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燕：“科学”正本清源——重读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文/段燕

内容提要：《一九八四》是英国著名小说家乔治·奥威尔的代表作之一。过去研究者们大多从政治蕴含、权力统治和伦理关怀等角度对其进行论述，然而对小说中“科学”这一主题却关注较少。本文从西方文明演变进程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发展史出发，兼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察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对于科学以及在科学影响之下社会百态的描述，探索奥威尔的科学观及其现实意义。作者以文学的形式介入现实世界，对未来科学将给社会和文明带来的负面效应做出了超前性预测，警惕世人勿让科学的神话变成科学的极权主义。

关 键 词：《一九八四》  科学  极权主义　　Nineteen Eighty-Four  science  totalitarianism

一、引言

《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是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绘了一个令人窒息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极权主义社会，在这个可怖世界中，全球被划分为三个超级大国——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故事主人公是在大洋国“真理部”从事篡改历史工作的外围党员温斯顿，因其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和“老大哥”产生怀疑，并与另一位外围党员裘莉亚产生感情而成为思想犯，经历了奥勃良及“友爱部”的思想改造后，最终“赢得了”自己的战争，成为热爱“老大哥”的思想纯洁者。该小说迄今为止被翻译成62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3000万册，与英国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以及俄国作家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的《我们》，并称反乌托邦的三部代表作。作为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英语小说之一，学界关于《一九八四》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研究者们大多从政治蕴含、权力统治和伦理关怀等角度对其进行论述，对小说中“科学”这一主题却关注较少。批评家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认为那是作者出于政治目的的写作需要。本文试图从西方文明演变进程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发展史出发，兼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察奥威尔《一九八四》中对科学及在科学影响之下社会百态的描述，从而探索奥威尔的科学观及其现实意义。

二、“科学”来时路

“科学”一词，是近代以来使用最为频繁的词语之一。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科学”是基于对知识的追求，关乎对物质世界及其各种现象、并需要客观的观察和系统的实验等各种智力活动之总和。自古罗马衰弱以后，欧洲进入了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尽管当时大“夜”弥天，但还是出现了重视知识的神学教育、颇具神秘色彩的泛神论自然观、以及经院主义的“自然理性”与“双重真理”论等。到16、17世纪，经过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日心说”对“地心说”的颠覆，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确立了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科学典范，最终在牛顿(Isaac Newton)那里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革命”。正是这场革命，为西方文明的发达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同时也确立了机械论的世界观。尤其到了17世纪，可以说是一个科学成就集中展示的世纪，除了上述几个闻名遐迩的名字外，还有英国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有关磁的学说、法国笛卡尔(Rene Descartes)创立的解析几何学、荷兰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提出的振动与摆以及光的波动说等。近代科学的兴起，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的更新，更重要的在于人类认知方式的变革，人们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方法与从前大不相同，而在此过程中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8世纪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此，以及由此产生的科学边界扩展和延伸，科学活动逐渐走到生产、技术活动面前。而19世纪则完全是“科学的时代”，这种效应进一步被放大，其中，最富有革命性的成果就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论。科学技术在20世纪的表现可谓波澜壮阔，人类的科学事业，微观可至小于10^-18米的基本粒子，宏观可达150亿光年的宇宙尺度，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等一系列的科学新发现不断挑战着人们的认知视域和心理接受。同时也是在这个时期，人们对科学的态度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特别是对“科学主义”的批判逐渐浮出水面。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创作，作者首先以生动的笔触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幅由科学先进和发达带来的绚丽画面。

小说伊始，奥威尔就刻画了一个空间场景——“真理部”，以生动的细节展示了大洋国这个“理想”社会的高超建筑艺术。“这是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式建筑，白色的水泥晶晶发亮，一层接着一层上升，一直升到高空三百米……真理部在地面上有三千间屋子，和地面下的结构相等。在伦敦别的地方，还有三所其它的建筑，外表和大小与此相同。它们使周围的建筑仿佛小巫见大巫……”①5～6这座建筑如此高大，以至于人在一公里以外的地方也能看到其高耸于云层之间，一片白色。可以看出，“真理部”的存在其实就是作者对现实生活中“摩天大楼”的隐喻。早在11世纪，中央高塔建成时只有四层，但在当时已是罕见的高大建筑。因为过去是木骨架建筑，因此“摩天大楼”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海市蜃楼”。然而，到了19世纪，钢铁产量大增，并且在性能上远胜于木骨架，于是作为地标性质的“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般在全球遍地开花。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摩天大楼”代表了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骄人成就，同时更是科学进步、资本集中和消费社会的典型象征。可以说，“摩天大楼”就是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产物，科学每向前发展一部，“摩天大楼”也向前推进一步。小说中大洋国星罗棋布的“电幕”是科学发达的另一重要表征。“电幕”不仅仅扮演着诸如电视、收音机、广播等日常娱乐设备的角色，还兼具语音通话、视频可见等通讯功能，同时更是强大的过程监视利器。对此，奥威尔栩栩如生地描写道：“电幕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极低声的细语大一点，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停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动。”①4这样“一块像毛玻璃一样的椭圆形金属板”①3不禁让人联想起风靡21世纪的电脑和智能手机等，其功能简直如出一辙，这足以体现奥威尔作为一名预言小说家的时代超前意识。在美国《作家文摘》所公布“20世纪百位著名作家”中，奥威尔被誉为“卓越的预言家”“尘世的圣人”“敏感的文化符号”。行文至此，读者已不难想象小说中所勾勒出的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理想”社会。

伴随着科学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的解放，因为科学本身毕竟是“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小说中关于温斯顿写日记的叙述就是这样一种“解放”。他拿出了沾水笔，而这个沾水笔已成了老古董，甚至连签名用不上了，他偷偷地花了不少力气才买到这样一支手写笔，“除了极简短的字以外，一般都用听写器口授一切”①8。不难发现，和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提出的“诗与科学共生”思想类似，奥威尔也同样肯定和正视科学家劳动所带来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实质性革命”：科学的飞速发展解放了人类的体力(抑或脑力)，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让人类无时无刻享受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创造的现代文明。正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它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现实社会世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得到提升和满足。

三、“科学”之修饰与阉割

英国学者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认为，现代科学让自身以解放人类的面目出现，揭开了改善人类生活的前景，但实际上也开辟了吞噬人类的可能性。人们乐意相信“科学”，而某些意识形态或者利益集团也愿意为人们打造“科学”，将其或是修饰，或是阉割，以此来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科学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它能够成为一种信条，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以清单式的艺术手法揭示了民众与权力被置于“科学”苍穹之下的双生本相。所谓“清单式艺术”，指的是罗列和强调一般认为琐碎或微不足道的事物，从而使“作品的中心无处不在”。因为这些看上去易被人忽略的琐碎和微不足道，恰恰能够让读者在误以为高度混乱和不确定的无效信息中凸显“中心”，从而体会到作者的“别有用心”。

小说中的清单式的描写无处不在。如，贯穿于文本始末的“电幕”里总是有个圆润的嗓子在不停营造“我们的幸福生活”氛围，“我们赢得了生产线上的胜利……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今天上午大洋国全国都举行了自发的游行，工人们走出了工厂、办公室，高举旗帜，在街头游行，对老大哥的英明领导为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表示感谢；根据已完成的统计，一部分数字如下……”①53～54又如，电幕经常发布的大洋国到现在为止各类消费产量的数字说明，播送着神话般的数字，“同去年相比，食物、衣服、房屋、家具、铁锅、燃料、轮船、直升机、书籍、婴孩的产量都增加了——除了疾病、犯罪、发疯以外，什么都增加了。逐年逐月，每时每刻，不论什么人，什么东西都在迅速前进。”①53～54通过对事物和细节的这种无感情、无差别的简练笔墨，奥威尔使得他笔下的事实显得好像混乱和无序，虽不加渲染、烘托，实际上却是“传神之笔”，揭开了科学沦为极权主义统治工具的真实面纱。这种文学创作中的“白描”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事件的真相，鲁迅的小说是个中典范。他解释道，这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正是在诸如“电幕”这般一次次科学洗礼下，大洋国的人们无不沉浸在“我们的幸福生活”中，温斯顿“真理部”的同事派逊斯就是众多倍感幸福的民众之一。他在听完“电幕”的播送后，稀里糊涂地感到有些兴奋，“富裕部今年工作做得不坏。”①56显而易见，作者不仅对整个社会尤其是权力集团粉饰和滥用科学给予了尖锐的讽刺，更对被科学所蒙蔽双眼和麻痹意识的人类本身给予了无情的嘲笑。诚如奥威尔在小说中写道：“他(派逊斯)是个身体发胖、头脑愚蠢、但在各方面都很活跃的人，充满低能的热情——是属于那种完全不问一个为什么的忠诚的走卒，党依靠他们维持稳定，甚至超过思想警察。”①22

然而，这一切对科学的修饰不过是谎言，人们所处的幸福社会其实并没有科学的影子，至少对他们来说如此。“摩天大楼”之下真正的城市是另外一幅景象：“破败的十九世纪房子，墙头用木材撑着，窗户钉上了硬纸板，屋顶上盖着波纹铁皮，倒塌的花园围墙东倒西歪；还有那尘土飞扬、破砖残瓦上野草丛生的空袭地点；还有那炸弹清出了一大块空地，上面忽然出现了许多鸡笼似的肮脏木房子的地方。”①5而所谓的“我们的幸福生活”实际上是包括食物在内的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短缺。小说中的温斯顿仅仅由于饭点时外出，就牺牲了食堂的中饭，等他返回时厨房已经没有别的食物，只有一块深色的面包，而那得省下来当第二天的早饭；他本想喝两口“胜利杜松子酒”解渴，可这玩意却像硝酸，以至于喝下去眼角里流出了泪水，后脑勺还像挨了一下橡皮棍似的；当他从一匣挤瘪了的胜利牌香烟盒中拿出一支烟来，不小心竖举着，烟丝马上掉到了地上，拿出第二支才成功点着。这些逼真的细节描写无不体现出大洋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非常糟糕和劣质。美国国家科技图书奖获得者卡逊(Rachel Carson)指出，文学与科学互融之处在于它们共同的目标，艺术不是为艺术服务，而是为真理服务，文学里的修辞与美学皆为阐述真相服务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奥威尔的文学与科学有着相同的任务——发现和揭示真相，作者以文学的语言戳穿了大洋国权力中心试图将“科学”掩埋甚至阉割的阴谋。

小说里有关温斯顿工作的描写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工作是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有时就像钻进了一个十分困难复杂的数学问题一样。比如，某一次富裕部预测本季度的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双，至于实际产量提出来的数字，是六千二百万双。但是温斯顿在重新改写预测时把数字减到五千七百万双，以便可以像通常那样声称超额完成了计划。而事实却是，很有可能一双鞋子都没有生产。更可能的是，没有人知道究竟生产了多少双，更没有人关心这件事，大洋国里有近一半的人口在打赤脚。每种事实的记录都是这样，不论大小。一切都消失在一个影子世界里，最后甚至连今年是哪一年都弄不清楚。不言而喻，大洋国的“科学”神话不过是用一个谎话代替另一个谎话，大部分材料与实际世界里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甚至连赤裸裸的谎言中所具备的那种关系也没有。“原来的统计数字固然荒诞不经，改正以后也同样荒诞不经。”①39“新话”的存在更是权力集团企图阉割“科学”的极端手段，它旨在扼制人们的思想，阻止人们思考，因为“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①49。

四、变质的“科学”

美国后现代哲学家格里芬(David R.Griffin)曾说：“科学以试图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可能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的结局而告终。”尽管科学破除了迷信，但也带来了科学的极权主义，人们追求和崇尚科学，以至于把科学推上了巅峰，却不知科学早已被统治者操控，变成他们施展自己野心的工具，而希特勒政权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科学的极权并未引导人们走向“乌托邦”，反而走向了“雾托邦”。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变质的科学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其中，最为严重、最为突出的问题，即本为自然法则的伦理关系遭到无情的蹂躏与破坏。

家庭中亲子伦理关系的扭曲与变形是变质的科学直接导致的恶果之一。作为孩童的玩具，一种插在钥匙孔里的耳机，竟成为子女监视亲生父母的武器，以至于“三十岁以上惧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事”①24。于是，在高科技的鼎力支撑下，每星期《泰晤士报》总有消息报道有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 一般都称为“小英雄”——偷听到父母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话，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此外，人类正常的生儿育女也意欲用人工授精的方法代替，并由公家抚养。因此，两性关系在大洋国完全受到遏制，“性交被看成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像灌肠一样……像少年反性同盟这样组织提倡两性完全过独身生活”①61通过这些骇人听闻的事实，奥威尔向读者传达出：科学本是为了服务社会，服务人类，如今却反过来，成为消解和颠覆家庭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遏制人性甚至泯灭人性的工具。可悲的是，身处大洋国的人们却并没有意识到一点。像派逊斯这样的“良民”对孩童的新式玩具如是评价：“我的小姑娘那天晚上带回来一个，插在我们起居室的门上，说听到的声音比直接从钥匙孔听到的大一倍。不过，当然喽，这不过是一种玩具。不过，这个主意倒是不错。”①58而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也同样如此，她甚至把两性关系看作是“对党的义务”，因为党只承认结婚后的两性关系，对于其它一概奉行“禁欲主义”。可事实上，禁欲主义的内在原因，是性生活的剥夺能造成歇斯底里，从而促使公民将性受挫转移到对党的敌人的强烈反对和对大哥的狂热崇拜。根据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观点，性是个人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情感和身体愉悦的最终代表，对性的压制意味着对人性的遏制。在奥威尔的笔下，“科学”俨然成为为极权主义服务的刽子手，大洋国借助“科学”打破家庭，压制个性以及人性，人们失去了个人感情，失去了爱情，甚至失去了痛苦的感觉，变得麻木不仁，最可怕的是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权利。

而现代科学的另一恶果，则使人类丧失了自省和同情的能力与欲望。小说中通过温斯顿的日记细致地讲述了一段有关人们看电影的场景。一艘装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遭到空袭，观众看到一个大胖子想要逃脱追他的直升机的镜头，起初只看到他像一头海豚一样在水里浮着，后来通过直升飞机的瞄准器看到他，只见他全身满是枪眼，四周的海水都染红了，突然他开始下沉，好像枪眼里吸进了海水一样。正是这样一个本该令人战栗、令人悲痛和令人同情的画面，结果却是，“(他)下沉的时候观众笑着叫好”①9。显然，这是作者对科学腐蚀之下“非人”的人类观众的反讽，也是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中所论及的核心观点“异化”，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把人们引向一个“异化的更进一步的阶段”，被异化的主体完全湮没在被异化了的存在当中，在这个阶段里，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思想是一种“单向度的思想”，而人则是一种“单向度的人”。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而科学的纯洁光辉也仿佛只能在愚昧无事的黑暗背景上闪耀。”由此可见，奥威尔对于科学的批判，更准确地说，是变质的科学之批判，鞭辟入里，而深刻有力。

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一书中，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将“社会批判理论”作为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对以培根为集大成者的西方的启蒙运动、特别是启蒙所鼓吹的理性本身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认为人类破除迷信的科学技术最终走向了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则运用文学的形式，清楚揭示了科学主义对社会和文明带来的负面效应，尤其当科学遇上别有用心者，科学的神话亦将跟着蜕变成科学的极权主义。如同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言：“科学对于伦理来说，属于中立的一种智力工作，所以科学的不断发达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若用伦理上善恶的概念来说，就在于科学是被善用还是被恶用。”作为一部世界经典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的虚构化表达，不仅使作者以文学形式介入现实世界“言说”科学得以可能，更促使读者作为人类的身份“延伸”了自己，引发后者有关长期生存和长远发展的深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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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小说相关引文出自：乔治·奥威尔著，《一九八四》(汉英对照)，董乐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为满足行文需要标点有所改动。
• ②此处卡逊关于“科学”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论述，是她作品《我们周围的海洋》(The Sea Around Us)获得美国国家科技图书奖时，于颁奖仪式上所发表的观点。

来源：本文转自《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 第5期