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第一性：刺激、救济与福利

文/刘远举

一

刺激、救济、福利、基建，都是财政出钱。

刺激的目的是让人有动力去工作，去投资。救济，要拯救一个人于困顿与危机之中。福利，某种程度上，是解决后顾之忧，拉平差距，最终让人舒适地“躺平”。基建，则是要为经济创造出更好的发展环境。

刺激、救济、福利、基建，都能制造出需求和岗位，以及相应的收入。看起来他们是并行不悖的。比如，财政发钱，救济穷人，能实现公平，又能制造出需求刺激经济。但在现实中未必如此，它们的作用不仅有差别，有些时候甚至是冲突的。

比如，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但这是基于他们总收入而言的。对额外得到的福利来说，则很可能不一样。穷人可能会把额外得到的钱存下来，而富一些人的更可能花掉。同样发1000块钱，月入1万的年轻人会很高兴，然后呼朋唤友花掉。但对一个月入3000元且不稳定的家庭而言，就更可能把这笔钱存下来，作为临时失业时之需。

照这个逻辑，如果直接发钱刺激，很可能发给富人的效果更好。这就是救济、福利与刺激之间的冲突。

二

现实中，一个决定，往往不会从最基本的原理进行思考，而是在现实各种约束，比如时间、观念，各方利益等条件下，进行选择。这时候，掺杂进来的很多其他，会使得决策，反而背离了最初的目标。

回到第一性，需要很多夜深人静的时候，从工作中脱离出来，从那些最基本的需求，最基本的原理，进行全过程的重新推导。回到最初的本质，用最基本的原理，最基本的事实进行思考。

刺激的过程，是用财政的钱，去制造工作岗位，一方面，激发出新的供给，同时，产生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带来收入，形成新的需求。在这个运行过程中，消费者和投资者对预期的预期、心态、情绪都改变了。最终，改变整个经济的运行状况。刺激政策的目标，不是公平，不是福利，不是救济，不仅仅是财政开支。这些都是它的手段与形式。

刺激政策属于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属于西方经济学的一部分，而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是效用，是心理。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欲望，努力挣钱满足欲望的动机。那么，刺激政策的第一性，是心理：提升收入，改变预期。

三

这些基本原理，在现实中已经显现。

10月12日，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财政部“积极研究出台有利于房地产平稳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允许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备、支持地方更多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各地的保障性住房，并适当减少新建规模。

一般认为，当前已建待售住房较多，收购存量房转变为保障房，包括配售型商品房、共有产权住房、人才住房、公租房、安置房等，可以促进市场“去库存”，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带动市场信心回升。对于地方政府、房企等均将产生实质性利好。

理论之外，现实的例子却不太一样。

今年5月17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央行明确拟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预计将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成为“以购代建”模式新的资金来源。

地方国企对商品房库存进行收、运营，尽管能获得运营收入，但购买资产仍沉淀巨额资金，而基于中国房地产的租售比，运营收益会非常低，能否避免形成新的债务，也是一个考验。

但更重要的是，把保障房作为财政刺激政策，是否会与最初的刺激目的相容？

进入三季度，这个政策已经在福州、重庆、天津、青岛、郑州、武汉等少数城市落地，已完成收储，转化为保障房，收购项目大多用于配租而非配售。

配租型保障房落地效果普遍好于配售型商品房，因低于周边平均租金，一些配租型保障房租金仅为市场价7折，加之配套设施完善，招租效果不错。这些房源入市，会降低区域内租赁价格。对于楼市而言，会加剧刚需观望，并延缓刚需客群的入市。一方面，经济形势不好，收入受限，另一方面，楼市是买涨不买跌，保障性入市，会压低行情，刚需更会观望。

郑州市于今年7月29日开始配售首批配售型保障房，是全国最先开启的城市。房源靠近城区，区位较好，价格便宜，约为周边新房均价50%-70%，二手房均价的80%-90%，有较大吸引力，首批1242组家庭满额摇号。但配售型房源入市，加剧了周边新房房价下行。目前这些配售型保障房，多数位于主城四环沿线。2024年四环沿线商品住宅均价11255元/平方米，同比下滑8%，在主城各环线中下滑幅度最大。新房房价的持续下滑，会造成刚需观望，加剧维持库存压力的因素。

对地方政府而言，可以盘活土地利用率；对于房企而言，这是实实在在的回款，可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但对楼市而言，不管是配售还是配租，都会加大当地房地产市场下滑的压力，未必能提振价格预期。

刺激政策的目的，除了救房企，更重要的是救房市。房市稳住，更多的钱进来，资金流转，达成目的。现在，虽然得到这个福利的家庭，开支增加，但更多的刚需家庭，可能反而会观望。

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保障房是一种抹平差距的福利，这种福利与刺激政策的目标产生了冲突。

首先，从现实性来讲，能够参与配售的家庭，其实相对而言，属于经济情况较好的家庭。这里面还有很多灰色操作，使得一些家庭达标。本来应该支付100万的家庭，现在只支付了50万，享受到了这个福利。这意味福利会错配。这不仅仅是公平性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是让原本“不用躺平”的家庭，可以借着福利“躺平”。这相当于减少了社会总需求与总支出。第三，因为这个对卖方的价格补贴，形成了新的市场价格，最终，减少了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预期。

这就不是在刺激，而是在通过福利减少需求，降低预期。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模式源于另一个约束：事情要交给国有企业。这是因为，国企收房，不管配售或配租，都是相对封闭的运行，购房者要退出，只能把房重新卖给国企。理论上资产还在国家手中，未来可重新变现。而给老百姓的现金补贴，难以回收。不过，一旦交给国有企业，这意味着只能在卖方进行价格补贴，最终形成的市场价格，就会对整个楼市的价格形成冲击。如果反过来，进行需求方的现金补贴，就不会干扰市场价格。

但问题在于，观念约束和行为模式约束导致了刺激政策很难直接给到老百姓。

所以，如果福利政策，作为一种刺激手段，如果干扰了市场价格，反而形成躺平效应。

四

福利与刺激的关系还有另一种例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的十万亿刺激方案，重点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并从两大重点领域着手：一是大力度提升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这是一个很好的福利，新增的公共服务，也能产生需求、岗位和收入。但这种均等化的福利，几乎没有刺激效应。

著名的激励双因素理论认为，影响人们工作态度的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所谓保健因素，指当这些因素得到满足时，员工可能会消除不满意感，但并不会产生满意感或激励效果，如工作环境、工资薪水、公司政策、人际关系等。激励因素，则指能激发员工的满意感和积极性，包括成就、承认、奖金、发展机会等。当这些因素得到满足时，员工会感到满意和受到激励，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绩效。

财政刺激性政策也是如此，政府开支提供公共服务，形成消费。这类消费都是保健型消费，缺乏激励性。均等化地提供公共服务，带来的获得感很少。给每一个小孩都分配一个外教老师，不会给家长带来任何刺激性的推动。每一个人获得的医疗保障大幅度提高，感知并不会太强。没人会因疫情中的支出，被激励，更加努力地工作，投资。

五

所以刺激可以福利的形式，但如果不是均等的，那么则不能干扰市场价格，否则可能形成躺平效应。如果福利是均等的，那么一定得是高流动性的、可选择的，这样才能带来流动性与激励性，这就指向对家庭的现金补贴，而不是提供公共品。而现金补贴，虽然有高流动性，但如果是救济，则会降低效率，反而应该发给有较高消费边际倾向的家庭。那么，最好的刺激方案呼之欲出，那就是能永久地改变一个家庭的消费边际倾向的方案：补贴生育行为。

这不但能解决当下的刺激问题，还能长远地解决人口结构问题，以及中国经济中的深层次结构问题。中国内循环的堵点，在于工资不高，内需不足。但基于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很难在短时间内，从个体劳动权益的角度去推高工资。那么，补贴直接发放到家庭，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家谈判”替代“个体谈判”，快速地解决结构性问题。实际上，长假制度就是一个成功的“国家谈判”代替“个人谈判”，进而提升劳动者权益的制度案例。

不过，这意味着一旦开始就不能结束，而且是不断投入。相比之下，其他方案都是短期的，低成本的。

六

当然，这一切的一切，还有一个最基本的第一性：所谓凯恩斯主义，它的基础，是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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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