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真实的记忆是如何被摧毁的
文/陶东风
《一九八四》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其中关于“老大哥”及其代理人奥勃良如何控制思想的描写，今天读来仍让人感到心惊胆战、毛骨悚然。
细辨之，小说把思想控制所达到的“境界”分为两种：
第一种，假设统治者伸出四个指头，然后问你看到几根指头。你说“四根”。统治者说：不对，“是五根，你再仔细看看”。你仔细看了还是四根，因此坚持说“四”。于是统治者给你施以酷刑。你无法忍受这种折磨，不得不跟着说“五”。尽管如此，你心里知道这么说与事实以及自己的感知经验不符。你说谎有意的，因为慑于老大哥的暴力和淫威。你对这一切心知肚明。
第二种：假如在同样的情境下，统治者同样伸出四根手指却断言是五。这时你不但跟着说是五，而且真心相信你看见的事实上就是五根。你不是因为统治者可以置你于死地才不得不服从，而是坚信你是在服从事实。你已经不觉得统治者在说谎，更不觉得你在跟着统治者说谎。在这里，你的认知乃至认知借助的器官都已经被彻底改造，因此，为了让你说谎而使用暴力已经没有必要。
显然，后一种是思想改造的最高境界。它能够达到吗？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温斯顿和裘莉娅关于“招供”和“出卖”的谈论，似乎间接透露出这样的消息：达不到。“招供”是由严刑拷打而导致的屈从，有点类似于明知是四根手指但不得不说五根；而“出卖”则不同：“出卖”是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内在信仰之后做出的“革命”行为。比如让温斯顿发自内心地不爱朱莉娅，而非迫于老大哥的淫威而不得已与之“划清界限”。
朱莉娅坚持认为，这种心灵深处自觉自愿的“思想改造”是统治者“唯一做不到的事情”，其理由是：“不论他们可以使你说些什么话，但是他们不能使你相信这些话。他们不能钻到你肚子里去。” [1]温斯顿认同这个观点，“他们尽管聪明，但仍无法掌握怎样探知别人脑袋里怎样在想的方法”，“他们不能改变你的爱憎，而且即使你要改变，你自己也无法改变。”甚至于在温斯顿看来，“你的内心的活动甚至对你自己来说也是神秘的。”[2]
但是，在《一九八四》中代表“老大哥”的奥勃良看来，只有第二种才是他心目中想要达到的真正的思想控制效果：老大哥不但要求你接受他的信仰，而且要求你深信这个信仰之所以正确，是由于其与事实相符（而不仅仅是与老大哥的要求相符）。例如，如果老大哥说某事已经发生，你就不仅要相信这件事已经发生，还要调整自己对往昔的记忆，记得某某子虚乌有的事情确实已经发生过了。
把非事实被当作事实加以接受、把事实当作非事实加以清除，这是如何做到的？答案是：调整和控制人的记忆。
通过各种方法迫使人们忘掉真实的历史并进而重塑记忆（或所谓“调整记忆”），是《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国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大洋国统治的基础之一是有组织的谎言（另一个基础是垄断性暴力），真实的历史、真相是它的死敌。为了达到篡改历史的目的，除了暴力和强迫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摧毁真相的物质载体——证据并伪造假新的“证据”（包括肉体消灭证人、改写报纸、清除一些人的名字和照片、改变地名，等等），使得一个人真实记忆变得无所依凭。
这正是大洋国“真理部”干的事情。用温斯顿的话说：在大洋国，“每一项记录都已经销毁或篡改掉了，每一本书都已经改写过了，每一幅画都已重画过了，每一个塑像、街道大楼都已改了名字，每一个日期都已改动过了。而且这个过程还天天、随时随刻地在进行。历史已经停止。”[3]甚至国家、城市的名字及其在地图上的形状，都被系统篡改，比如原来的“英格兰”被改为“一号空降场”。
篡改历史是“老大哥”一贯正确的原则所要求的。奥威尔在《对文学的阻碍》一文中说：在某些国家，所谓历史，不是学得的，而是被创造的。这样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神权国家，其统治集团为了保有自己的地位，必须装扮成是一贯正确的。由于任何人都不可能一贯正确，所以就有必要重新安排过去的事件，以显得这个或者哪个错误根本就没有犯过。或者，这个或那个虚构的胜利确实发生过。[4]由此看来，不断篡改过去乃是大洋国的内在要求。《一九八四》举的例子是大洋国与欧亚国、东亚国（也都是小说虚构的国家）之间结盟-交战的关系的例子。事实上，大洋国在过去既曾与欧亚国结盟、与东亚国打仗，也曾和东亚国结盟与欧亚国打仗。但老大哥“一贯正确”原则要求：既然现在是与欧亚国打仗、与东亚国结盟，那就必须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否则无法解释“老大哥”外交政策的“一贯正确”），而与此相反的一切历史记录都必须被改写或摧毁。
在这种情况下，温斯顿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个人记忆保持事实的真相。问题在于：记忆不是凭空存在的，也不只存在于一个人的脑子里，单凭一个人的精神-心理力量是无法胜任保持正确记忆这个任务的，依靠和别人的交流也不行，因为别人的记忆同样已被篡改。
这里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记忆理论问题：一个人的记忆不是凭空存在的，不是保留在真空中，也不是存在于个人神秘的心理空间。它或者需要物质证据的支持，或者依赖于与别人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和别人的记忆相互印证。既失去了证据的支持，又无法通过他人的记忆得到印证，一个人很难维持自己的正确记忆。更为可能的情况是：连他自己也怀疑自己的记忆。
这正是在大洋国发生的情况，对此，奥勃良似乎心知肚明：
篡改过去是英社（大洋国的统治组织）的中心原则。这一原则认为，过去并不客观存在，它只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的记忆中。凡是记录和记忆一致的东西，不论什么，即是过去。既然老大哥完全控制记录，那么他要过去成为什么样子就必然是什么样子。同样，虽然过去可以篡改，但在任何具体问题上决不承认篡改过。因为，不论当时需要把它改成什么样子，在改以后，新改出来的样子就是过去。任何其他不同样子的过去都没有存在过。[5]
小说中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大洋国原先的三位高级领导，琼斯、阿郎逊、鲁瑟福，在六十年代中期被清洗，相应地，媒体上关于他们的各种报导、消息、图片等也必须随之被删除或修改。但由于“真理部”工作失误，十年前某日的一张《泰晤士报》的消息逃过了清洗，上面刊登了三人在纽约某集会上的照片。这个证据戳穿了真理部的谎言：依据真理部修改后的历史，琼斯、阿郎逊、鲁瑟福三人在被审判时一致供认：他们那天不在纽约、而在欧亚国境内从事叛国活动，把大洋国重要的军事情报出卖给了欧亚国。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供词”其实都是屈打成招的。
这件事本身不是什么新发现，因为温斯顿即使在大清洗时也不相信他们三人确实犯了控告他们的罪；但是“这张报纸却是具体的证据；这是被抹掉的过去的一个碎片，好像一根骨头的化石一样，突然在不该出现的断层中出现了，推翻了地质学的某一理论。”[6]留着这样的一个证据意味着巨大的危险。这就难怪温斯顿必须第一时间将之丢入“忘怀洞”（真理部设置的销毁证据的机器）让它在一分钟后就化为乌有。
德国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者阿莱达.阿斯曼曾经指出：思考记忆时必须以遗忘作为起点。“为了记住某些东西，就必须忘掉某些东西。”[7]遗忘发生在个体记忆领域，也发生在文化记忆领域，“持续的遗忘过程是社会常态性的一部分，就像在个体头脑中一样。”[8]遗忘又被分为被动遗忘和主动遗忘，前者是一种故意的行为，比如故意丢弃、毁坏、篡改一些过去的遗存，以便使得人们的记忆失去依凭物。当这种主动遗忘“指向一种外来文化或者受迫害的少数群体时”，[9]它就有了暴力性质。审查制度在摧毁某些物质性和精神性的文化产品时，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强迫遗忘手段。这样，遗忘就不仅仅是个体的生理心理现象，而是一种制度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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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中译本，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 [2] 奥威尔《一九八四》，第165页。
- [3] 《一九八四》中译本，第152页。
- [4] 见奥威尔《文学与政治》，李存棒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06页。
- [5] 《一九八四》，中译本，第208页。
- [6] 《一九八四》，中译本，第78页。
- [7] 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作为文化学的核心概念》，见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玲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3页。
- [8]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作为文化学的核心概念》，见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玲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
- [9]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作为文化学的核心概念》，见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玲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