个人和企业生存其中的正式或非正式规则框架。对于绝大多数具体的个人和企业来说，能够对制度施加的影响非常有限，因此制度是给定的外生变量。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其重要性在于，当个人或企业不按制度规定行事时，就会受到惩罚；非正式制度则可能是社会所认可的规范和共识，虽然违反了非正式制度不会受到强制处罚，但会引起社会的排斥和反感。例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有讲述了这样一段内容，孙少平的姐夫王满银因为卖老鼠药而受到了劳动教养，这是正式的惩罚，但还有非正式惩罚，即群众的看法：“这年头，尽管老百姓少吃缺穿，但非常看重政治名誉。谁家的一个人给糟践上这么一次，家里另外的人跟集上会都有人指着后脑勺说长道短。”实际上有些情况下，周围人的看法甚至影响更大。
制度经济学重要代表人物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在《制度经济学》一书中认为，制度就是所谓的“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而集体行动牵扯的范围很广，种类也是五花八门的，其中包括“无组织的习俗”，也包括家庭、股份公司、同业协会等等，而最主要的则是法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诺斯从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差别角度来探讨制度的作用，当私人能够获得其行为所产生的绝大部分收益时，私人就会有动力去经营、研发；反之，虽然私人的经营和研发活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益，但自己只能得到很小的一部分，他就没有激励去经营和研发。诺斯所关注的实际上是制度如何影响“蛋糕”分配的问题，但“蛋糕”的分配也影响了“蛋糕”的生产，即经济的规模。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书中也采取了制度的激励作用这一视角，认为不同制度提供了不同的激励框架，导致个人和企业做出不同的选择，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他们认为，每个社会都是由国家和公民共同形成和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制度推动的。经济制度形成经济激励，包括受教育的激励、储蓄和投资的激励、创新并采用新技术的激励等。政治过程则决定了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之下，政治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成文的法律，国家管理和治理社会的权力与能力等。
个人认为，激励作用之外，制度的另一个作用机制是通过预期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预期在决策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好的制度能够使企业和个人形成稳定的预期，稳定的预期则有助于企业和个人做出长期规划，这些长期规划可以包括教育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技术创新投资，等等。而坏的制度或朝令夕改的制度则会扰乱预期，使企业和个人无法有效地做出长期决策。很多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周期都很长，如果企业和个人没有稳定的预期或者没有好的预期，必然难以做出投资决策。
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
作者认为，不同国家之所以在经济成就上存在差别，是由于采用了不同制度、采用了影响经济运行的不同规则以及不同激励制度。在制度谱系中，作者采用了简单的二分法，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分为包容性和汲取性的。从包容性和汲取性这两个词就可以看出哪种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实际上，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在我国的《周易》中已经有阐述，《周易·节》中有这样一句话：“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这里的关键字是“节”，整句话的大概意思就是在位者重在有所节制，处中守正必将行事畅通。天地有所节制而一年四季才能形成；君主以典章制度为节制，就能不浪费资财也不残害百姓。
包容性经济制度允许和鼓励大多数人参与经济活动，并尽最大努力发挥个人才能和技术，能够让个人自由选择。包容性经济制度具有保护私有财产、公正的法律制度和提供公共服务的特征，能够为人们交易和签约提供基础，还允许企业自由进入以及个人自由选择职业。汲取性经济制度则不具有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特征，汲取性经济制度的目的在于从社会一部分人那里攫取收入和财富，并让另外一部分人受益。简单说来，汲取性经济制度就是有一部分人要分其他人的“蛋糕”，而其他人却无法拒绝。那么这里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还要从政治制度上寻找答案，毕竟经济制度都是由政治过程创造出来的。
所有制度都是由社会选择和创造出来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之所以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制度，是因为具有不同利益和目标的人做出了如何构建社会的决策。就如经济制度分为包容性和汲取性一样，作者将政治制度也分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具有多元性特征，广泛听取多方声音，很多群体都可以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汲取性政治制度则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且掌握权力的人对权力运用很少加以限制。
这样，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就有四种组合，即：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汲取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
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之间容易出现良性循环，这就会使得经济出现持续繁荣。例如，包容性政治制度使得政治更加多元，很多群体在决策中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创造了条件；同时，包容性经济制度清除了汲取性的经济关系，使资源分配更加平均，为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存续提供了经济基础。
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之间则可能产生恶性循环，导致市场主体没有动力去扩大生产经营和开展技术创新，经济最终出现停滞不前。汲取性政治制度能够让精英控制选择经济制度的权力，几乎不存在约束或反对力量；反过来，汲取性经济制度使这些精英阶层致富，他们的经济财富和权力又帮助巩固他们的政治优势。
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难以长期共存，这就意味着只进行了经济制度变革而政治制度若没有变化，包容性经济制度也很快会因为汲取性政治制度的存在而变成汲取性经济制度。这样的国家即使在一段时期内实现了经济增长，长期看增长也很难持续。
实施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的国家几乎不存在，因为政治制度已经是包容性的，政治决策能够听取多方的声音，经济制度就不会是汲取性的。所以在现实中很难看到实施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国家却采取了汲取性经济制度。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制度对经济增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制度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来说，既要关注制度的合理性，也要关注制度的适配性，不适合自己国家而生搬硬套的制度不会产生好的结果。国际组织和部分西方国家已经尝试过制定一套看似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规则，其他国家似乎照着清单实施就能实现繁荣，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已经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共识所开出的制度药方并没有使其他国家走上繁荣之路。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世界各国发展历程表明，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由本国的自然演变，还是由外部的力量冲击，制度都可能会发生嬗变。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出了包容性制度，有些国家却抱着汲取性制度不放呢？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两位作者也没有给出程式化的答案。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制度漂移（Institution Drift）这一术语，认为制度的发展变化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块，本来在一起的两块冰块，可能因为水流、风力、撞击等因素导致二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偶然性因素在制度的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二战之后的东德和西德，以及朝鲜和韩国，这是由于外部冲击导致的制度差异。
从制度自然演变的角度来看，制度变化之所以缓慢，甚至非常困难，是因为对于某一种现行的制度而言，必然会有一些群体因为现有的制度而受益，他们会对改变制度的力量进行压制，竭力维持现有制度。作者在书中指出，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通常伴随着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新技术会对原有的企业产生冲击，对创造性破坏的担心通常会成为既得利益者反对包容性制度的根源。
欧洲历史为此提供了鲜明的例证。18世纪工业革命前夕，大部分欧洲国家政府由贵族或传统精英统治，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其所拥有的土地和享有的贸易特权，而这种特权是由君主授权的垄断和强制实施制度壁垒形成的。工厂、工业的出现侵蚀了现有统治集团的利益，他们是工业化的输家，因此也形成了抵制工业化的强大力量。另外，被机器所取代的手工业者也是工业化的反对力量，许多人组织起来寻衅滋事，破坏机器，这些人被称为“勒德派”或“勒德主义者”（Luddite），这个词现在已经成为抵制技术变革的同义词。英国发明家约翰·凯（John Kay）在1733年发明了飞梭，这是对织布机所做的一个重大改进，他的房子就被勒德派在1753年给烧毁了。
沿着上面的逻辑，只要没有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受损者，创造性破坏的阻力就会减小，持续的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实现。但制度改进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帕累托改进，几乎必然会有利益受损者，尤其是利益受损者是在位的统治集团的情况下，制度转变就更为困难。如果实现帕累托改进较为困难，那么卡尔多改进呢，即有些人的境况由于改革而变好，有些人的境况变差，但变好的人能够补偿变坏的人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从整体来看效益也实现了改进。这种情况下推进制度变革难易程度如何？应该也是很难，且不说境况变好的人补偿变差的人能否实现，在实际中政治考量和经济考量很可能差别很大，很多时候经济思维在政治领域并不管用。
毋庸置疑，制度对经济和社会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虽然制度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制度对经济的作用机制，但制度的形成机理则更为复杂，并非简单的经济分析可以说清。经济学研究中，一般都假设在给定条件下会得出什么结果，在众多的给定条件之中，制度就属于其中之一。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是按照一定的路径发展的，但如果制度发生改变，市场主体的约束条件和激励机制就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路径也会出现转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在《改革的逻辑》一书中指出：“其实世界上的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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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